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睁眼时，首先闯入感官的是甜腻得令人头晕的暖香，那香气霸道地钻进鼻腔，仿佛要渗透进每一寸肌肤。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头顶是雕花的木床顶，挂着绯红色的纱帐，透过纱帐的光线变得暧昧不明。
我猛地坐起身，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身上盖着锦被。这不是我的家，我家没有这样精致的东西，只有硬邦邦的土炕和破旧的棉絮。
“醒了？”一个穿着鲜艳衣裙、妆容精致的女子推门进来，声音又软又绵，却带着一种职业化的打量。她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替我解开那件从家里带来的、还带着寒气尘土的旧棉袄。冰凉的指尖触到我冻得发僵的皮肤，带来一阵战栗。
“哟，这怯生生的小模样，皮肉倒还细嫩，眉眼也周正，倒是配得上名字里那个'清'字。”那声音笑着，像羽毛搔刮耳膜，带着**裸的掂量与评估，“就是不知...往后能不能让各位客官们'爱'然称心？”尾音拖得长长的，裹着毫不掩饰的戏谑。
我死命攥紧了怀里的旧棉袄，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娘最后的体温和泪痕，这是我与过去那个“林晏清”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联系。
一个穿着绛紫色锦袍、腰间挂着玉佩的中年男人踱步过来，手里拿着一杆精致的玉嘴烟杆。他用那冰凉的烟杆不由分说地挑起我的下巴，动作娴熟得像是在检查牲口。他的眼睛像两潭深不见底的死水，在我脸上身上来回逡巡，冷静而锐利。
“模样是不错，底子是好的，就是名字太硬，带着股穷酸晦气。”他吐出一口浓白的烟雾，雾气暂时模糊了他精明的眉眼，“'清'字剜了去。从今往后，在这里，你就叫阿晏。”
“阿晏...”
“阿晏，发什么呆呢！快去前厅！”
楼里人喊这个名字时，语调总是又软又绵，甜得发腻。可每一声呼唤，都像是一把小巧却锋利的刀片，精准地剜去“林晏清”的一部分。那个承载着父母平安祝愿的“清”字被生生剥离，只剩下一个空荡荡、轻飘飘的“晏”壳子，挂在每个人嘴边，和我日后必须学会的温顺麻木相映成“趣”。
他们给我换上轻薄的丝绸纱衣，料子比我从前的粗布衣服好上千万倍，光滑如水，却冷得像冰，根本遮不住什么，反而若隐若现地勾勒出少年人尚未完全长成的身体轮廓。我挣扎，换来一顿毫不留情的毒打。鞭子抽在单薄的背脊上，留下火辣辣的痛楚。
“到了这儿，还当自己是清白少爷呢？”动手的龟公冷笑着，语气里满是嘲讽，“识相点，听话些，还能少受点罪。这身细皮嫩肉，打坏了可惜，客人可不喜欢。”
我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疼痛和耻辱像潮水般涌来。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那个雪地里被父母期待“平安”的林晏清，已经死了。活着的是阿晏，一个连名字都不再完整的、待价而沽的玩物。活下去，成了唯一麻木的念头。
他们开始教我东西。弹琴，不是为陶冶性情，而是要弹出靡靡之音，指尖流转间要带着勾人的韵味；下棋，不是为锻炼思维，而是要懂得如何巧妙地输给客人，既满足他们的虚荣，又不着痕迹；写字画画，也只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诗句要香艳，画意要暧昧。
“客人们喜欢有才情、解风情的小倌，”教习嬷嬷尖着嗓子，用戒尺点着桌面，那眼神能剥下人的一层皮，“但别真把自己当回事，当自己是才子。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他们高兴，让他们放松，懂吗？让你们笑，就不能哭，让你们唱，就不能停。”
我学得很快，不是因为喜欢或天赋，而是因为最原始的恐惧。每次学得不好，表现不佳，等待的就是饿饭，或者又一顿毫不留情的责打。饥饿和疼痛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它们用最直接的方式教会我什么是顺从，什么是伪装。
三个月后的某个夜晚，老板把我叫到跟前，用一种评估货物最终价值的目光上下打量一番，点了点头：“收拾一下，今晚见客。把你那些倔脾气都给我收起来，要是再搞砸了，后果你自己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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