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雨连下了三天，老宅的青瓦被浸得发亮，墙角的青苔顺着砖缝往外爬，像给灰墙绣了道绿边。姜蝼月坐在祖父的书房里，指尖划过樟木箱上斑驳的铜锁——这箱子是福伯昨天整理阁楼时发现的，锁早就锈死了，他费了半天才撬开。
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只有几本泛黄的线装书，一叠旧照片，还有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致蝼月：待你接手基金会时拆”，是祖父十年前的笔迹。
姜蝼月拆开信封，里面装着五封信，收信人都是“乌兄”——乌逢玲的父亲，乌承泽。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十五年前，纸页边缘已经发脆。祖父的字迹刚劲有力，透着年轻时的锐气：
“乌兄，听闻你要推反垄断法案，佩服你的魄力。姜家旁□□些蛀虫确实该敲打，若需助力，尽管开口。只是……步子别太急，他们背后盘根错节，怕伤着你。”
姜蝼月的指尖顿了顿。他一直知道祖父与乌承泽有交情，却没想到深到能插手对方的政务。他继续往下翻，第二封信写在三年后，字迹明显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就：
“乌兄，赵显那厮已开始动手，你府中应有他的眼线。小女（乌逢玲）年纪尚幼，若事不可为，先送她去江城，我护她周全。切记，别信任何人。”
“小女”……原来乌逢玲小时候，祖父就想过要护她。姜蝼月想起十年前在议政厅，前任执政官夸他时，他其实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乌逢玲——那时她才十二岁，穿着不合身的黑裙，眼神像只受惊的小兽，死死攥着父亲的衣角。
第三封信很短，只有一句话：“乌兄，保重。” 日期正是乌承泽“病逝”的前三天。
后面两封信是写给乌逢玲的，却从未寄出。
第一封：“丫头，你父亲走得冤，但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赵显势力太大，你羽翼未丰，先忍。”
第二封：“听说你在争执政官之位，好孩子，有你父亲的骨气。只是记住，权力是火，能取暖，也能烧身。若遇难处，来江城找我，姜家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信的末尾，祖父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像在安慰委屈的孩子。姜蝼月捏着信纸，指腹被粗糙的纸页磨得发烫。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祖父临终前反复叮嘱他“护好基金会，也护好该护的人”，为什么他总觉得乌逢玲的名字耳熟——原来这两家的牵绊，早在他出生前就开始了。
“少爷，该去开基金会的会了。”福伯在门外轻声提醒。
姜蝼月将信仔细折好，放回信封，锁进书桌的抽屉里。走出书房时，雨还在下，廊下的积水里，倒映着他清瘦的影子。
会议室里，项目主管们正争论得面红耳赤。
“姜总，旁支已经放出话，说您要是不阻止乌执政官的法案，他们就撤掉对我们山区项目的投资！”
“还有赵副执政官的秘书，刚才又来电话，说只要您公开反对法案，他能帮我们拿到国家非遗的专项拨款。”
姜蝼月在主位坐下，指尖轻轻敲着桌面，声音不高，却让喧闹的会议室瞬间安静：“旁支的投资，我们不要了。赵显的拨款，也请他自己留着。”
众人愣住了。要知道，旁支每年给基金会的赞助占总资金的三成，没了这笔钱，好几个项目都得停。
“可……”有人想反驳，被他打断。
“法案是对的。”他翻开面前的文件，上面是山区校舍的预算表，“旁支的钱沾着垄断的灰，用着心不安。至于资金，我会卖掉城里的两套房产，先把孩子们的教室盖起来。”
没人再说话。他们跟着姜蝼月多年，知道他决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
散会后，姜蝼月留在会议室，给黔州的校长打了个电话，嘱咐他别担心资金问题。挂了电话，窗外的雨似乎小了些，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在桌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他忽然想起信里祖父写的“权力是火”。乌逢玲此刻握着的，就是最烈的那团火，烧得她自己遍体鳞伤，也烧得周围的人不得安宁。而他能做的，或许不是扑灭火，是在火场外，多备些能让人取暖的柴。
“福伯，”他拿起外套，“备车，去趟城南的老木匠街。”
那里有位老木匠，是祖父的朋友，据说手里有乌承泽当年送的一把刻刀。他想去问问，当年乌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车驶出老宅时，雨彻底停了。天边挂着道淡淡的彩虹，横跨过江城的屋顶。姜蝼月望着窗外，忽然觉得，祖父留下的不只是信，是个没说完的故事——关于两个家族的坚守，关于火与柴的默契，或许，也关于他和乌逢玲，这段尚未开始，却早已注定的牵绊。
他不知道乌逢玲此刻正在皇城面对怎样的风雨，只知道自己该做的事，从来都很清楚：守好脚下的土地，等那个在火里挣扎的人，终于能喘口气的时候，告诉她，这里有地方可以歇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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