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把午后晒得发暖,陆湛牵着念念的小手走在前面,孩子手里的风车转得呼呼响。林秋拎着竹篮慢慢跟着,看丈夫军装袖口沾着的草屑 —— 那是刚才帮念念摘狗尾巴草时蹭的。
“娘!荷花!” 念念突然挣脱手,小皮鞋踩过水洼奔向池塘。工人们正把挖出来的藕扔进竹筐,淤泥裹着的藕节胖乎乎的,沾着几粒圆滚滚的莲子。穿蓝布褂的老工人直起腰,见孩子盯着荷叶上的水珠,干脆掐了朵半开的粉荷递过去:“拿着玩吧。”
林秋走过去道谢,指尖触到荷叶的凉意。“这池子以前可臭了。” 老工人用铁锹往车上铲淤泥,黑泥里裹着烂菜叶和破布,“天热时蚊子能把人抬走,谁乐意往这儿来?” 他指着刚挖开的渠口,“咱打算清完淤泥,从外面引河里的活水进来,再挖条渠通出去,让水动起来 —— 死水才容易发臭,活水能自己干净。”
陆湛牵着念念站在柳树下,孩子举着荷花转圈,粉白的花瓣扫过父亲的肩膀。“您这法子好。” 林秋望着渠口涌进来的清水,阳光在水面碎成金片,“堵不如疏,通了就活了。” 老工人笑起来,皱纹里积着汗:“可不是嘛,啥东西都得有来有去,憋着准出问题。”
风掀起她鬓角的碎发,像有根细针轻轻刺了下太阳穴。“活水” 两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个圈,和公文包里的批文撞在一起 —— 义务教育的资金难题,不就像这发臭的池塘?中央财政这块 “死水” 供不上全国的需求,才会处处碰壁。要是能像引活水入池一样,建立教育基金,让地方投资、商人捐款这些 “活水” 流进来,不就能让整个体系 “活” 起来?
念念举着荷花跑过来,花瓣上的水珠滴在她手背上。林秋突然抓住陆湛的胳膊,指尖因为用力泛白:“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望着渠口不断涌入的清水,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不能总盯着中央拨款,得想办法引‘活水’—— 建立教育基金,让地方主动拉投资,找爱国商人、港商他们捐钱,这样既能扩大试点,又能减轻中央压力!”
陆湛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慢点说,别急。” 林秋却顾不上,从竹篮里翻出纸笔,借着柳树的阴凉飞快写起来:“广州的老同学在做外贸,肯定认识港商;周敏的分销点里有不少爱国商人,他们常说想为国家做点事……” 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混着池塘活水的叮咚响,像支突然奏响的轻快调子。
老工人把最后一筐藕抬上车,见她写得认真,笑着喊:“同志,这活水啊,得慢慢引,急不得。先清淤,再开渠,最后才能水到渠成。” 林秋抬头朝他挥手,心里突然敞亮 —— 就像这池塘,她的 “清淤” 是调研摸清难处,“开渠” 是找到投资渠道,还得把水引进来。
林秋在公园长椅上把想法记在笔记本上时,笔尖都在发颤。回家路上攥着那张泛黄的同学录,指腹反复摩挲着 “广州?周敏”“香港?赵启明”“南洋?苏眉” 几个名字,纸页边缘的折痕被摸得发亮 —— 那是大学毕业时,大家笑着说 “苟富贵勿相忘” 的见证。
新华饭店的绿琉璃瓦在暮色里泛着光,周敏早在门口候着,帆布包里露出半截分销账本。“刚从李老板的纺织厂过来,” 她接过林秋的铁皮小盒,指尖在盒盖的锈迹上划了圈,“他车间里有十二个女工,都是当年没念完书的,说要跟你聊聊。”
包厢里的红木桌上,南瓜干摆得像座小山。周敏掀开保温桶,糯米藕的甜香漫开来:“王老板爱这口,我特意让后厨按北方做法做的。” 她突然压低声音,从账本里抽出张纸条,“三位老板的底细都在这 —— 李老板最吃‘共情’,你多讲夜校家长的故事;王老板信‘规矩’,得把基金章程说透;张老板看重‘实效’,准备好试点数据。”
林秋刚把铁皮小盒推到桌中央,周敏就按住她的手:“别急着掏故事。” 她往每个茶杯里放了片南瓜干,沸水冲得花瓣舒展,“先让他们尝尝咱的手艺,这南瓜干里有家长们的工钱,有孩子们的学费,比啥说辞都管用。” 李老板的茶勺刚碰到杯底,她就笑着补充:“每斤挣两毛,其中五分进助学基金 —— 这模式,将来能套用到基金管理上。”
见林秋从包里往外掏草稿,周敏起身关窗:“街上人多,说话得留神。” 她重新摆了摆点心碟,把 “池塘活水” 图正对着主位,“我跟张老板提过公园清淤的事,他说这比喻‘比账本还明白’。” 指尖在 “广州试点” 四个字上敲了敲,“我已让伙计们在罐头标签加了‘助学’字样,就等基金落地,买货捐钱的事能立刻铺开。”
门被推开时,周敏正帮林秋抚平草稿上的褶皱。“三位老板里面请,” 她扬手示意,目光与林秋一碰,像当年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时那样默契,“林同志带了个能让教育活起来的法子,保准比我卖的南瓜干还耐嚼。”
深圳沙头角的界碑旁,海风卷着咸腥味扑在人脸上。林秋攥着连夜整理的夜校档案,指腹把 “石头,男,9 岁,语文 92 分” 的纸页蹭得发亮。赵启明带着五位港商穿过铁丝网的阴影时,她发现他鬓角多了些白发,西装袖口磨出的毛边,还像大学时穿的那件旧中山装。
“这位是陈老板,” 赵启明引向个戴金表的胖先生,“当年在九龙货栈,借着灯笼光认的字。” 陈老板的金表链在阳光下晃眼,他和林秋握手,掌心的茧子却硌得人发疼:“林同志,我捐钱可以,但要亲眼看见钱变成娃手里的笔 —— 货栈的账我管了三十年,你们的教育账,也得让我看明白。”
林秋把档案袋往桌上倒,作业本、学费收据、家长签字的工钱条散了一桌。“您看这张,” 她指着石头作业本上的红勾,“这是用您捐的钢笔写的,每支笔都有编号,用完了要交回换新的。” 她突然掀起桌布,露出底下的铁皮小盒,“这是狗蛋用放羊鞭在地上写字的拓片,基金章程里写了,每笔捐款的流向,都会用这种方式公示。”
赵启明从皮箱里掏出个账本,泛黄的纸页上记着 “1948 年,偷学‘之乎者也’,被掌柜打手心”。“陈老板,” 他把账本推过去,“咱当年要是有这基金,哪用得着偷偷摸摸认字?” 港商们传阅着夜校照片时,他突然提高声音:“我已经跟汇丰银行谈好,基金账户由内地、香港各出两人监管,每季度对账 —— 你们信不过制度,还信不过我赵启明的为人?”
午饭时的鱼丸汤冒着热气,陈老板往林秋碗里夹了个丸子:“沙头角小学缺五百套课桌椅,我先垫钱。” 他掏出支票本,笔尖悬在纸上,“但我有个条件,课桌椅上要刻‘教育基金?陈记’—— 让娃们知道,有人盼着他们念书。” 旁边做茶叶生意的黄老板立刻接话:“我捐三千箱文具,箱子上要印‘南洋黄氏’,让娃们晓得,海外也有人惦记着。”
离别时,赵启明塞给林秋个牛皮袋。“这里面是五位老板的名片,” 他压低声音,“背面有他们的软肋 —— 陈老板最疼在英国念书的孙子,你寄张石头的作业本给他;黄老板信佛,把孩子们的感谢信抄在佛经纸上寄去。” 船舷上的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别在里袋的大学合照,照片上周敏正往他嘴里塞南瓜干。
“货船上的文具,让周敏多贴层‘助学’标签,” 他转身挥手,“我在香港帮你们找媒体,就说‘爱国商人助力义务教育’—— 商人爱名声,这比啥都管用!” 林秋望着船影消失在雾里,才发现牛皮袋里还藏着张支票,金额旁用铅笔写着 “赵启明?私房钱”,字迹和大学时替她抄笔记的一模一样。
南洋的橡胶园里,苏眉踩着晨露往华侨总会赶,帆布包里装着林秋托人带来的夜校照片。照片上兰丫头正教更小的孩子写字,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们发间,像撒了把碎金。她特意把照片镶在椰壳相框里,相框边缘刻着 “教育如椰,根深叶茂”,这是昨晚请老木匠连夜赶制的。
“张叔公,您看这娃的字,” 苏眉把相框举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前,老人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像在抚摸自家孙女的头。“她娘以前是织工,现在靠做南瓜干供娃上学,” 苏眉指着照片背面的说明,“林秋同志说,南洋的每笔捐款,都会变成这样的笑脸 —— 您捐的金表,能给三千个娃买新书包呢。”
总会的长桌上,侨商们传阅着基金章程,檀香的烟气在纸页间缭绕。做橡胶生意的刘老板突然敲了敲桌子:“章程里说‘海外监督员’,具体咋监督?总不能让我们天天飞回内地吧。” 苏眉早有准备,从包里掏出个厚厚的信封:“这里面是林同志寄的‘监督手册’,每月会寄来孩子们的作业本样本、学校支出明细,还有当地政府的回执 —— 就像咱查橡胶园的收成账,清清楚楚。”
她掀起桌布,露出底下的铁皮小盒仿制品 —— 这是按林秋的描述,请锡匠打的。“真正的盒子里,装着狗蛋用放羊鞭写字的拓片,” 苏眉的声音带着哽咽,“那孩子说,要是能有支钢笔,能把字写得比鞭子印还深。” 侨商们的目光落在锡盒上时,她提高声音:“咱当年漂洋过海,不就是为了让后代不受这苦?现在有机会让老家的娃体面认字,难道不该出份力?”
茶歇时,张叔公把苏眉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塞了个布包。“这是我那支派克笔,” 老人的手抖得厉害,“当年在槟城,靠它签了第一份合同。你给林同志带去,让娃们知道,笔比刀枪厉害 —— 能写出比橡胶园还大的天地。” 苏眉望着老人浑浊的眼睛,想起大学时他寄来的生活费,附言里写着 “好好念书,将来帮衬老家”。
回住处的路上,苏眉给林秋写加急信,椰树叶的汁液当墨水,在糙纸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椰子:“已筹到第一批捐款三十万元,附名单。张叔公的笔请查收,他说这是‘传家宝’。” 信纸最后画了个笑脸,“侨商们说,等基金运转起来,要在橡胶园办‘助学集市’,每卖出一磅橡胶,捐一角钱 —— 让教育像橡胶树一样,在南洋也扎下根。”
林秋收到信时,正和司长讨论试点细节。她把信纸往桌上一拍,椰汁写的字迹虽已发暗,却透着滚烫的温度。“您看,” 她指着 “助学集市” 四个字,“这就是活水 —— 从南洋到内地,从商人到孩子,连起来就是条路。” 司长摸着那支派克笔,笔帽上的划痕里还沾着南洋的沙粒,如果成了,可以让外交部同志协调下,给南洋的监督员发特别通行证 —— 路得通,心才能通。
返程的火车上,林秋的帆布包鼓得更沉了:李老板的支票压在底层,王老板拟的基金章程带着茶香,张老板的航运图上标着 “捐赠物资运输路线”。周敏往她包里塞了罐新做的芝麻糕:“广州的试点,我来盯。” 火车驶过珠江大桥时,林秋望着窗外流动的江水,想起公园池塘里的荷花 —— 只要引对了活水,再浑浊的淤泥里,也能开出花来。
回到北京,她把 “教育基金方案” 铺在司长桌上,旁边摆着商人的联名信。李老板那句 “我捐的不是钱,是帮助当年没机会的自己” 被红笔圈出,格外醒目。司长摸着方案上 “多方联动” 的批注,抓起电话:“让财政、工商、侨办的同志来开会 —— 咱也给教育引引活水。”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财政厅的同志率先拿起方案,眉头紧锁:“林同志,这基金会方案听着美好,但资金来源太不稳定了。商人捐款全凭自愿,今年捐了,明年要是生意不好,不捐了怎么办?到时候学校办一半,难道让孩子们又失学?” 他把方案往桌上一放,声音里满是质疑,“中央财政本来就紧张,要是这基金指望不上,最后还得我们兜底,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
侨办的代表也跟着点头:“海外那些商人,心思难测啊。今天说捐钱,明天可能就因为一点政策变动就撤资了。而且让他们派监督员,这涉及到我们内部的教育管理,万一他们借此干涉我们的教育政策,那麻烦就大了。” 他敲了敲 “海外监督员” 那一条,“这口子可不能随便开,得慎重啊。”
民政厅的同志却有不同看法,他指着商人联名信:“我觉得可以试试。你看这些商人,有的自己就是苦过来的,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提的那些条件,比如在课桌椅上刻名字,在文具箱子上印标识,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反而是一种激励。再说了,有监督总比没监督好,至少能保证钱用在正地方。”
“试试?试不好就是耽误孩子!” 财政厅的同志立刻反驳,“教育不是做生意,不能冒这么大的险。我们得有稳定的资金保障,而不是寄希望于这些商人的一时兴起。”
林秋坐在那里,听着各方的争论,手心又开始冒汗。“各位同志,我知道大家担心的是资金稳定和管理问题。但我们可以先从试点开始,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商人资源多,也有基础。我们可以先运行起来,看看实际效果。” 她顿了顿,声音坚定了些,“就像公园清理池塘,总得先放些活水进去,才知道能不能把池塘盘活。这些商人的捐款,就是那第一股活水啊。”
司长清了清嗓子,示意大家安静:“我觉得林秋同志说得有道理。任何新事物的推进都有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停滞不前。这样,我们先成立一个专项小组,由林秋同志牵头,财政、侨办、民政都派人参与,专门负责基金会的试点工作。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务必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保证试点能顺利进行。”
会议室里的争论声渐渐平息,但每个人脸上的疑虑并未完全消散。林秋知道,这只是开始,基金会方案能否行得通,还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她握紧了手里的铁皮小盒,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基金会运转起来,让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能有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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