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姐的年纪不大，随时随地，看她却总爱穿一身旗袍。一来在对人炫耀她的纤纤蛮腰，历经数十载风霜，依旧窈窕妸娜；二来告诉人家她的来处。
在香港移民热潮最炽旺的九十年代，大部份的人挤破头飞去美国加拿大，她和老公亚郑，带着独生女儿朱雀，却来了东瀛。
夫妻两个耗尽几代的积蓄，买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居住单位，改建成十个独立隔间的套房，父女三人分别用了其中两个房间，其余的，就开起民宿来。
东京都区，取名叫做「白木屋」的青年旅馆为数众多，但对于喜欢自助旅行的年轻人来说，鸳鸯姐的「白木屋」是其中名号最响亮的。不断的口耳相传，这里的生意鼎盛，经常都必须在出发以前特别打越洋电话来做预约。
我到东京旅行的第一趟，循地址找来，开门的妇人大波浪鬈发，丹色的旗袍上绣满迎风招展的蜻蜓；横看竖看，都像『胭脂扣』里的梅艳芳。
「白木屋」座落的大久保，距离风月最盛的歌舞伎町不过五分钟脚程，我的第一印象是：完蛋，走错了门，跑到一个红灯户！
『哎哟！大老远的，可辛苦了。快快快，去把行李放下来，洗个热水澡，松活一下。』「梅艳芳」一开口，港式口音的普通话，一派古道热肠，动作利落地领路、开门、发钥匙，甚至顺手帮忙开了热水器。这才解除了我的疑虑。
翌日清晨，窗外电线杆上的麻雀儿还唱得热闹，我便见识到「这个鸳鸯姐，真是一号人物」的事实。
日本的大部份民宿通常都是附带早餐的，但那也是按时把饭菜开上桌，由得客人吃或不吃。但这个鸳鸯姐，每隔十分钟便来叫一次门：『该起床啦！热腾腾的菜脯蛋，我专程为你们这些台湾客人学的。』，『该起床啦！别的人都开动啰！』，『怎么还不起床？锅里快没粥啦！』，『干嘛这样懒？菜全吃光啦！我可不会专程再给你下厨啊……』
这样一个笑口常开的女人，像随风散籽四处生根的蓟草一样，到了陌生的土地，总能好端端地继续生存。我常看她向准备结束假期的旅客们收购还没有到期的地铁周游券或回数券，自然是用来转售的；旅行途中，倘若日币花光，也可以就近用台币跟她去换，她大小金额来者不拒，就赚那一点汇率的差距。
我第三趟去住「白木屋」，亚郑已经搬出去了。他们还在念高中的女儿朱雀来给我换枕头时，悄悄告诉我说是『爸爸在外头被狐狸精迷了』，讲着笑着，似乎在说别人家的事。
鸳鸯姐一径都是笑吟吟的，却很有识人之明，不知怎么看出来我跟别的「以血拼为职志」的观光客不同，跑来东京闲晃瞎逛，祇图一个轻松；知道我不是一个赶行程的人，所以总喜欢跑来邀我过去陪她聊天。
她是一个言语幽默的人，讲起在他乡异地讨生活，声音铿锵有韵，很多的挫折，也都让她一笑带过。我就凑她的兴：『妳名字取得好，鸳鸯鸳鸯，多么贵气！再大的难事．也都逢凶化吉吶！』
『鸳鸯？一半奶茶冲一半咖啡，有冻的有热的，都是五块钱港币一杯，什么贵气不贵气的？』她拿自己开玩笑，是一种跋涉过江湖的豁达。
鸳鸯姐的嗓子天赋异禀，她从香港带了许许多多的录像带过来，几乎都是白雪仙、龙剑笙那些名伶的广东大戏。荧光幕的画面都残破了，她老大姐咿咿呀呀地伴随着唱，高亢处，同样都还能直达云宵。
有一天，她在那边『满天落花敝月光…』地大唱『帝女花』，我一边看着歌词字幕，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学着哼。她停下来看我一眼：『不简单，年纪轻轻的，不排斥这些老东西。』
『挺优美的。就是哭哭啼啼，伤感了些。』
她特别把那个录像带的封面翻正了，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你看，这出「帝女花」的导演是谁？』
我仔细一瞧，乖乖隆的冬，是那个和汤姆克鲁斯合作过「不可能任务第二集」的好莱坞大导演吴宇森。鸳鸯姐笑得更开心了，对于能这样吓我一跳，感觉份外有趣。
或许有了这些共同话题，我在东京渡过的辰光中，曾经有段时间，很享受跟她一面折着豆角，一面看她唱作俱佳地模仿汪明荃、赵雅芝。打心里认为：这真是一个懂得让自己活得鲜明而美丽的女子！
忘了是第几次下榻「白木屋」，那一夜出奇的岑寂，寤寐中都还听得清晰自己的呼吸。于是乎，当隔邻房中的打闹声传来，便显得刺耳庞大，非同小可。
我慌忙套上外套，趿了拖鞋就望外冲。
房东的大门敞开一半，我慌忙推门进去，亚郑酒气熏天，手掌弯成爪状，伸长了向鸳鸯姐的胸口拼命去捞。那般深夜，她身上的旗袍居然还未褪下，前襟的盘扣被扯得歪斜，露出贴肉的，碧油油的一方翡翠。脖子上，几条渗血的抓痕。
从场景不难分析，离婚后的亚郑应该是手头拮据了，借酒壮胆，回头来索鸳鸯的值钱首饰。
只是他既矮又瘦削，个头只到她的下巴，张开双臂左右开弓，却始终不能得逞。鸳鸯姐避到墙角，眶中泪花乱窜，抬起手肘挡格了几下，亚郑脚步虚浮，一个踉跄，反而一屁股坐跌到榻榻米上。
我一时也不晓得该从那个角度插手，瞥一眼地上那个狼狈的男人，再回头去看隐忍着不愿哭出声音的女子：『怎样？要报警吗？』
鸳鸯姐别过头去，一手握紧自己破损的旗袍，另一只手无力地朝后挥挥：『赶走吧！赶走了就好。』
我跟亚郑有几面之缘，其实不能说是素不相势，弯腰把他扶了起来。他眼勾勾还在看着自己的前妻，却没有太多抵抗的力量，让我半搀扶半挟持，一起往夜凉如水的街上走。
『要我送你上哪去？要替你拦辆出租车吗？』我话没问完，便看到前方路灯底下，停着一辆没熄火的陈旧轿车，驾驶座上，一个长发染成金色的中年女子。
我带引着亚郑朝狐狸精的车上走。亚郑一路仍喑哑着喉咙在喃喃地骂：『这没有心的娘儿们，这忘本的东西…』
这原本是别人家的家务事，但不知为何，我当时一阵义气填膺，怒气不打一处来，开了车门，将他往内一掼，同样也用广东话吼他：『你自己争气点吧！别再骂她「忘本」了，你搞清楚，飘洋过海的，她每天早晚三柱香，供的还是你郑家的祖宗牌位。』
经由那一个事件，鸳鸯姐待我更加不同，看我的眼光，彷佛增添了什么莫名其妙的化学作用。她开始积极地盘问我台北是否有交往的对像，开始疲劳轰炸般不停在我耳朵旁边灌输她的女儿朱雀有多乖巧自爱，在学校有多少男生在追之类的讯息。
这样一种很像肥皂港剧的氛围持续了一年，在那几次的住宿经验里，祇要我房里的灯还亮着，鸳鸯姐动不动便会过来关心，棉被暖不暖？热水瓶是不是该换了？明明就是大隆冬的十二月天，她也要「扣扣扣」敲开门，问一声：『有没有蚊子飞进来？』
后来，反倒是朱雀沉不住气了。那一天下午，她拿了一把铜板来找我，『我妈怕你不够硬币去投那个电暖气，让我帮你准备了一些。』然后，也不打算离开，倚在门边的落地镜子前面，苦恼地说：『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会疯掉，你说怎么给我妈一个交代？』
『怎么交代呢？』我也是啼笑皆非，『妳这样小的年纪，我怎么敢碰妳？』
『我也不准妳碰我！』朱雀叫了一声，而我们的对话实在无厘头，两个人愣了一下，同一时间笑了起来。『其实，我学校里有男朋友了。』
『是吗？妳跟妈妈去说啊！就不会一天到晚想招我当女婿。』
『唉！我妈有妳当标准，其他人都看不入眼的啦！何况，他也才二十岁，不像你有本事能赚钱，还会「英雄救美」。』
我本想顶她一句『这干我什么事啊？』，但看她皱眉嘟嘴，实在被那口若悬河的鸳鸯姐唠叨到接近神经崩溃。
后来，我们酌磨出一个馊主意，开始「冒牌约会」起来。其实就是借故一起出门，从眼角余光若发现鸳鸯姐鬼鬼祟祟地躲在窗帘后面看，我们就故意拉拉小手靠靠肩膀，直到出了巷口转角，视线看不到了，才又赶忙分开。
朱雀的小男朋友吾郎，戴着厚重的黑胶框眼镜，眉清目秀，有一种都会少年罕见的内敛气质。我跟他们一起排队吃过几次麦当劳和可丽饼，逐渐也放心了，不至于间接地去促成什么日后会不好收拾的犯罪。
但，这样的伪装，顶多也只能维持一段时期。那年夏天，当我一时疏忽莽撞，认真地爱上了模特儿阿泥之后，局面就必须正式宣告真相大白啰！
鸳鸯姐完全不曾掩饰她对我的勃然怒气。我对她的欺骗，对朱雀的纵容，都让她无法谅解。而当我把女朋友带到「白木屋」，她对人家的品头论足，简直到「挑衅」的地步。
有一回，她直接当着阿泥的面，丢了一串钥匙给我。『最里面的房间还空着，让她去睡，不收你们的钱。还没结婚的女孩子，跑来跟男生过夜，害不害臊啊？』
偏偏阿泥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听那一段中国话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当场一张脸胀得像她唇上的口红。接下来，我自然少不了一整个晚上不眠不休的赔罪讨饶。
就因为这样的冲突，危机防不胜防，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白木屋」是完全绝迹了。有几次事前来不及订好饭店，被迫要领着阿泥去住希尔顿那种一个晚上八千块台币的天价旅馆，我咬紧牙关，还是不敢冒险再去敲鸳鸯姐的门。
那年春季，我终于为自己悲喜参半的跨国恋曲划下句点，回到「白木屋」的时候，神清气爽，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睽违良久的愉悦。
鸳鸯姐什么也没多问，仍像对待家人一样地招呼我。旗袍里的柳腰，略微发福了，但颊上灿烂的笑靥依旧，只是聊起天来，话少了许多。
朱雀的男朋友吾郎前阵子曝了光，但因为刚考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名流大学，鸳鸯姐露齿一笑，算是勉强满意，没有闹出什么家庭革命。
那天，她说要整治一锅「淮山炖鸡」，算是给我接风，唯一的条件是让我帮她把淮山挑个仔细。
『有一个好电影，朋友刚寄来的，我看过很多遍啦，你再陪我看一次。』她还是那么殷勤，只是录像机换成了DVD，我正打算再洗耳恭听她那唱不厌的『辞郎洲』、『李后主』或『山伯临终』，没想到电视机出来的是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
『哈！「含笑半步癫」？真有那么毒吗？走半步就毙命？哼，不能走，老娘难到不会跳吗？』她还是那样喜欢跟着剧情比划，学的是老夫人跟唐伯虎斗法的怪招。
我看着她那样大开大合地嘻笑怒骂，那袭春花斑斓的旗袍啊！没让我联想周星驰，却又一次让我忆起梅艳芳，她在『胭脂扣』里的名字，唤做『如花』，两个字被嵌成一付对联：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
而我所认识的鸳鸯，旗袍底下的青春或许逐渐老了，但那样千帆过尽，一路行来的风景，却肯定是骨肉丰颖，扎扎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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