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87年的深秋，北风卷着枯黄的落叶掠过华兴机械厂红砖宿舍楼时，乔可心正蹲在水龙头前搓洗丈夫李俊生的蓝布工装。肥皂沫在冰冷的水里化开，映着晾衣绳上摇摇欲坠的残阳。隔壁张婶路过，喉咙里发出“啧啧”的声响：“可心啊，不是婶子说你，男人犯了错，这衣裳就不该再碰！还是扔了吧，免得沾上晦气呀……”
这本来是邻居出于善意的关心，而乔可心却觉得浑身发冷。她想起今天早上李俊生被保卫科带走时，手里还攥着半张没画完的机械图纸，桌上的搪瓷缸子里，隔夜的茶水早已没有了温度，茶叶沉在最底像团揉碎的心事。刚满八虚岁的李暮雪抱着布娃娃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被塞进三轮摩托，突然哇地哭出来：“爸爸！你去哪儿？”乔可心冲过去捂住女儿的嘴，指缝间漏出的哭声像被风撕碎的纸片。
两个月之后，来搬家的“黄河牌”大卡车碾过家属院的碎石路时，李暮雪把脸贴在结着霜花的车窗上，看着熟悉的红砖楼越来越小。乔可心怀里抱着一个红布包裹，里面是李俊生的技术革新奖状，这是她无论如何也要带走的东西。
乔可心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她已经不是厂子里的职工。她的辞职报告递到刘副厂长的办公桌上不到几秒钟，刘副厂长的签字、私章、厂里的公章一样不少全部留在了那张纸上。
她辞职，只是因为不想每天看着徐振国那无比伪善的脸孔。更不想在原来的车间被很多工友给出的帮助淹没，她每天都能听见诸如此类的声音：“李主任被检举真是挺冤枉的，人家只是想给老人看病，钱不够了就借了厂里的，又没说不还了，至于给人送进大牢吗？可心母女俩现在挺不容易的，咱能帮就帮一把吧，哎……”
像这样的帮助在乔可心看来就等于施舍和怜悯，让她如芒刺背……
乔可心原本是三车间的质检员，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车间里的产品每一件都要经过她的严格检验才可以贴上大大的合格证。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瑕疵，一旦发现马上当做废品处理，因此，她被工友们戏称叫做“活阎王”。她就是一个如此心思缜密，性格刚毅的女子……
搬家的卡车停在城市东郊的筒子楼前，墙皮剥落的楼道里飘着公共厨房的油烟味，陌生的邻居们探出头来，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们身上。
乔可心走进湿漉漉的水产市场。清晨五点的冷库就是个巨大的冰窖，乔可心哈着白气掀开蓝色塑料布，里面的带鱼闪着银白的光。她抓起一条，指腹被冰碴刺得生疼，管库的老王头嘴里叼着烟卷：“可心啊，这年头卖鱼不体面，你以前可是国营厂里的……”她没接话，低头数着皱巴巴的毛票。
第一次出摊那天是个星期日，乔可心把锈迹斑斑的铁皮摊车支在菜市场拐角。帆布围裙上很快溅满鱼鳞，剁鱼刀在木墩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初次杀鱼，乔可心的动作有些笨拙，却无比坚定……
李暮雪因为实在没人照看只能跟着妈妈来到了菜市场，蹲在旁边，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写画画。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来买鱼，捏着鱼尾嫌不够新鲜：“哟，这么年轻漂亮就出来卖鱼了？不会是被男人甩了吧？哈哈，这鱼臭了，怕是放了好几天吧？”乔可心握着杀鱼刀的手猛地收紧，刀锋在木墩上划出深痕。李暮雪突然站起来，挡在摊车前：“我爸爸是工程师！是车间主任！不是坏人！”
男人悻悻地说了一句：“这小丫头脾气挺暴啊……”转身离去。
收摊回到新家时，乔可心发现李暮雪的棉鞋湿透了，小脚冻得通红，她把女儿的脚塞进自己怀里焐着，看见李暮雪脚背上冻出的红疙瘩，眼泪啪嗒掉在棉裤上。李暮雪却指着窗台上的纸船：“妈妈，这是我用桌上的废纸叠的，它能漂到监狱吗？”那些被退回来的申诉材料，不知何时被女儿偷偷叠成了小船，船身上还留着“挪用公款”的蓝印子。
乔可心让二哥乔旭东托关系给李暮雪转到了八里堡小学。因为离她卖鱼的菜市场很近，方便接送。学校开家长会那天，乔可心还特意找出压箱底的蓝色高档棉大衣就想着给老师留个好印象。走进教室时，听见几个家长在议论：“就是她妈，在菜市场卖鱼的！我还买过她家的鱼呢。”“她爸好像是犯事进去了吧？要不然也不会落魄到这个地步……”李暮雪的座位在教室最后排，坐在凳子上的她伸手紧紧地堵住了耳朵。
李暮雪的班主任大声对乔可心介绍着：“李暮雪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上课总走神，问她想什么，她说在想爸爸……”
乔可心低头看着自己指甲缝里还嵌着没洗净的鱼鳞。
1989年的春节，乔可心用卖鱼攒的钱买了二斤五花肉，先是切了一半在公共厨房炖了一锅红烧肉。剩下的一半等着晚上包白菜猪肉馅儿的水饺。
李暮雪把最大的一块肉夹进她碗里：“妈妈，你多吃点，不然没力气剁鱼。”吃到一半，孩子突然放下筷子：“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带着放鞭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乔可心看着女儿因为长期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小脸，眼泪掉进了红烧肉的油花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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