开春以后，日子过得快。老刘头每天坐在门房里，喝茶，看门，等人。茶是苦的，他喝习惯了。门也没什么好看的，来来去去那些人，他都认识。等的人没来，一直没来。他有时候会想，莫淮竹是不是把他忘了。不是忘了他，是忘了泽州，忘了北山，忘了那座坟。不会的，他不会忘。他连一块石头都记得，怎么会忘了一个人呢？
四月的时候，沈渡收到一封信。不是莫淮竹寄来的，是京城莫家来的。莫怀远在信上说，莫淮竹已经三年多没有跟家里联系了，派人去找过，没找到。问沈渡有没有他的消息。沈渡回了信，说没有。他把信送出去以后，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槐树的叶子绿了，嫩绿嫩绿的，一小撮一小撮的。他看着那些叶子，忽然觉得莫淮竹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不是他不想来，是他来不了了。出了什么事？受伤了？被困住了？还是——他不愿往下想了。
五月初五，端午节。老刘头蒸了一锅粽子，肉的，枣的，豆沙的。他用油纸包了几个，带到北山，挂在桃树枝上。粽子在风里晃着，红绳子，绿叶子，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那两棵桃树的花已经谢了，长出了叶子。叶子绿绿的，厚厚的，密密匝匝的，把整棵树裹得严严实实的。树下有一片树荫，比去年又大了一圈。老刘头蹲在树荫里，把粽子从树枝上取下来，放在供台上。
“林公子，端午了。吃个粽子。肉的。”
他把粽子剥开，露出里面的糯米和肉。糯米是酱色的，肉是红褐色的，油汪汪的。他把粽子放在碟子里，推到供台中间。
“你尝尝。”
风吹过来，桃树叶沙沙地响。他蹲在那，听着那个声音。他觉得那不是风，是林泽。林泽在跟他说话——尝了，好吃。老刘头笑了笑，不是真的笑，是嘴角动了动。一个人蹲在坟前，嘴角动了动，算是笑过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
他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桃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地响。他看了一会儿，转回去，继续走。
六月，七月，八月。日子一天一天过，老刘头一天一天老。他的背更驼了，头更低了，走路更慢了。他有时候喘不上气，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沈渡劝他少干点活，他说他没干活，就是坐着。坐着也喘，喘了就歇，歇好了再坐。
九月的时候，老刘头又去了一趟青云观。他买了一壶油，添在那盏长明灯里。陈道长正在院子里扫落叶，看到他进来，放下扫帚。
“刘老哥，你气色不太好。”
“老了，就这样。”
“看过大夫没有？”
“看过。张大夫说没事，老了就这样。”
陈道长没再说话。他拿起扫帚，继续扫。落叶一堆一堆的，黄的红的褐的，扫到一起，又散了。风太大了，扫不干净。老刘头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被风吹散的落叶，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些叶子——老了，干了，风一吹就散了。散了就散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活到这把年纪，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经历过了，没什么遗憾了。要说遗憾，就是没等到莫淮竹。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等到。也许能，也许不能。不能也没办法。他尽力了。
十月初，天气凉了。老刘头把棉袄从柜子里翻出来，晒了晒，准备天冷了穿。棉袄是前年的，有些小了，扣子扣不上。他拿针线把扣子往外面挪了挪，能扣上了。扣上了又觉得紧，又把扣子挪回去。挪回去又觉得松，又挪回来。挪来挪去，最后不挪了，敞着穿。敞着穿也舒服，反正老了，没人看。
腊月二十三，小年。老刘头又去了一趟青云观。他给长明灯添了油，又从怀里掏出几两银子，放在供桌上。
“陈道长，明年我还来。”
“好。”
老刘头转过身，走了。走到道观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还亮着。他看着那点火，忽然想，他还能来几次？一次？两次？也许三次。三次也够了。够他来看很多次，添很多次油。
除夕夜，沈渡又在偏院里摆了一桌菜。四副碗筷，只有两个人。沈渡和老刘头坐在桌边，谁都没动筷子。过了一会儿，沈渡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在林泽的碗里。
“林公子，过年了。”
老刘头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林泽的碗里。
“林公子，吃肉。”
他又夹了一块，放在莫淮竹的碗里。
“莫公子，不知道你在哪。给你也摆了一副碗筷，你吃不着，但心意到了。”
两个人坐在那，守着一桌凉透了的菜，听着窗外的风声。风呜呜地响，像是在哭。不是哭，是风。老刘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辣，辣得他直咳嗽。他咳了好一会儿才停，用袖子擦了擦嘴。
“城主，你说莫公子今年在哪过年？”
“不知道。”
“他一个人？”
“大概吧。”
沈渡倒了一杯酒，端起来，没喝。他看着那杯酒，酒映着灯光，黄澄澄的。他在那杯酒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老了，眼角有皱纹了，鬓角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他又长了一岁，林泽没有。林泽永远停在二十四岁了。莫淮竹也在长，一年一年地长，长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把那杯酒喝了。
两个人喝到半夜，酒喝完了，菜也凉透了。沈渡站起来，把林泽碗里的菜倒在外面雪地里，把碗收了。老刘头也站起来，把莫淮竹碗里的菜倒了，把碗收了。两个人在灶房里洗了碗，谁都没说话。水声哗哗的，碗在手里滑了一下，差点摔了。老刘头赶紧接住，看了看，没碎。他把碗摞好，放在碗柜里。
“老刘头，去睡吧。”
“嗯。你也早点睡。”
两个人出了灶房，一个往书房走，一个往门房走。雪下了一整天了，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老刘头走得很慢，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他进了门房，没点灯，摸黑脱了棉袄，躺下来。窗外的风呜呜地响，雪沙沙地打在窗户纸上。他闭着眼，听着那些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莫淮竹，想起他说——“老伯，我还会来的。”他等了他两年了，他没来。他还会来吗？会的。他答应过的。他说话算话。
正月初五，老刘头病倒了。
不是大病，就是咳，咳得厉害。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就咳，咳得睡不着，咳得胸口疼。他躺在门房旁边那间小屋里，盖着被子，听着自己的咳嗽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来回撞。沈渡来看过他，给他请了大夫。张大夫来了，摸了摸脉，说不要紧，着凉了，吃几副药就好了。药抓了，老刘头吃了，咳了半个月才好。
好了以后他坐在门房里，喝着茶，看着门口。门口没有人。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的，但没有他等的那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但他会一直等。等到他来，等到他等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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