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那天，新加坡连下了三个月的雨突然停了。很奇怪，天上真的一颗雨都不舍得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脖子被晒到烫伤的感觉。前一天是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记得很清楚，我盯股票盯到凌晨五点。当天交易量创了短期内新高，涨幅接近百分之四，算上前一天的，股价终于拉回周一水平，甚至还略高一点，从比例上来看有百分之五之多。
那天公司股价是四十二块，我在同居前买入的所有股票成功交割离场，算上期权所得，一百二十万的浮亏在平仓那一刻彻底成了实亏，公司为我换回当初写在合同上的配发总额——现在是前司了。
租金收入远远覆盖不了期权行权时高昂股价所带来的叫人心惊肉跳的个人所得税。由于延迟缴税的缘故，下一张我要缴纳的税单来自22年，当年财年年尾的股价刚好是今年二月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对应到二月，我交割所得的一半都得缴纳给IRAS。到四月23年财年结束，像这样的税金，我还要连缴三个月：至于从三百五十元的山顶一路滑下来，税金到底给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创伤，自股票卖出的那一秒，似乎就已不重要了。
断胳膊断腿说不上，再怎么伤筋动骨，都不过是擦伤。侥幸新加坡政府在去年二月全面解除了抗疫的入境限制，潘德小姐当周就开始频繁出差了，她工作很专注，有时周末也试着探听潜在客户的情况，即便偶尔周五就飞回办公室驻地，项目上的疲惫乘以差旅之苦，都让她瘫痪成了只在家里与我缠绵依偎的人。
当然，她的差旅之苦主要是精神上的。作为包装的一环，咨询公司对顾问的差旅标准从不克扣，哪怕她自负盈亏。
我可能有九成心疼她，一成侥幸。侥幸之中，又有九成是为了她可以好好一展拳脚，没被疫情拖垮的合伙人毕竟不多；至于剩下那一成，我实在不愿深究。我的自尊心让我无地自容，连踩在顶楼的地板上都觉得是种造次：但这种羞耻的时刻太多了，每次当我独自回到潘德小姐的家里，每次当我坐在她曾经坐着与我开会的地方、当我向新加坡的心脏俯瞰，那些不敢深究的百分之一便一点一点叠加、扭紧，最后环抱成完完全全的我。
如非紧急情况我一般不动她的车。平常用饭，要么可以报销，要么也只是食阁随便吃两口，潘德小姐不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我花销极低。尽管由于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公司在外部确实面临客观上的危机，股价暴跌并不完全是资本市场操作出的结果，但，股价和新闻方面的压力更多还是在集团和董事会那边，我们的业务量仍然非常可观，也如何都到不了苛待员工的地步——我的现金流其实很充裕，相当充裕。
可如果不把股票市场里我的纸钱当作真钱，我去擦亮眼睛看清我以百万计算的房贷，我将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是什么感觉？
为了避免这种感觉，我把弹匣尽数打空。
房子现在搁置着。在新加坡，年轻人分租是普遍现象，但我对房子用了很多心——潘德小姐也用了很多心，原本整租的租客回了国，筛选新租户，很需要些挑剔眼光。我还没有走投无路到需要靠租金续命，况且精力在焦头烂额之下已明显匮乏，比起每个月只能请潘德小姐护理一次头发的微薄收入，这些宝贵资源放在最要紧的地方自然更合宜。
计划离职的不只是我。不如说我走得还算光明磊落，在新老板的茶室里见到乔瑟琳险些让我当场舌头打结。
记忆在不恰当的时候已然写入我生命的磁场，所见、所闻，连同陡然干枯的空气，一切宁愿记住的宁愿想不起来的都在我脑海里落下刺青。我甚至记得阳台上晒干了的水的疤痕。那时我就站在那里，她做完她的头发回到家、捧着电脑盘腿坐在沙发上，我有点想让她别那么坐着，但彼得说得对，日常小事我得顺着她，这样才能在遇着大事的时候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她跟腱的旧伤复发了，就在去年。
潘德小姐用电脑用得全神贯注。那是她的私人电脑——这一点就让我更担忧了，唯一的好消息是至少她没戴着耳机，所以也许大概可能她确实没有在抠舞蹈动作。
我出来是为了摸一下铜雕像，我想知道它是否被太阳晒成了烤手炉；也许我是想吹一下风，也许两者都有。它的边角——我是说阳台上这个巨大的铜制雕塑的边角，不是我的——它边角这些铜锈，起势已然不可抑止，个别地方防锈层似乎完全脱落了，铜绿堆得像座晶状丘陵，我一直想清理掉它。我迟迟没有动手。今天是个好时候，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也没有雨。但我还是只摸了一下就不理它了。我总觉得我在动手之前应该先问问潘德小姐，也许她喜欢这种铜绿攀附的效果呢。
她还在看。姿势没变，她的右脚还是盘在左腿上，脚尖绷得跟袜子做的手偶似的。我心里像有个打火机一直没打着火，咔一声、咔一声，护栏烫出水泡，正如同塑料件焚毁于最小的火苗。我的手哆嗦了一下。沙发套送去清洗了，除却火狱构成的栏杆以外，我在此地无处依凭。
工作的事一会儿又跳出来、一会儿又跳出来。我不知道我该先烦恼我的烦恼还是先烦恼她的烦恼，显而易见桑妮亚·潘德不在乎她应有的烦恼，至少不如薇罗妮卡·潘德那么在乎。她根本不管不顾——
怪不得整天把“谁管”“我不管”挂在嘴边。仔细一想，这个不伦不类的英语直译确实是在她伤病复发之后诞生的。
她开始用键盘了。最初只有一两下，我还以为只是动动鼠标，然而紧接着敲击就更频繁了，数分钟内几乎持续不断。潘德小姐脸上不太有键入的痕迹，或者线索印在了玻璃上、而我被反光晃得走了神，关于潘德小姐正在做什么，我一点思路都没有。乔瑟琳的话不时就在我耳边盘旋，她简直像架人形轰炸机，费油但着实可畏，我脸有些疼，不知是太阳烧的还是别的什么留的冷枪。
我确实需要钱。尽快还清房贷能让我活得有底气得多，我甚至觉得这与拥有无关，更多是在于我的背负，在我所亏欠，在于负担。我不关心它减轻或加重。它的消失本身对我就是有意义的。
太晚了。
我卖得太晚了。
这念头一闪，便有什么从脚下一直冲到脑门、冲破我的眼睛、让我双拳紧握——那是股莫大的耻辱。我分不清自己更痛恨哪一部分，我的损失还是我的愚蠢——她又在压腿。我的牙齿咬到一起。
大约那么盘着让她不舒服了，潘德小姐敲键盘的手停下来不久就抱着电脑让自己换了个姿势，她总是习惯性地拉伸，在家中尤其如此。术前我看了那个演示视频不下五十遍，她的跟腱比从前更短，能正常走路和跑动我已觉得万幸，正因如此，这些动作我单单看着都揪心：我生她的气。她的瘢痕愈合情况只能说尚能接受——我光是想一想她上次怎么过的这道坎我就浑身发麻——她对自己太不爱惜，没有什么不曾威胁到生命的东西该以这等代价去延续。
门上一阵光影晃动，她站起来了。我忙开门进去，竟然觉得冷。
“坐。”我说，“你要什么？我给你拿。”
“我只是打算叫你进来。”她摇摇头，望着我笑，“我很高兴你这么体贴，但我已经完全恢复了，你没有必要如此细心地看护我。有时候在你面前做小孩很放松，不过——我想我可能需要通过做个大人的方式去让我认识到一切已经如同往常。”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微微耸肩。
她只是看着我，稍过片刻，似乎不再打算利用沉默攻心了，转而道：“我们还是聊一些要紧事。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想签证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至少没办法像你希望的那样用旅游签。总体来说我觉得秋天是个好主意……”
“等一等，你在说什么？”我坐下来，接过电脑，“你在说去印度的事吗？”
“我以为我们一直在推进当中。”她满脸无辜。
屏幕上是她和一个什么人的邮件来往，对方信息罗列得很完备，从受中国人欢迎的热门景点到特色餐厅不一而足，只是，头两个餐厅地址一个在孟买一个在蒂鲁文南特布勒姆这点，还是让我浑身冒汗：两者相距至少一千公里。
潘德小姐继续说着：“我在想回家之前我们应该先……你知道，你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我想我们应该先在北部度过一些时光。你知道我们甚至可以住进皇宫里吗？那是斋普尔一家对外开放的酒店，我觉得比起维护不善的欧陆城堡来说会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冲击性的体验。”
我淡淡说：“你去过斋普尔吗？”
她明显心虚了，可嘴比谁都硬：“我很高兴我把初体验留到和你一起。”
“你觉得哈瓦陵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吗？”
潘德小姐不接话了。那是斋普尔乃至印度北地最有名的建筑之一，我恶补莫卧儿帝国历史的时候顺藤摸瓜看到资料，印象很深刻：哈瓦陵是给贵族女性观礼用的建筑，在我看来这栋宫殿跟阿富汗女人穿的蓝色茶达里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我们哪儿也不去。”我说，“我原本以为你在忙。早上的康复训练怎么样？你比我以为的要更早一些回来，”我食指画圈，做出卷发的动作，“考虑到这个‘流程’之漫长，我是说，每当你需要去会所关照你的头发——我以为你会到两点回家。我该准备午餐的。”
“别浪费时间，我们一起在楼下吃点就好。你太累了，我想你只睡了一会儿？”
我看着潘德小姐：“你的康复训练怎么样？”
她眯了眯眼睛：“没什么特别的。小机型没有办法提供更舒服的搭乘环境了，我本来也担心她今天给我一个与‘完美’无关的答复。我得说我们遇到了足够好的运动康复师。所以你什么时候睡的？黎明左右我还注意到你用手机。你不该在黑暗中用手机，顺便一提。”
“抱歉，我只是看一眼。”我没提盯股票的事。其实我在凌晨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的午后便全部卖出了，当时我刚接到她。我只是……睡不着。
我握住她的手：“我有吵醒你吗？”
“跟那没关系。这对你的眼睛不好。”她也拉了拉我的手，“我猜你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你是说工作？”
她点点头。
我不由叹口气：“这会是个艰难的决定。”
潘德小姐望着我。她跟她的项目团队亲自参与到了公司架构更变当中，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甚至比这个职位上的前任更能理解我。
情况相较老大和凯文还在的时候要简单很多——简单很多，尖锐很多，因为两个职位合并成了一道权柄，而手握权柄的我不仅要扮演大老板的矛，必要时候，我还得自导自演，当我们团队的盾。升职以后关于“事”的工作比起从前更少，“人”的工作暴增，一面我还要作为大老板的马前卒在集团冲锋陷阵。我虽然相对擅长做“人”的工作，可长期陷入勾心斗角党同伐异并不是我的志向所在；瀑布下跌的公司股价，又无法抚平担当总管大太监带来的疲惫感。
离开是必然的。
我还是很看好我们公司。我相信大老板的才智，也相信在他带领下公司能按既定的蓝图守好这片江山。但我毕竟不能单纯为别人的江山卖命：老大也多次找我，他们CEO甚至跟我亲谈了一次，开价厚道。我跟那个方向实在无缘，就亲疏上分析，跟着老大干与跟着大老板干我都是嫡系，考虑到资历，跳过去还不如留在蟹壳。
“大象还在谈吗？”她神情专注，显然已进入状态。
我摇摇头：“他们的薪资跟开玩笑一样。”
“我知道在独角兽当中他们不算很大方的，但公司正在上升期，况且还不曾上市。你有询问过期权的部分吗？”
“当然。实际上他们高招组的HR自己都承认工作不好做，我不理解，也许是利松太不一样了。有时候我觉得销售出身的CEO才是一家上升期公司的最佳选择，财务或供应链则刚好相反，这样的CEO适合登场于黑暗中。”我挠了挠眉毛，“说到这个，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顶级机密——你知道他们是一家估值很高的独角兽。”
“嗯哼。”
“他们自己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当然了。”
“所以，在为员工配发期权的时候，”我故作神秘，停顿了一会儿才道，“他们会按照自己公司内部估值来给每股定价，举例来说，按每股价值五百美元给你……”
“什么？”潘德小姐一下子倾过来，忍不住地笑，“你认真的吗？”
我也没忍住笑，手托着她，点点头：“当然。跟大象的人不一样，我不会拿薪酬的事开玩笑。他们无法提供确切的数据给我，不过单是‘内部估值’这个说法就已经是面大大的红色旗帜了。我没打算继续推进，我的时间有限。”
“所以鲁德拉那边……”她重新坐直。
“我不打算去。修文跟我定位重复，他更偏技术面，所以被派出去拓展边境的人肯定是我。工作内容当然比起现在会更有趣一些，但落实到每日行程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我顿了顿，“现在市场不好，我情况尴尬，可挑选的机会不多。”
“姚。姚，看着我。”她捧着我的脸，“你有三个现成的录用通知就握在你手上，三个！别那么说自己。”
“谢谢你，宝贝。”我勉强笑了笑。片刻，我说：“至于第三个，我觉得我还有需要考虑的地方。”
“可你对这个机会明明很感兴趣。”她面露不解，“C字头，首先——就是一件很好的事。社区团购如何落地又是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有时候我甚至担心你为了这个回上海。”
“我不会去上海那家公司的。”我撇撇嘴。她笑得肩膀都在抖，我也忍俊不禁，接道：“你记得我跟你说我在那里见到了乔瑟琳吗？”
“这种重磅消息实在叫人很难忘记。”潘德小姐仍然笑着，只是她此刻望向我，眼中多少含了探寻。
“我以为你们接触不多。”我先发问，“她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不多。你是对的。”她淡淡的，向后一靠伸着懒腰，“乔瑟琳蔡，可怕的敌人，可爱的朋友。我本来还在想你至少会为那里有个熟人而感到放松一些。”
“那也要看这个熟人是在那里做什么。况且她还没有离职。我敢说利松到今天都不知情。”我理着头发，好半晌，道，“那个创始人，我们之间的联系相当间接。我是说，我确实在这行打造了一些声誉，但我应该还没有重要到让这种层次的老板亲自跟我做初步接触——我知道初创公司人们常常亲力亲为，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不是这种‘为’法，他的房地产背景让他创业创得像摇滚巨星开演唱会。
“所以，我有这种猜测，一个还未证实的猜测。”我深深吸了口气，“我觉得想找我去帮手的人，其实是乔瑟琳。”
潘德小姐皱起眉：“她的职位是什么？”
“这正是关键所在。没有职位。我正面问了，他们俩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得到的只是些边边角角的陈词滥调。”我说，“我怀疑乔瑟琳其实是联合创始人，但，你知道，这会涉及到一些法务问题，哪怕在她离职之后一段时间内也如此。当我产生了这个猜想，我便没再追问。”
听了我的话，潘德小姐缓慢地点了点头。她没有沉默太久：“如果确实如你猜想的那样——这是令你犹豫的点吗？作为你老板的乔瑟琳？”
“我们还在谈薪水。我不是很想要把黄金时期花在兑换纸钱上，当然也不能一点纸钱都没有。我在东南亚的经验会帮到他们很多，蟹壳许多市场的‘零到一’，都有我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有时候我可能会被看作是可替换零部件。我不喜欢做零部件，至少不是在初创公司。”我说。
实际上我有别的担心，但这涉及到乔瑟琳的**，我不能讲。
谈到这件事又让我烦躁了起来。潘德小姐没有继续问什么，我的回答已经足够有说服力，那些也确实是我考量的点。昨晚去机场之前我在乔瑟琳的新办公室——她声称是她“借住的地方”，有一定说服力，因为她最近确实面临一些“情感问题”——当然她不让我把那里称为她的新办公室。我是受邀过去的，她和我聊聊理想，我跟她谈谈价钱，没有HRBP，就我们两个。当我反应过来，她可能也是我的老板之一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冲到办公桌前拉开了文件柜。
乔瑟琳还在办公桌里藏酒。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信任这样一个人。
“好吧，有时候来回谈判确实是件煎熬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你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也许可以做更多的接触——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你一定要开口，好吗？我总是很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地方似乎不多。”她拉了拉我。我点点头。一般这种时候我该亲亲她的，但今天这个亲吻迟迟不曾落下去，她的腿横亘在我和她之间，成了某种沙发椅背上的挂件。
她还在压腿。
我勉强开口：“你……你想要一直这样吗？保持这个姿势？”
“太难看了吗？”她动也不动。
“当然不是。我是说，你上午已经进行过康复训练了。”
“那是跟腱的工作。现在是髋部的工作。”她说。
我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没那么烦躁：“它不是一种‘工作’，你的髋部并没有受伤。”
“但我每天都这么做！”她显得很轻松，语气和动作都是，“好吧，除了手术前后那两周。这打扰到你了吗？我不明白。”
“没事。”我看了会儿阳台。那阵“咔”“咔”的打火机不断点着又始终点不着的感觉又回来了，可是此刻太阳无法灼伤我，使我煎熬的唯有心火，是心里的火焚烧着忍耐的极限。片刻，我说：“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
“去印度玩。我之前在说觉得秋天比较合适。你觉得呢？”她望着我，好歹是收回了她的腿。
倒还不如抻着腿呢，我心想。其实我也一直关注着赴印签证的事，大流行已经基本离开了媒体视野，印度迟迟不愿意对中国国籍申请人开放一般签证就很耐人寻味。中印关系这两年确实越来越有变成个活跃话题的趋势，边境摩擦分明年年都有，但最近越来越常见诸新闻了，这是形势变化的佐证。我最亲最爱的人身上流着印度的血，要我不为最坏的情况担忧是天方夜谭。
“我不知道。我想即便能够成行，也不能像你刚才给我看的那样从孟买一路玩到印度东南，一般总监往上的职位试用期都在半年起步，况且如果工作进展到关键阶段，要请假也……也可以，只是我得一边开会一边度假，早晚都在酒店回邮件是必然的。”我在最后改了口，因为潘德小姐的脸色随着我的话一点一点正枯萎下去。
她很快又满面春风，像什么喷了水便立马支棱的蔬菜。但我一开口她就又蔫吧了：“你觉得我们能在英国见面吗？你不是说你姨妈最近总是希望你妈妈过去作伴。”
“是那样，但你觉得那里是个出柜的好地方吗？外婆外公都在曼彻斯特。我妈一旦有一点点不对劲他们就会发现，我还没有那么‘准备好’。”她蹙着眉。我拉拉她的手，潘德小姐神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说：“而且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他们了解我。你根本不会跳舞——我甚至都不和彼得出去玩，我在中学毕业以后就再没有做过旅游计划。他们约我去度假和野营总是强制性的，而那已经是我的家人，我住在新加坡，我们只有那种时候才能见面——现在突然之间我想到要回曼彻斯特过三十几岁人的暑假，还带上了我的未婚学校里的同学——真的吗？”
我挤着话：“……但你不是本来就打算要出柜并且把我介绍给他们？”
“这不一样。”她叹了口气。我很少见她这样没精神。
潘德小姐说：“我是印度人，我有一个印度人的姓氏，我在印度读了小学。你是我的朋友，你对印度棉感兴趣，你偶然听说我家里就做纺织品生意。我盛情邀请你到我的家乡玩，但是阿麦达巴没有直飞航班，所以我们需要转机，从班加罗尔或从孟买。我当然会选择孟买，孟买也是我的某种程度的家乡，既然到了孟买，而我路过家乡，回家一趟也很正常，你跟着我回家也很正常，我们全家担任导游、彼此在孟买增进了了解，就更正常了。所有事情都很正常。我父母也可以知道你究竟是谁。”
“你父母知道我是谁。”我指着自己，“薇罗妮卡和我通过好几次电话，记得吗？”
她轻轻吸了口气：“那不是我想要的。”
最初的通话是彼得帮忙打的。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朋友”跟老潘德讲上了话。拉吉夫的建议也跟这相似，如果要认识他们的父母，我应该先单独认识薇罗妮卡而不是瑞提什——潘德小姐决定向父母出柜之初跟拉吉夫仔细商议过，拉吉夫建议先让阿姨叔叔了解我本人，接着再讲出潘德小姐的同性取向、以及她现在拥有我这个女朋友的事实。这种安排大出我所料，当然，其背后代表着的拉吉夫对我莫大的认可，也是我自己怎么猜都猜不着的——我觉得是好事。一个人拖到三十几岁还没让父母获知自己的私生活情况，这已足够说明它不是个能轻松完成的项目。
潘德小姐对此有些过意不去，一方面，某种隐含的雀跃又让我意识到了她很希望父母能够见见我。倘若我跟薇罗妮卡通电话的事发生在平常，我想她一定会高兴上至少半个月。
第一次通话发生在潘德小姐术前。她坚持要采纳更不适用于她情况的手术方案，因为有旧伤存在，本是微创手术的方案在执行之前还需要一轮耗时较长的精细切除，这意味着一场大手术，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好处在于，乐观情况下，她在术后第五天左右就可以下地走动，相关运动功能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如果不再跳舞的话，这个风险，她本不必冒的。
老潘德是与她最亲近的因为伤病离开舞蹈的人。即便违背她的意志，这个电话我也不能不打。
“不管怎么说，”我望着潘德小姐，“他们中的一个人已经和我对话过了，我觉得你父母对于你有一个朋友这件事，还算知情。”
“你不是‘一个朋友’。”她视线转了好几次，然而夹杂在言语之间的绝非调侃，那些犹豫处在调侃的反面。潘德小姐花了好几秒种才说：“我妈妈的整个家庭在81年离开的波兰，你明白吗？他们很显然不是多么愉快地唱着歌离开的，他们甚至都不再说波兰语了……”
“你是说我是中国人。”我打断她。
潘德小姐低着头，拉着我的手。我一把抽出。
“姚，我不是说你的身份带来了什么额外的东西。”她抬起头来看向我，“他们得先知道你是谁。你明白吗？他们需要先了解你究竟是谁。在印度碰头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初见面的冲突，我想你们不会聊到太过具体的问题。我没法儿想象我外公会是什么表情，如果你无意中提到波兰在东欧，或者类似的话。”
我以前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在一起也有几年了，我明白哪些话题对于她以及她的家庭来说是敏感的。
“我能理解。”我尽量保持平静，至少保持平静的语调，“让我们先谈谈除此以外的事——除了我是中国人这个我无法改变也不想要改变的事情——”
“姚……”
“对不起，我只是——”我攥紧了拳头，过了两秒钟，继续说话，“签证的事怎么办？我已经问过代办的顾问和旅行社，现在即便是这些代理机构也不接受订单。我听说就连商务签证都很难办理下来。”
她顿了顿，显然觉得刚才的话题不应该如此收场：“这可以通过邀请函来解决。”
“当然了，你之前提过这种方案。太刻意了。所以你的中国朋友如此向往印度，以至于希望你的家族企业捏造一份商务邀请函？我甚至都没有相关的从业履历。我们公司甚至一直躺在印度商人联合会的调查名单里，我们集团的项目甚至被印度政府直接下架。然后紧接着我还会从一家公司的员工变成无雇佣状态。”我双手抱臂，“我想不到这件事的可行性。”
“不不，我是说，也许可以通过邦层面来解决邀请函的事。这样你的签证申请也不太可能卡在中间。”
“你说古吉拉特邦。”我盯着她，语气平静到近乎诙谐了，“你说你打算让和你们家族有些来往的那位首席部长先生给你的中国朋友，我，出具一封政府层面的邀请函，以使我可以到阿麦达巴旅游，‘顺便’在孟买转机。”
她吸了口气：“我觉得事情不像你形容的那么超过。而且我说的不是让鲁伯尼先生帮忙。”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看起来都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所有事情都很正常’。”我举着双手，“总之，桑妮亚，我不倾向于用任何别的手段前往印度，况且我真的不觉得这件事情到了需要什么公司或政府专门为我出具邀请函的地步。什么让你这么着急？情况总会缓和的，我认为他们不太有可能一直卡着签证的事。这对印度没有任何好处。”
“你说得对。”她错开视线，“许多国家的签证政策都已经恢复往常了，我想印度对中国的签证只是稍微会慢一些。我只是，我只是不习惯这种困扰，我想我很少亲身体会它，尽管作为一个印度人，我对这个话题很熟悉。”
“不。不，你不熟悉。你的护照非常便利。”我沉默了会儿，再度抬头，试图调节气氛，“实际上，有时候它只是给人们增加了工作的步骤。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曾经需要频繁地到东南亚出差，我在印尼度过了很多时光，利松也是。他在项目前期还拿着中国护照，有天我们闲聊说到办签证的事，他说签证给了他一个借口，这样，在相同的预算下，有限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按更高的差旅标准出行。”
潘德小姐更多是维持着一种虚荣的和谐：“你觉得他说得对吗？”
“我不知道。我们在印尼的差旅标准确实在事实上提高了，但那跟国籍或出差时长没关系，纯粹是因为利松常在那边、所以公司签了一个很奢侈的协议酒店。”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笑，别过头，我分不清自己此刻为何不愿正眼看她。我说：“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困扰。如果情况特殊，我想它甚至能是一个很好用的借口，我想我已经厌倦长时间出差了。”
“你有想过换一本更方便的护照吗？”
“什么意思？”我明显感觉肌肉一僵，脸颊全冻住了，“你说让我变成新加坡人？”
“呃，我不会说成是让你‘变成新加坡人’，你无论如何仍然是中国人。”她的手指摸上脖子，“邮箱里每年都躺着新加坡政府的入籍邀请信。你是说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选择吗？”
“国籍更变就是国籍更变。那些放弃了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我不知道用英语怎么说——那是不同的。”我浑身僵硬，“别告诉我你没有发现我和新加坡华人的区别。我们名字的拼写方式甚至都不一样，我的母语让我离海外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族群很远很远。”
“我明白你所说的。”潘德小姐目光始终落在我脸上，可我没有看她，对于她的言语，一时无法分辨，“但仍然有很多人行使着他们的迁徙自由，不管是在1949年还是1997年之后。我想这与当地中国人的主流文化无关。”
我尽可能缓慢地说话，因为太慢，太阳穴已突突跳起来：“你管它叫‘迁徙自由’。我觉得，如果那是一种自由，那么人们应该既享有迁徙的自由、又享有不迁徙的自由，而不应当受到批判。我在享有我的不迁徙的自由。”
“你还打算回中国生活吗？”
“这跟那没关系。”我看向潘德小姐，“我知道印度永久居民资格可以轻易获取，但中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哪怕你完完全全顶着中国人的面孔也如此。如果我有更变国籍的打算，在五年前、在十年前，我就已经那么做了。我没有那么做，当然是有我的原因的。”
潘德小姐眼神闪烁：“我冒犯到你了吗？”
“是的。”我说。
“我只是随便提一提。我没想到它对你来说——我以后不会再讲这件事。”
“当然。我相信你。”我扫了她一眼就不再看她。
电脑屏幕暗下去了。我的怒气横冲直撞，迟迟没有减缓的意思，空气变得更冷，我连牙龈都疼。我没想过她会连个歉都不道，她看上去甚至也有点生气，我不明白她有什么好生气的，被冒犯的人是我又不是她。缺眠少觉让我心脏发酸，此刻站起来，又无益于甩她冷脸子——沙发微微下陷。
她又在拉伸。
“桑妮亚，”我火气终于压不住了，“你能停下吗？”
“什么？”她转过来，“这也冒犯到你了？我每天都这么做，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你觉得我是找茬？”我简直不敢置信，“你忘记医生对我们说的话了吗？你忘记你妈跟你说……”
“那不是医生对‘我们’说的话，那是医生对我说的。”她看着我，仿佛很平淡地说，“我以为我对我的身体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点自主权。”
“很好。现在我成了妨碍你身体自由的人了是吗？”我死死按住额头，强压肝火，“你到底有没有试着想过为什么你的跟腱会再度受伤？”
潘德小姐转过来。她舍得放好她的腿了。我瞥向她，只听见她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是我应得的。”
“你怎么能那么说？”我的眼泪猛地涌出来，“我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那么说我？”
她不讲话。
“你觉得我希望你受伤吗？我不想你做‘速度桥’，但如果我不尊重你的意愿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方案放到你面前来？你的主刀医生是自己感受到上天的旨意从北京飞来新加坡的吗？你觉得——你觉得在你康复的这段时间里我所想的全部就是，这是你应得的？”我合上眼睛，胡乱抹着眼泪，“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桑妮亚，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你不能那样高强度地跳舞。肌肉需要恢复，你需要睡眠。你不听。”
前所未有的冷漠覆盖她的脸。桑妮亚·潘德说：“你在曲解我的话。”
“在曲解的人是你！”我站起来，“你觉得我不支持你跳舞吗？我从没有说过一个字。以前我就讲过，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么就辞职，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地支持你——”
“怎么支持，财务上支持我吗？”她冷冷一笑，我只觉得我的心都被她贯穿了。
那张无情的嘴还在吐露她的真言：“我没有要求太多，但你甚至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都没有支持我！你在帮彼得那个自尊心泛滥的怪物说话，你们根本不想要看到我再出现在舞蹈室里。就为了什么？让他的愧疚停止增殖吗？还是让你有更多时间和我探索新加坡这个迷你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去你的。”
“去你的！”她骂回来，“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问一问你是否愿意换国籍，我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在新加坡长期生活下去。你有想象过你的脸色吗？你不管。”她忽然冒了句普通话，“你甚至有想过在我的语言里‘你不关心’怎么说吗？”
我盯着她的脸。
“去。你。的。”我一字一句说。
出差用的行李箱是现成的，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拖着箱子走到了最近的地铁站。自冲出门起，血气就未曾有过止歇的时刻，有什么浓烈的强烈的足以将我撕成碎片的东西支撑我一步一步暴露在烈日中。我没进地铁站。我只是在入口前绑了个头发，像这样的天气，披散下来的头发足以要了我的命。
潘德小姐的豪华公寓本就住户稀缺，我也没指望那栋建筑里能有什么人纡尊降贵出来乘地铁。离开进站口，我一开始只是胡乱走着，后来停下来买了杯水，就一边喝着冰饮一边拖着箱子往家里走去。冰块大概在半路就全化光了，饮料寡淡得像老式冰箱壁上刮下来的白霜。我找阴凉处休息了几分钟。
楼下的管理员是新来的，她不知道我是户主，拦下我要我登记。电梯反光里的我看上去只是出差归来，我以为的狼狈实际不见踪影。
我打开门。我久违地到家了。
第二天中午，彼得给我发消息，桑妮亚不出意外又去了舞蹈工坊，当时翁可欣和他们跳舞的一帮朋友也在，一群人不欢而散。彼得还是坚持没让她进练习室，就潘德小姐昨天爆发的火气而言，我能想到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刁难。我没回复彼得。晚些时候他又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说很抱歉跟我讲这些。
星期一，新老板又亲自找了我一次，总包裹上浮百分之二十，上涨部分全是现金，我要求和乔瑟琳谈。她仍然在职，大老板这段时间都在印尼，乔瑟琳躲着他，溜号还算方便。
自大老板分居以后，我夹在他们中间，有时候总觉得怪怪的。我和乔瑟琳倒是越来越熟悉了——不然我也不敢拉她文件柜——也正因为愈发熟悉，我发觉她……尽管某种程度上非常善于在规则边界游走，但她又无疑是个真诚的人。
这样的人做老板有坏处也有好处。我还算认同乔瑟琳的风格，碰了面，我只提出一个诉求，她今后不能再在办公区域喝酒。乔瑟琳答应了。我的入职定在新财年开始。
星期三，我觉得我已经臭了。嫂子给我打了个电话，工作日晚上约吃饭，不是什么正常现象。我没同意，她紧接着就问我现在在哪儿。我知道她肯定是知道了。
我花了一整天才说服自己去洗澡。黄修文人事不干净知道掺和这些有的没的，接到嫂子电话次日，老黄又给我拨来电话，但电话那边只有他两个儿子的声音，“阿姨”“阿姨”地叫着我，我实在拒绝不了。我答应和他们一家人周日去马来西亚玩——实际上答应的瞬间我就后悔了，我只想就这样在我的汗和卫生纸团和外卖盒和馊掉的衬衫包围里烂到死。
——星期天是潘德小姐跟我一起去的。当然，这是后话。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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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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