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驶离南京南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窗外熟悉的城市天际线逐渐后退，最终消失不见。
我，梁抱一，十七岁，刚刚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去杭州的一等座车票，逃离了我过去十七年所认知的一切。
背包里只有几件随手抓的衣服、充电器、护照和一本看到一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手机已经关机，我知道不出两小时，父母就会发现我留下的字条，然后动用一切资源找我。
但我需要这次逃离。
从省创新大赛上我的作品被顾浩窃取并反诬我抄袭开始；从班主任暗示我“顾浩父亲是教育局领导，别闹大”开始；从父亲带着那个叫抱诚的私生子回家，宣布他将成为家庭新成员开始；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却不敢反抗开始——我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
最致命的是那些谣言，在校园里像病毒一样传播。
“梁抱一心理有问题”
“他经常窃取别人作品”
“建议休学治疗”。
就连我最信任的语文老师也委婉地建议我“暂时休息一下”。
所以我要休息。彻底地。
杭州东站的人流让我恍惚。
我打开手机，几十条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涌进来。
我迅速关机，在车站便利店买了张预付费电话卡和一瓶水，然后茫然地站在出口处，不知该去向何方。
雨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南方城市的春雨总是这样猝不及防。
我没带伞，拖着行李箱躲进一家咖啡馆的屋檐下，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需要借把伞吗？”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转身，我看见一个高瘦的年轻人站在咖啡馆门口，手里拿着两把伞。
他看起来二十出头，穿着简单的白色毛衣和深色长裤，眉眼清秀却带着几分疏离。
“不用了，谢谢。”我下意识拒绝，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
父亲常说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耳边回响。
他笑了笑，“我不是坏人。只是看你在这里站了半小时了，浑身湿透，会感冒的。”
“我在等人。”我撒谎道，声音有些发抖。
他点点头，不再坚持，撑开一把伞走进雨中。
我看着他走向街角，忽然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攫住了我。
眼泪不争气地涌上来，混着雨水滑落。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和冲动——一个养尊处优的十七岁少年，以为自己能轻易逃离过去，却在第一个雨天就无处可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把伞突然出现在我头顶。
“你等的人好像不会来了。”
他说。
我惊讶地抬头，发现是刚才那个男生。
他居然回来了。
“我...他可能有事耽搁了。”我固执地继续谎言。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是沈柏自，在这家咖啡馆兼职。你要不要进来坐坐，等雨小一点？”
或许是太冷了，或许是真的无处可去，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那家叫“隅角”的咖啡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但很温暖。
沈柏自给我倒了杯热巧克力，什么也没问。
我捧着杯子，感受着热量从指尖传遍全身，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需要打电话给家人吗？”他终于开口。
我摇头，“我是来...旅游的。”
他挑眉，明显不信，但没追问。
“住宿订了吗？”
“还没，”我含糊其辞，“打算找青年旅社。”
沈柏自看了看窗外依然滂沱的大雨，“西湖区有几家不错的，需要我推荐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一片茫然。
我从未住过青年旅社，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预订。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无措，沈柏自叹了口气，“你多大了？”
“十八。”我撒谎。
他轻笑一声，“说实话。”
“...十七。”
沈柏自摇摇头，“离家出走？”
我沉默着，这比直接回答更说明问题。
“听着，”他语气严肃起来，“我是A大数学系的，在这里兼职。我可以帮你找地方住，但你需要联系家人报平安。”
我猛地抬头，“不能联系家人！至少现在不能。”
我们对视片刻，他先移开目光，“喝完这杯热巧克力，我帮你叫车去旅社。”
但命运似乎执意要让我那天的处境更加艰难——当我掏出钱包时，发现它不见了。
可能在车站躲雨时被偷了，里面有我的现金和信用卡。
“怎么了？”沈柏自问。
“钱包...被偷了。”我感到一阵眩晕。现金、信用卡、身份证全在里面。
沈柏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把我赶出去。
最后他叹了口气，“未婚未育，二十一岁的我今天要无痛当爹了。”
我愣在那里，没明白他的意思。
“意思是，”他无奈地解释，“我似乎不能把一个身无分文的高中生扔在雨夜里。”
于是那天晚上，我跟着沈柏自回到了他的公寓。
一套简单的一室一厅，整洁得几乎没有人气，书架上塞满了数学书籍，墙上挂着几张抽象的几何画。
“沙发可以睡人，”他扔给我一条毛巾和一件干净T恤，“只有一晚，明天我们必须想办法联系你家人。”
洗澡时，热水冲刷着身体，我终于感到一丝活着的感觉。
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羞愧——我一个富家少爷，居然沦落到要靠陌生人收留的地步。
那天晚上我睡在沈柏自家的沙发上，闻着沙发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居然睡得出奇地好。
第二天早晨，我是被煎蛋的香味唤醒的。
沈柏自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烤面包和水果。
“吃完早饭，我们得谈谈。”他的语气不容商量。
餐桌上，我艰难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竞赛作品被窃、被诬陷抄袭、父亲的私生子、校园谣言...省略了我家的财富状况，只说是“普通家庭”。
沈柏自安静地听完，最后说：“你需要回家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
“我不能回去，”我坚持，“至少现在不能。再给我一周时间，我会想办法的。”
我们达成了临时协议：我可以在沈柏自的沙发上借住一周，每天付他五十元（等我拿到新银行卡后支付），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一周后要么回家，要么另做打算。
沈柏自的生活规律得可怕：早上五点起床看书，六点晨跑，七点做早餐，然后去学校或咖啡馆打工。晚上雷打不动地学习到十点。
我则像只被捡回家的流浪猫，小心翼翼地适应新环境。
白天他去上学，我就在公寓里看书——主要是他的数学专著，虽然看不懂，但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第三天，我发现浴室里多了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是我在便利店看中的那种。
“顺便买的。”沈柏自轻描淡写。
第四天，他带回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借你用，记得查邮件，学校可能有事联系。”
我犹豫着开机登录邮箱，果然有几十封未读邮件：老师的询问，同学的八卦，母亲的担忧，父亲的愤怒。还有一条来自竞赛组委会，要求我提供更多证据证明作品原创性。
“他们要我证明作品是我的，”我对沈柏自说，“但所有过程记录都在家里，我不敢联系他们。”
沈柏自放下手中的书，“你有电子备份吗？”
我摇摇头，“都在家里的电脑和笔记本上。”
他若有所思，“或许我可以帮你。”
那天晚上，沈柏自教我如何远程登录我家电脑——幸好我记得密码。
我们找到了所有设计过程和草图，打包发送给竞赛委员会。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他说，“但你得考虑回学校了，不能一直逃课。”
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想到要面对所有人的目光，仍然感到恐惧。
周末，沈柏自要去咖啡馆值班，我跟着去了。
他工作时专注而优雅，做咖啡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我坐在角落看书，偶尔抬头看他。
“你的小男朋友？”咖啡馆老板打趣道。
沈柏自头也不抬，“无痛当爹，体验生活。”
我假装没听见，耳根却微微发热。
在杭州的第五天，我收到竞赛委员会的回信：他们认可了我的证据，决定重新审查比赛结果。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收到好消息。
“恭喜，”沈柏自说，“现在你更有理由回家了。”
但我突然不想走了。
在沈柏自狭小的公寓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那是我在南京宽敞的家中从未有过的。
第六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对沈柏自说：“我能多住一段时间吗？我可以付更多房租。”
他皱眉，“梁抱一，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是逃避，”我辩解，“我只是...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些事情。”
我们达成了新协议：我可以住到月底，但必须开始远程学习，完成学校作业。
于是我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双重生活：白天沈柏自去上学，我在他的公寓里自学课程；下午他去咖啡馆打工，我有时会跟着去，坐在角落里写作业；晚上我们各自看书，偶尔讨论数学题——他教得比我们学校老师好多了。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沈柏自。
他会提醒我天气变冷加衣服，知道我喜欢的食物，甚至在我思乡情绪低落时默默递来一杯热巧克力。
“你真的好像我爹，”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无痛当爹的那种。”
他瞥我一眼，“那你叫我一声爸爸？”
我们同时大笑起来。
月末，竞赛委员会正式发布公告，撤销顾浩的奖项，承认我的原创性。
班主任也发来邮件，表示学校会澄清谣言，欢迎我回去。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离开杭州的前一晚，沈柏自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餐桌上，我终于坦白了自己的家庭背景。
“所以你不是普通家庭，而是梁氏集团的‘那个’梁家？”沈柏自确认道。
我点点头，“我父亲是梁建国。”
沈柏自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欲言又止，很快恢复平静，“有趣。所以你离家出走是富家少爷体验生活？”
“不是！”
我急切地辩解，“我只是...需要逃离那个环境。在你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被当作一个普通人看待。”
沈柏自沉默了一会儿，“明天我送你去车站。”
那晚我失眠了，在沙发上辗转反侧。深夜，我看到沈柏自房间的灯还亮着，门虚掩着。
我轻轻推开门，看到他靠在床头睡着了，眼镜还架在鼻梁上，手里拿着本看到一半的书。
我小心翼翼地帮他取下眼镜，关掉台灯。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短短几周，我已经习惯了有他的生活。
第二天，沈柏自如约送我去车站。
站台上，我犹豫着开口：“我能...再来杭州找你吗？”
他笑了笑，“先回家解决你的问题。我的电话永远畅通。”
高铁驶离杭州时，我看着站台上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突然明白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正在心中滋生。
回到南京，一切问题依然存在：父亲的私生子住在我家，母亲依然以泪洗面，校园里的谣言并未完全消散。但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我改变了。
我学会了洗碗、打扫、自己做简单的饭菜；学会了如何远程登录电脑获取需要的文件；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即使害怕也要面对问题。
父亲对我的变化感到惊讶，“你好像...成熟了不少。”
“是的，”我平静地回答，“我学会了承担责任——包括我自己那部分。”
我没有告诉家人关于沈柏自的事，那是我独有的秘密基地，心灵避难所。
晚上，我躺在床上，给沈柏自发短信：“活着到家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的收留。”
他回复很快：“记得写作业。无痛当爹期结束了。”
我笑了，心里却有一丝莫名的失落。
高二结束的夏天，沈柏自拿到了去法国交换的机会。
我为他高兴，又莫名恐慌。
他走前一周，我借口“参加杭州数学夏令营”，再次去了杭州。
沈柏自带我去看了西湖的日落，在雷峰塔下吃了冰淇淋。
“你会忘记我吗？”我问完就后悔了，这问题太幼稚。
沈柏自笑了，“怎么会？你是我无痛当爹的证据啊。”
“到了法国，会不会交个法国女朋友？”
“可能吧，”他看着湖面，“随缘。”
我的心沉了下去，但没说什么。
沈柏自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他。他抱了抱我，很轻很快的一个拥抱。
“等我回来，你应该已经高三毕业了，”他说，“希望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会努力的，”我承诺，“一路平安。”
看着他过关的背影，我终于明白那种在心中滋生的情感是什么。
在我最混乱的十七岁，遇见二十一的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被他捡到；在我最孤独的岁月里，被他妥善安放。
飞机起飞了，带走了二十一岁的沈柏自，留下十七岁的我，和一段尚未命名就已远渡重洋的感情。
但这一次，我知道那不是终点。
就像他说的，真相不需要害怕调查，真心也不需要害怕距离。
杭州的雨夜，咖啡馆的暖光，公寓里的书香，以及那个说“无痛当爹”的人——这些记忆如同数学定理般精确地烙印在我心中，等待着未来某一天，重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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