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夜澜走进去。
办公室很大，至少比他想象的要大。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整整齐齐地码着文件，一台黑色的电话放在右手边，一个白瓷茶杯放在左手边，茶杯盖上有一小圈茶渍。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为人民服务”，笔锋遒劲，落款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靠墙的位置放着两个大书柜，里面塞满了书和文件夹，书柜的玻璃门擦得锃亮，能照出人的影子。
窗户开着，秋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微微翻动。窗外能看见省城的天际线，灰蒙蒙的，远处有几栋正在施工的高楼，塔吊的臂架在天空里缓慢地旋转。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那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梳着背头，脸上的皱纹不多，保养得很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领口系得严严实实。他正低头看一份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在窗户透进来的光里闪了一下。
听见沈夜澜进来的声音，他抬起头。
老花镜后面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很深，像是两口看不见底的井。那张脸沈夜澜已经快想不起来了，但此刻面对面地看见，他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眉骨的形状，那下颌的线条，那嘴角微微向下抿的习惯，全都和自己如出一辙。
沈鹤亭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他看着沈夜澜，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甚至带着一点公事公办的、例行公事的冷淡。
“坐。”他说，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是长期抽烟或者长期做报告留下的痕迹。
沈夜澜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真皮的，坐上去很软，和他平时坐的硬木板凳完全不同。他坐得笔直，没有靠椅背，双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直，像是在做一份正式的汇报。
两个人隔着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对视了几秒钟。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你长得像你妈。”沈鹤亭说。
这是时隔二十年，他对沈夜澜说的第一句话。
沈夜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
“我来不是叙旧的。”他说。
沈鹤亭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那是一个细微的、几乎不易察觉的动作，但沈夜澜捕捉到了。那个挑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惊讶，不是不满，更像是一种确认，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
“我知道，”沈鹤亭说，“陈秘书跟我说了，你是从江城过来的。你在江城查的那个案子，有人跟我提过。”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
“谁跟你提的？”
沈鹤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翻开，看着里面的内容，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然后他合上文件夹，放在一边，重新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看着沈夜澜。
“你查的这个案子，牵涉到江城文化局现任局长顾衍之。顾衍之这个人，在江城经营了十年，人脉很广，关系很硬。但你应该也知道，他背后还有人。”
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
“那个人是你。”
沈鹤亭的表情没有变化。
“不是我，”他说，声音依然平稳，“但我知道是谁。”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沈夜澜，看着窗外的天际线。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但他的脸隐没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二十年前，我离开你们母子，是因为我有我的路要走。这条路我走了二十年，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你以为我是靠什么？靠能力？靠关系？靠运气？都不是。”
他转过身，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裂痕。那裂痕里透出来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悔恨，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沉重的东西——是一种被权力和责任压了太久之后，终于有机会说出口的疲惫。
“我靠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碰，什么事情碰了会粉身碎骨。”
他走回到办公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离沈夜澜很近，近到沈夜澜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墨水味。
“你查的这个案子，碰了会粉身碎骨。你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你不停，不只是你一个人会粉身碎骨——你在梧桐巷认识的每一个人，那个书店老板，那个老刑警，那些愿意为你开口的证人，全都会跟着你一起粉身碎骨。”
沈夜澜站起来，和他面对面。
两个人之间隔着那张宽大的办公桌，隔着二十年的时光，隔着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
“你这是在警告我？”沈夜澜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是在提醒你，”沈鹤亭说，“作为父亲。”
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
“你不是我父亲，”他说，“二十年前你就不是了。”
沈鹤亭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蜷了一下，又松开了。那个动作很快，快到如果不是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沈夜澜注意到了。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认亲，”沈夜澜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吴明的调查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把“沈鹤亭”三个字和那行“文化系统只是他的一块跳板”推到沈鹤亭面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1975年到1976年之间，你和顾衍之之间，有没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
沈鹤亭低头看着那份报告，没有拿起来，只是看着。看了大约五秒钟，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像是一面被风吹皱的湖水又重新结成了冰。
“你手里的那份报告，是吴明写的。吴明已经死了。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车祸。”
“对，车祸。一个活人，一场车祸，就变成了死人。你觉得自己比吴明更命大？”
沈夜澜把报告收回来，折好，放进口袋。
“吴明死之前，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他的朋友周国平。周国平等了十年，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我。我不是吴明，我不会在路口被卡车撞死。我不是赵伯，我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不怕车祸，不怕梯子，不怕子弹，不怕任何人。”
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侧过脸。
“沈副省长，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不管你和顾衍之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管你在那张网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都会把这个案子查到底。你保不住他，你也保不住你自己。”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陈秘书站在走廊的另一头，用那种滴水不漏的、职业性的微笑看着他，目送他走向楼梯口。
沈夜澜走下楼梯，走出2号楼，走过那棵金黄色的银杏树，走过那扇有武警站岗的铁门，走出省政府大院。
站在大院的门外，他深吸了一口气。
秋天的空气是冷的，冷得他肺里一阵刺痛。但他需要这种冷，需要用这种冷把心里那些翻涌的东西压下去——愤怒、屈辱、还有那种他不愿意承认的、在他看见沈鹤亭那张和自己相似的脸时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的悲伤。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着那张纸条。
纸条还在。还在原来的位置。
他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画了一张地图。省城到江城，三百七十公里，公共汽车六个小时。他今晚就能回到梧桐巷，回到32号，回到那盏亮着的油灯旁边。
他睁开眼睛，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走了大约两百米，他在一个公共电话亭前停下来，推门进去，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来了。
“喂？”林柏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有点模糊，有点沙哑，像是刚睡醒，又像是根本没睡。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林柏舟的声音变得清晰了，清醒了，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放得太开的喜悦。
“你见到他了？”
“见到了。”
“他说什么了？”
沈夜澜靠在电话亭的玻璃壁上，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阳光落在他身上，却暖不起来。
“他让我停。”
林柏舟沉默了。
过了几秒钟，他说：“你会停吗？”
沈夜澜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赵伯在41号院子里摊开的白布，想起了吴明母亲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想起了苏晚那双在照片里安静等待的眼睛，想起了宋怀远那幅被利刃划破的油画，想起了35号后院那扇被断钥匙堵死的铁门。
他睁开眼睛。
“不会。”
电话那头，他听见林柏舟轻轻地、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一个人憋了很久很久，终于敢放出来。
“我就知道你不会。”
沈夜澜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我今晚回来。”
“几点？”
“夜班车，十点发车，明天凌晨到。”
“我去接你。”
“不用，凌晨太冷——”
“我去接你。”
沈夜澜沉默了两秒。
“好。”
他挂了电话，走出电话亭，站在省城秋天的阳光里，忽然觉得没有刚才那么冷了。
不是太阳变暖了。
是有人在他心里点了一盏灯，那盏灯不会被风吹灭，不会被人踩熄，会一直亮着，一直亮到天亮，一直亮到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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