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两点，江城分局，刑侦科。
孙建国来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刘建国在整理案卷，小赵在写一份笔录，孙丽在翻看一份厚厚的鉴定报告，周国平坐在角落里削铅笔，王浩趴在桌上打盹。沈夜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秦芳的尸检报告，目光落在报告最后一页的结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
结论只有一句话，但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
“死者赵德茂，男，73岁，死因为后脑勺遭受钝器击打致颅内出血，非坠落所致。死亡时间约为10月19日晚8时至9时。死前约二十分钟，死者右手腕曾遭外力强力攥握，致皮下软组织挫伤。综上，本尸检判定：他杀。”
沈夜澜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抬起头。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不重，但很稳，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声响。那声音越来越近，然后一个人出现在了刑侦科办公室的门口。
孙建国。
他比沈夜澜想象的要老。七十岁出头，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的皮肤像干裂的河床，纵横交错着无数深深的皱纹。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领口别着一枚已经褪色的国徽胸针。他的背驼得厉害，整个人像是被岁月折叠过一样，但一双眼睛还亮着——不是那种锐利的、咄咄逼人的亮，而是那种被时光打磨了太久、棱角全被磨平了的、只剩下最后一点余烬的亮。
他站在门口，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上。
韩世安从里面推门出来。
两个人隔着整个办公室的距离对视了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师徒、战友、上下级，还有那根横亘在他们之间十年之久的、拔不掉的刺。1975年，韩世安是孙建国手下的侦查员，宋怀远案的主办人。孙建国是刑侦科长，那个亲手把案卷封存、贴上封条、说了一句“这个案子，到此为止”的人。十年前的封条是孙建国贴的，十年后的今天是韩世安亲手撕掉的。
一条封条的撕和贴之间，是两个人的十年，是一个人从服从到不甘心的十年，是另一个人从不甘心到沉默的十年。
“老韩，”孙建国开口了，声音沙哑低沉，像是生了锈的铁器相互摩擦，“你找我。”
“进来。”韩世安转身回了办公室，门开着。
孙建国走进去，门关上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刘建国抬起头看了那扇关上的门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整理案卷。小赵停下笔，看了沈夜澜一眼，沈夜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便也低下头继续写笔录。
沈夜澜把桌上的尸检报告拿起来，站起来，走到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韩世安的声音。
他推门进去。
韩世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三四个烟蒂，烟雾在办公室里弥漫着，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的纱。他手里夹着一根刚点着的烟，烟头在他指间一明一暗地闪着红光。孙建国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脊背微微躬着，双手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拐杖的底部已经被磨得发白，像是一根用了很多年的老伙计。
韩世安看见沈夜澜进来，点了点头。孙建国转过头，看着他，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但沈夜澜注意到他拄拐杖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孙科长，”韩世安用了以前的称呼，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这是沈夜澜，省厅调来的，现在在我科里。宋怀远的案子，现在是他在查。”
孙建国看着沈夜澜，看了大约三四秒钟，然后慢慢地点了下头。
“你就是沈鹤亭的儿子。”他说。
不是疑问句。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韩世安夹着烟的手顿了一下，烟灰落在桌上，他没有去擦。他看了沈夜澜一眼，又看了孙建国一眼，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
“这件事跟我父亲无关。”沈夜澜说，声音很平。
“跟你父亲无关，”孙建国重复了一下这几个字，嘴角微微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让人不舒服的表情——像是一个看透了太多事情的人，对所有“无关”这种说法都抱持着一种疲惫的、不屑一顾的怀疑，“你查了这么久，查到了顾衍之，查到了陆维民，查到了文化局，查到了画院，查到了码头——你觉得你能查到最后而不碰到你父亲？”
沈夜澜在韩世安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和孙建国面对面。
“赵伯死了，”他把尸检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孙建国面前，“他死之前三天，给了我一份证词，指证1975年10月26日晚上在35号窗帘后面看见的人是顾衍之。三天之后，他从梯子上摔下来，后脑勺被人用钝器击打过。孙科长，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孙建国低头看着那份尸检报告，没有翻开，只是看着封面上“赵德茂”三个字，看了很久。他的手在拐杖的弯柄上慢慢地、来回地摩挲着，指腹粗糙的皮肤和光滑的木头之间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青石板。
“赵德茂，”他念了一下这个名字，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故人一样的语气，“1975年我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走访过他。他跟我说他什么都没看见，那天晚上他从江边回来就睡了。我信了。”
他抬起眼睛看着沈夜澜，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终于有了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被内疚和自责浸泡了太久的东西。
“我信了。十年来我一直以为他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说，安安稳稳地在梧桐巷住了十年。但你们今天告诉我，他什么都看见了，他十年没有说话，然后在临死之前三天，他终于开口了。”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
“他不是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他是被人灭口的。因为他说出了那个名字——顾衍之。”
沈夜澜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吴明的调查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推到孙建国面前。
“吴明1976年写的报告。他在报告里提到了顾衍之、陆维民、沈鹤亭，还有一个人——”他指着报告中间的一段话，“‘顾衍之并非单独行动，他背后有人——一个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的人。’吴明当时没有查出那个人是谁，他在沈鹤亭的名字后面打了个问号。但我觉得，那个人可能不是沈鹤亭。”
孙建国低头看着那份报告，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地移动，像是在触摸一段很久远的记忆。
“你凭什么觉得不是沈鹤亭？”他问。
“因为沈鹤亭不需要通过顾衍之来做事，”沈夜澜说，“他已经是副省长了，他的级别比顾衍之高得多。如果他要做什么事，他可以直接做，不需要找一个文化局的副科长当代言人。顾衍之背后的人，应该是另一个——级别比顾衍之高、但没有沈鹤亭那么高，位置在江城、可以直接影响江城文化系统的人。”
孙建国的手停住了。
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沈夜澜，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丝光——不是温暖的光，是一种寒冷的、锐利的、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触到了什么东西的光。
“陆维民。”他说。
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陆维民，1975年是文化局副局长。宋怀远失踪之后，他出现在梧桐巷，施压要求结案。1980年升任局长，1983年退休，退休后离开江城，去向不明。他手里有35号的钥匙，他认识顾衍之，他和沈鹤亭在省里的会议上见过面、握过手、合过影。他是那个把顾衍之和沈鹤亭连在一起的人——但不是他本人，他是中间人。真正站在顾衍之背后的那个人，比陆维民更高，比沈鹤亭更隐蔽，藏在这张网的中央，所有人都看不见他，但他动一动手指，整张网都会跟着抖。”
沈夜澜停顿了一下，看着孙建国的眼睛。
“孙科长，1975年让你封存案卷的人，不是陆维民。陆维民没有那个权力。那个人是谁？”
孙建国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韩世安把那根快烧到手指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嗤”声。窗外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三个人之间的桌面上，把空气中的尘埃照得像金色的雪花。
孙建国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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