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的尘埃尚未落定,更大的挑战已在全球业务版图上悄然滋生。2009年初春,“电子商情港”全球高管视频会议的屏幕上,火药味隔着时差弥漫开来。新任命的德国汉诺威公司CEO穆勒先生身着笔挺的灰色西装,眉头紧锁地盯着镜头,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核心传感器技术共享给新加坡团队?他们根本不理解欧洲工业标准的严谨性,那些为汽车行业定制的高精度参数,在他们眼里只是可以随意调整的数字!”
屏幕另一侧,新加坡星科半导体的负责人林建国立刻反驳,他指尖重重敲击桌面,桌上的咖啡杯微微晃动:“穆勒先生,您未免太过固执。如果不是我们开发的低成本测试方案,你们的传感器产品在亚洲市场根本没有价格竞争力。上周我们刚接到韩国现代的询价,对方明确表示,若成本无法降低5%,订单就会流向日本厂商。”
“成本?成本不能以牺牲精度为代价!”穆勒的声音陡然提高,“汽车传感器关乎生命安全,一丝误差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你们的方案虽然便宜,但测试覆盖率只有92%,这在欧洲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美国锐科团队的负责人马克·安德森也加入了战局,他靠在硅谷办公室的电竞椅上,语气中带着硅谷特有的骄傲:“我认为总部的资源调配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要把近40%的研发预算向德国倾斜?硅谷才是全球技术创新的中心,我们的射频芯片技术已经接近突破,急需资金支持量产,而不是为别人的传统技术买单。”
“马克,你这话就不公平了!”林建国立刻调转矛头,“德国团队的传感器是物联网的核心部件,没有他们的技术,你的芯片再好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场景。而且新加坡团队承担了全球60%的测试业务,资源分配也应该向我们倾斜!”
会议室里的争论声此起彼伏,屏幕上各个区域负责人的表情都带着不满和戒备。并购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和市场,还有不同地域文化、管理模式和利益诉求的碰撞——德国团队崇尚严谨规范,新加坡团队注重效率成本,美国团队追求创新突破,原本各自独立的运作体系,如今被强行捏合在一起,矛盾自然集中爆发。
张钰坐在主会场的正中央,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他知道,这种冲突是并购后的必然阶段,与其压制,不如让各方把不满都发泄出来。直到争论声渐渐平息,他才缓缓抬手,制止了想要再次开口的穆勒。
“诸位是否记得,我们为什么叫‘电子商情港’?”张钰的目光扫过屏幕上的每一个人,声音沉稳而有穿透力,“港口的意义,不在于占有多少船只,而在于连接多少航线。我们并购三家企业,不是要让谁依附于谁,而是要打造一个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
他示意助理将新的组织架构图投射到屏幕上,蓝色的架构图如同一张精密的网络,将全球业务串联起来:“从今天起,我们将重组为‘全球赋能平台 区域运营中心’的双层架构。德国汉诺威专注工业级解决方案,聚焦汽车、智能电网等高端市场,保留你们的严谨标准和核心技术;新加坡星科主攻成本优化和测试服务,为亚洲及新兴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方案;美国锐科聚焦前沿创新,重点推进射频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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