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你又回娘家了。”姐姐叹了口气，递给我一碗稀粥，“婆家那边会说闲话的。”青砖瓦房的霉味钻进鼻腔。秀秀坐在娘家的土炕上，旁边嫂子也抹着泪劝：“嫁过去一年就守寡，总回娘家也不是办法。
我低头不语。那天晚上，我问了小满哥很多问题。以前我问问题没有人能解答我，他们总告诉我就是这样做。
小时候家里母亲买了新的棉花机，我看着那铁家伙嗡嗡作响，吐出雪白的棉絮。我问母亲为什么机子要做棉花？棉花机做了棉花怎么给它留一点用？它会生新的更好的棉花机吗？那时候它还会帮我们做棉花吗？它为什么不是让人给它做棉花呢？到时候，会打起来了吗？
母亲总是笑着点点我的头，好像我什么也没问。
在脑海中我疯狂地吸收那天晚上他带来的每一个知识。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想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不仅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更是为了拯救我自己。
最初的启蒙，并非源于崇高的理想，而是源于最原始、最强烈的求生欲。秀秀想要挣脱命运枷锁的迫切渴望，成了点燃这个村庄革命的最初火花。
我看着姐姐和嫂子，看着她们被生活磨平了光彩的眼睛，那些在小满哥那里得到模糊答案的问题，此刻在我胸腔里翻滚、燃烧，几乎要脱口而出：
“为什么女人一定要一次次被当作货物一样嫁掉？”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果土地能自己说了算，如果收成能好到让我们不依赖任何人……”
这些话到了嘴边，又被我死死咽了回去。我知道，现在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但那火种已经埋下。
家的压抑感，从未因这是“娘家”而减少分毫。父亲阴沉的脸和随时会挥下来的巴掌，与死去的丈夫并无本质不同。我埋头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抵消我“守寡归家”带来的“耻辱”。
那天，父亲请了几个族里的长辈到家里商议事情，酒过三巡，不知怎的就挑剔起我的不是。从碗洗得不够光亮，到我整天“魂不守舍”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寡妇。现在这个点还在外面飘。
秀秀的布鞋刚踏进门，巴掌劈头盖脸的就落了下来。“死丫头，割个猪草磨到日头落山，是等着全家饿死吗？”父亲的烟杆指着她的鼻子，唾沫星子溅在她沾满泥点的衣襟上。
我低声辩驳了一句：“爹，活我都干了。”
“干了？你这叫干了？懒而无用的东西！吃家里的饭，丢家里的人！”父亲当着一众客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灶屋里，母亲攥着锅铲不敢作声。秀秀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看着案板上母亲刚切好的腊肉，今天他要请村里的长辈来喝酒，却把她当牲口使唤。她咬着牙蹲下身，默默收拾起地上散落的猪草。指尖被草叶划出血口，心里的火气却越积越旺——凭什么她起早贪黑干活，换来的只有打骂？
客人坐满了堂屋，父亲端着酒杯吹嘘自己治家多严，话头突然转到秀秀身上：“要我说，养女儿就是赔钱货，懒得像头猪还嘴硬，一点用都没有！”
秀秀正端着菜进来，听见这话猛地将盘子顿在桌上：“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晚上织布到三更，哪里懒？哪里没用？”
满屋子的目光瞬间聚过来，父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反了你了！还敢顶嘴？”他抄起烟杆就往秀秀身上抽。
“我不顶！你就往死里打！”
我猛地抬起头，声音因激动而尖利：“我丢人？我是赔钱货。我一天到晚像头牲口一样干活还叫丢人？非要我死了才叫不丢人吗？！彩礼都被你拿着，嫁妆更是没有。用彩礼买走的人应该是你！”
满座皆惊。父亲大概从未想过我会反抗，尤其是在外人面前。他脸色瞬间铁青，站起身就要扑过来。
我不再给他机会，转身就冲出了令人窒息的家门。母亲哭着追出来，父亲暴怒的吼声和脚步声紧随其后。
我一直跑到村头的池塘边，才猛地停下，转过身，看着追来的父母，心一横，踩进了冰凉的池水里。
“你再过来一步！我就跳下去！”我眼神异常决绝，“反正活着也是挨打受骂，不如死了干净！”
局面僵持住了。母亲吓得大哭，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再逼上前。
“反了！反了天了！你给我回来！磕头认错！”父亲咆哮着，这是他最后的权威。
天？天就是天而已。都想做天，可大家脚下踩着生活的都是地！
潭水冷得刺骨，我此刻的心却比潭水更冷。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要我认错可以。你当众答应，从今往后，再也不动手打我。你答应，我就跪一只脚磕头。”
这近乎是平等的谈判了。父亲的脸扭曲着，但在围观乡邻的目光下，他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行！”
战争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为他保留了最后一丝颜面。我履行诺言，单膝跪地，磕了一个头。
池塘边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我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他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非但不再怕他，心底反而生出越来越清晰的恨意。
我更清楚地看到，母亲和姐姐嫂子们的隐忍，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剥削。我和她们，才应该是真正的一条战线上的人。
这场冲突也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为了不让他找到任何发难的把柄，我干活变得更加极端地勤快，每一件事都力求完美，甚至开始下意识地记账，将每日的劳作、家里的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种近乎自虐的“仔细”，磨练着我的意志，也让我对家务农事的运作和管理，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
但是这些好处和觉悟都是在不断坚持中才慢慢显现出来。
那时候我回到那个名为“家”的囚笼，气氛是死人般的寂静。父亲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里的尖毒。母亲和嫂子们则像一群受惊的鹌鹑，缩在灶房里，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场以命相搏的“胜利”，在旁人看来不过是胡闹。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更深的隔阂与怨恨。现在，我成了这个家里一根拔不掉的刺。
那天晚上，我没有理会家人的冷眼，第一次点了自己的那盏油灯。昏黄的火苗在眼前跳跃，我摊开账本，握着那根炭笔，迟疑了许久。
我该记些什么？
我想起了父亲的话。
于是，我写下了第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却带着书写史书般的郑重：
【今日。卯时，起床，挑水两担。辰时，割猪草一筐，喂猪。巳时，下地锄草三分……】
我一笔一划地记录着，将我一天的辛劳，从无形的疲惫，变成了白纸黑字。写到最后，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记录，心中那团火烧得更旺了。
我不是赔钱货，不是无用的东西。我的双手，我的时间，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有价值的！它们不应该被一句“赔钱货”就轻易抹杀。
从那天起，这本账本成了我的秘密和慰藉。我不仅记录自己的劳作，也开始偷偷观察、记录家里的每一笔开销，每一份收成。父亲卖掉一担谷子换了多少钱，母亲扯了二尺布花了多少铜板……
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当账本渐渐变厚，一个冰冷而清晰的事实浮现在我眼前：这个家，超过一半的产出，来自于我和母亲、嫂子们的劳作。而我们，却分不到一文钱的支配权，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和尊重都得不到。
我看着镜中自己那双因过度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再看看账本上冰冷的数字，一个念头，疯狂地滋长起来。
凭什么？
教我算账时母亲说，账算不清楚，人就活不明白。
现在，我的账，已经开始算清了。那么，村里其他女人的账呢？整个源村的账呢？
我合上账本，吹熄了油灯。窗外，夜色深沉，但我的眼前，却仿佛看到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布满荆棘却通往光亮的路。
可长夜漫漫，道路曲折，屋子里黑漆漆的，我看不见终点。
我沉默了。
一时之间，村里人都在议论，说秀秀这女人命太硬，克夫。
秀秀听到消息时，正在院子里劈柴。她愣了很久，然后慢慢地、一斧头一斧头地，继续劈着。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小满哥做的。这个人总是能轻易拨弄命运的走向。
她只知道，她不用嫁了。她自由了。
可紧接着，更大的恐惧攫住了她。一个“克夫”的寡妇，在这个村子里，未来的路只会比之前更难走。她从一个火坑，掉进了另一个冰窟。
在这的沉默中，村口传来了熟悉的、清脆的拨浪鼓声。
他走到她家院门口，隔着篱笆，看着院中那个瘦弱的身影，依旧是那副平淡的语气：你有东西要换吗？
那天深夜，小满离开了村子，在远离人烟的密林中，他启动了与“上级”的通讯。一道模糊的人影出现在他面前的光幕上，声音经过处理，冰冷而不带感情。
“监管者K-98，汇报你对734号受试者的评估。她的‘病毒’污染指数在持续上升，已经达到了需要启动‘清理程序’的阈值。”
小满垂下眼帘，语气平淡：“评估结果为负面。734号受试者的反抗行为，并未超出当前世界观的逻辑框架。她的行为正在激发周边NPC及其他受试者产生大量高价值的‘封建压迫’类情感数据，有效促进了‘源村’分区的实验进程。”
他撒了谎。秀秀的觉醒程度远超他的报告，那不是“病毒”，那是人性本身在反抗程序。
光幕后的人影沉默了片刻。
“很好。公司对你的工作效率很满意。记住你的首要任务：维持实验稳定，采集数据。不要让任何个体，破坏这个价值连城的数据库。所谓的‘病毒入侵’，是我们最好的保护伞，也是最好的催化剂。”
“明白。”小满回答。
通讯切断。他站在黑暗中，手里捏着一块从秀秀那里换来的饴糖。那个女孩不要东西，他说要记账，她摇摇头说他们俩的账在她心里，不能拿出来，要保密才行。
糖是甜的，但他的世界里，从来都只有冰冷的的计算和无尽的测试。
他看着饴糖，想起了秀秀倔强的眼睛。
他究竟是在保护一个珍贵的“数据源”，还是在保护一个正在觉醒的“人”？
或许，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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