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吕人生的第一个分界线，是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她的世界从一种模糊的温暖，骤然跌入清晰可见的贫寒与冷寂。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偷偷地在工作之余做起了草纸生意。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还可以用纸钱祭祀先人，过年前的那段时间是妈妈最忙碌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送货，眼角的皱纹如同刀刻，深藏着无人诉说的艰辛。作为长女，梅吕早早学会了懂事，照顾年幼的妹妹，打理家务。外婆有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住进了医院，每天放学后就带着妹妹到医院陪床，病房里没人入住时，她和妹妹就趴在空病床上写作业；有病人入住，就和妹妹到病房过道上做作业。医生和护士们都可怜她们，就没有驱赶她们，遇上妈妈外出进货，而病房里没有其他病人的时候，还让她们在空病床上过夜。梅吕习惯了沉默，习惯了看人眼色，内心深处对“父亲”这个角色所带来的安全感与稳定感，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望。梅吕就在这种拮据的生活中长大，初中毕业考试她考了707分，但是因为家里没钱，为了帮妈妈减轻负担，她报考了职高。职高毕业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机场，成为了一名地勤人员，虽然辛苦，工资也不高，但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为妈妈减轻负担，她很开心。
梅吕二十一岁的一个下午，春意盎然，空气中飘着樟木和饭菜混合的暖香，在舅妈家布置得体的客厅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查楠。他坐在靠窗的旧沙发上，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黑西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异常沉稳。当舅妈和伯母热情地介绍双方情况时，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偶尔落在梅吕身上，没有审视，没有挑剔，像一口深井，波澜不惊。“这是查楠，在酒厂上班，他爸是酒厂分厂的厂长，妈妈是老师，家里还有个哥哥和妹妹，都在酒厂上班。”“这是梅吕，在机场做地勤，这孩子懂事，就是家里……她爸去得早，还有个妹妹。”梅吕的心一直悬着，像等待审判。她知道自己家庭的短板，在查楠这样的家庭面前，几乎毫无分量。然而，预想中的轻视并未到来。查楠只是在她回答长辈问话时，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地问：“机场地勤工作很辛苦吧？早班是不是要起得很早？遇到航班延误，旅客会不会很难处理？”问题很平常，却让梅吕心头一暖。那是一种被平等对待、被真诚关心的感觉。她抬起眼，迎上他的目光，轻轻“嗯”了一声，嘴角不自觉地弯起一个羞涩的弧度。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像两弯新月，脸颊有浅浅的梨涡，那是苦难生活未曾磨灭的纯真。这抹纯真，像一道光，照进了查楠规划清晰、略显刻板的人生。他的家庭赋予他稳定，也赋予他一种无形的枷锁——长兄按部就班，小妹备受宠爱，作为老二，他需要更努力才能获得关注。他性格里的沉稳，一半是天性，一半是环境塑造的自我保护。梅吕的可爱与脆弱，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某种保护欲和男子气概。他开始追求她。方式很“查楠”，不浪漫，但踏实。每天一个固定时间的电话，每周一次雷打不动的约会。看一场电影，在江边散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街边馄饨。他过马路时会下意识地把她护在身侧，她手冷时，他会默不作声地把自己的手套递过去。
四年时光，如水般静静流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细碎温暖的累积。对梅吕而言，查楠的沉稳是她在风雨飘摇的人生中，终于抓住的坚固浮木。她太需要这份安稳了。
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梅吕家拿不出，查楠家似乎也觉得，对这个“高攀”的媳妇，无需过多投入。领证那天，他们在查楠单位分配的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里，请至亲吃了一顿饭。宿舍墙壁斑驳，家具简陋，梅吕却用巧手缝了碎花窗帘，养了几盆绿萝，让它充满了烟火气的温馨。那是他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梅吕抚摸着崭新的结婚证，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总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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