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片的苦涩和副作用，如同每日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们疾病的存在，无法逃避。生活被强行拽入了一条狭窄而陌生的轨道，每一声闹钟，每一次服药，都伴随着无声的心碎和巨大的心理消耗。
魏林樾似乎将自己封闭得更紧了。除了必要的事务（与研究所的最后交接、偶尔必须回复的邮件），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地待在书房，或者长时间地坐在阳台的摇椅上，看着窗外，眼神空茫，不知在想什么。他拒绝了一切朋友的邀约和问候，电话也常常由贺长青代为接听，用“最近太忙”、“出国刚回来需要调整”等借口搪塞过去。
贺长青理解他。骄傲如他，无法忍受旁人或同情或探究的目光，更无法面对那个在别人眼中逐渐“不正常”的自己。她替他筑起一道保护墙，独自应对着外界的关切，内心却承受着双倍的压力。
但有一关，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双方的父母。
他们试图拖延，但精明的长辈们还是从几次通话中儿子异常的沉默和儿媳掩饰不住的疲惫里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电话里的追问变得越来越直接和担忧。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却无法驱散屋内的低气压。贺长青和魏林樾并排坐在沙发上，面前的平板电脑屏幕上，是四位老人担忧的面容——他们决定进行一次视频通话，一次性说清楚。
贺长青深吸一口气，握紧了魏林樾冰凉的手，率先开口，声音尽量保持平稳：“爸，妈（对双方父母），今天……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
她艰难地、尽量用委婉而清晰的词语，描述了魏林樾近期的“身体不适”、“记忆力方面的一些检查”、“医生的诊断”……她避开了那个可怕的病名，用了“神经退行性病变”、“认知功能受损”等相对温和的术语。
视频那头，是长久的、死一般的寂静。
魏林樾的母亲最先反应过来，声音瞬间带上了哭腔：“什么……什么意思？小樾怎么了？他那么年轻……是不是检查错了？再去北京看看！去国外看看！”她的情绪激动起来，语无伦次。
魏林樾的父亲脸色铁青，握着杯子的手都在发抖，沉声问：“长青，你说实话，到底什么病？严不严重？能不能治好？”
贺长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努力忍着，看向身边的魏林樾。他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交握放在膝上，指节泛白，唇抿成一条僵直的线，没有任何反应，仿佛讨论的是别人的事情。
贺长青心如刀绞，她知道必须由她来面对。她深吸一口气，终于艰难地吐出了那个沉重的名词：“医生诊断是……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
话音落下，视频那头传来了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和沉重的叹息。魏林樾母亲的哭声透过麦克风传来，令人心碎。他父亲猛地站起身，走出了视频范围，只能听到背景里传来压抑的、捶打墙壁的闷响。
贺长青的父母也红了眼眶，母亲哽咽着问：“那……那怎么办啊？孩子……你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整个视频通话被巨大的悲伤和无措笼罩。贺长青强忍着悲痛，尽量冷静地解释着目前的治疗方案、药物的作用、以及后续需要进行的认知训练和生活调整，试图给老人们一丝渺茫的希望，也给自己打气。
整个过程，魏林樾始终沉默着，像一尊失去生气的雕塑。直到通话最后，他的母亲泣不成声地喊着他的名字：“小樾……我的儿子……你说句话啊……”
魏林樾这才缓缓抬起头，看向屏幕里母亲泪流满面的脸。他的眼神剧烈地波动了一下，喉结滚动，极其艰难地、沙哑地吐出几个字： “……妈。别怕。” 然后，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猛地切断了视频通话。
屏幕黑了下去。房间里死寂一片。
魏林樾猛地站起身，脚步有些踉跄地冲进卫生间，反锁了门。里面传来了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低吼，还有剧烈呕吐的声音——不仅仅是药物的副作用，更是情绪彻底崩溃的生理反应。
贺长青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令人心碎的声音，泪流满面，却不敢敲门，只能无力地滑坐在地上，将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那之后，两边的父母都陷入了长久的悲伤和沉默。但他们很快振作起来，开始用各自的方式提供支持。魏林樾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发来关心的信息，寄来各种补品（虽然很多并不适合）；他的父亲则开始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虽然往往带来更多绝望的信息；贺长青的父母则更务实，提出要过来帮忙照顾，被贺长青婉拒了，她不想让魏林樾在更多人面前失去尊严。
生活的重心，被迫围绕着“延缓”和“维持”展开。除了按时服药，李主任强调的认知训练被提上日程。
贺长青下载了各种认知训练APP，买了拼图、数独书、记忆卡片。她试着像做游戏一样，每天安排一小段时间，陪着他一起进行。
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和令人挫败。
简单的记忆卡片游戏，他常常无法记住刚刚翻过的图案位置，会重复翻开同一张，然后露出困惑和烦躁的表情。稍微复杂一点的逻辑推理题，他以前能轻松解决的，现在却会卡住，眉头紧锁，甚至突然发脾气将书本扫开。 “我不需要这个！”他有时会低吼，眼神里充满了被冒犯的屈辱和无力感，“我不是小孩子！”
每当这时，贺长青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她只能停下来，不再逼迫，默默地收拾好东西，给他空间平静下来。
但也有极其偶尔的、微小的光亮时刻。
有时，在情绪平稳的时候，他能很好地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或者，在傍晚散步时，他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大学时某次一起去听讲座的细节，甚至能说出讲座教授的名字和主题。每当这种时刻来临，贺长青都会毫不吝啬地给予夸张的表扬和鼓励，眼里闪着希望的光。
魏林樾对于她的表扬，通常会露出一种复杂的、带着些许窘迫和苦涩的表情，但眼神深处，似乎也会闪过一丝极其微弱的、得到肯定的慰藉。
他们也开始尝试用外部工具来弥补记忆的缺失。家里多了很多便利贴和一块大大的白板。白板上写着每日的日程：服药时间、三餐内容、重要的预约。冰箱上贴着常用紧急电话。贺长青还帮他设置了好手机里所有的提醒事项。
魏林樾最初对这些“辅助工具”很是排斥，觉得是对他能力的侮辱。但渐渐地，他也开始默默地接受和使用它们。有时，贺长青会发现他独自站在白板前，久久地看着上面的字，手指无意识地临摹着，仿佛在与一个逐渐陌生的自己进行艰难的角力。
日子就在这种持续的、拉锯般的挣扎中缓慢前行。前进两步，后退一步。希望与绝望交织，耐心与崩溃轮番上演。
贺长青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照顾魏林樾、应对疾病带来的各种琐事、以及自身巨大的情绪消耗，让她无法再兼顾全职工作。出版社领导表示理解，保留了她的职位，允许她以后情况稳定了再回去。
失去了经济来源之一，未来的医疗和生活开支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下来。贺长青开始利用碎片时间接一些远程的文稿校对和编辑工作，虽然收入不稳定，但至少能补贴一些家用。
她不敢告诉魏林樾她辞了职，只说是休假调整。他如今的状态，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敏锐地察觉这些生活细节的变化。
一天晚上，贺长青在书房整理病历和保险文件，计算着未来的花费，眉头紧锁。魏林樾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默默放在她手边。
他看着她桌上摊开的计算器和密密麻麻的数字，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低声说： “家里的存款……密码是你生日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期。” 贺长青猛地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他避开她的目光，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疲惫：“我知道……不够。对不起。”
那一刻，贺长青的眼泪再次决堤。他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她的压力，知道经济的窘迫，他甚至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挣扎着履行着保护她的责任，哪怕他正在一点点失去保护的能力。
她站起身，紧紧抱住他，泣不成声：“不准说对不起……不准……我们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魏林樾僵硬地被她抱着，良久，才缓缓抬起手，极其轻地拍了拍她的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嗯。”
窗外，夜色深沉，寒风呼啸。室内，两个紧紧相拥的人，在命运的狂风巨浪中，依靠着彼此那点微弱的体温和无法被疾病完全磨灭的爱意，艰难地维系着方舟，飘向未知的、黑暗的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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