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认故事的起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两人的相遇开始计算，另一种是追溯到之所以相遇的源头。那些看似无关紧要、互不关联的纷杂记忆汇聚在某个人的身上，构成了她和另一个人相遇的理由。
瓦拉是卡尔斯城某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独女。瓦拉的母亲卡捷琳娜毕业于x城某座高等女子学校，和瓦拉的父亲安德烈在当地的青年刊物组织里相识了。来到卡尔斯城后，他们一个做了家庭教师，另一个做了报社记者。一拍即合的婚姻过早降临，他们还没学会保温就把火互相浇灭了。两个人带着天真的理想在生活，然而事情的发展只是俗套的剧本，像是不可避免一般地：激情的空壳子轻易被磨损，接着做记者的安德烈爱上了他观察报道的对象。先戴上帽子走出家门的是安德烈，他率先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
卡捷琳娜没有表露出任何忧愁或忿恨，她立刻平静地宣称那个男人已死（像她是他命运的法官一样笃定），并要求来访者不用父名称呼瓦拉。卡捷琳娜为安德烈举办了一场满城皆知的葬礼，煞有其事地穿上了服丧的衣服，直到丧期结束才脱下，一切都合乎“礼节”。
瓦拉没有忘记葬礼那一天。怎么能忘？葬礼是在瓦拉家旁边的市民广场上举办的。没有神父的出席，卡捷琳娜自己担当了神父的角色，她因此被议论为大逆不道的“疯女人”，是“进不了天堂”的。
那天，瓦拉手里捻着一朵小白花站在黑色的长袍中间，看一个个默祷的人和背后竖立的松树融为一体。他们竭力表现出葬礼应有的哀痛神情，其实更多的是好奇和看戏的心态，而卡捷琳娜对此毫不在乎。不过某种意义上，葬礼是行之有效的。在卡捷琳娜面前，镇上的人对安德烈闭口不谈。这个人从此不再存在了。这场葬礼只有一口空棺材和卡捷琳娜笃定的陈述：“是的，确认无疑，我的丈夫安德烈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瓦拉向空棺材里放下她手里的小花，小花立刻掉进深深的棺材底部看不见了。瓦拉探着头找花，被卡捷琳娜一把拉了回来。“葬礼”上，卡捷琳娜没有掉一滴眼泪。她看起来异常冷静，只是在宣告安德烈从此从卡尔斯城、从这个国度、从生者的世界上彻底消失。瓦拉悄悄抬头瞧了一眼妈妈，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从她的嘴里脱口而出：爸爸在哪？然而没有人应答。
瓦拉还有一点关于父亲的回忆。某个清晨，父亲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子。像往常一样，他从衣架上拿起那件穿得发旧的暗黄色大衣套在身上，随后走出大门。只有一个动作，瓦拉记得，只有一个动作与往常有些许不同：走出门的时候他的皮鞋尖首先进入阳光中，他试探性地顿了顿，随后压低帽檐疾步走了出去。瓦拉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瓦拉想起他这一秒的停顿，逐渐变得只记得这一秒的停顿。父亲，走出去，停顿，接着继续走出去。这一秒的迟疑是因为他即将让背叛成为事实，然而尽管存在迟疑，他仍然选择背叛和离开。这就是她关于父的记忆。
卡捷琳娜死于高热。瓦拉九岁这年的冬天疫病横行，卡捷琳娜没能躲过。瓦拉伏在卡捷琳娜的床边勾着她的小手指，感受着卡捷琳娜的身体从滚烫变得失去温度。卡捷琳娜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抚摸瓦拉的脸，她的目光沉沉地压在瓦拉的身上，嘴唇发着抖：瓦拉不知道是自己真的辨别出了卡捷琳娜的唇语还是她希望辨别出，总之在记忆之中卡捷琳娜对她说：“妈妈爱你，永远爱你。”
卡捷琳娜死的那天晚上，修道院的修女塞西莉娅，瓦拉最忠诚的钢琴听众，推开她家的房门，面色苍白得和身后的雪一致。她拉起瓦拉的手，她的嘴唇完全失去了颜色，但她的神色和往日一般沉静和笃定，然而她的眼神变得更烫了。她说好孩子，以后修道院就是你的家，我来做你的母亲。瓦拉就这么被她领着来到了修道院的儿童救济所，一住就是十年。
塞西莉娅说瓦拉很像她母亲卡捷琳娜，瓦拉有些惊讶，因此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里琢磨。通常别人都说她像她父亲：一样的金色、蜷曲的头发，一样的温吞性格，然而塞西莉娅却说瓦拉很像她的母亲。
塞西莉娅是母亲秘密的好友，较母亲要年长一些。她神情严肃，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后来瓦拉得知她曾是个贵族小姐，是为逃避婚约偷偷来到修道院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她的姓氏和来处。至于她和母亲是怎么相识又是怎么熟悉的，瓦拉同样无从知晓。她只是被母亲再三叮嘱：她与塞西莉娅的见面是秘密。
瓦拉曾经对塞西莉娅怀有微妙的排斥心理。更准确地说，是害怕。她发觉塞西莉娅和她的母亲卡捷琳娜之间存在秘密，而自己身处其外，没有知情的权利。塞西莉娅介入了她与母亲——这世间她唯一亲近的对象——之间。她看过母亲取下塞西莉娅的修女帽，为她别上一朵水仙花。这竟然是她的母亲所做的事。正是这个塞西莉娅成了瓦拉身边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母亲相连的人。瓦拉过去对她的纤细的恐惧在现在变成一种更加微妙且无法抗拒的东西，因为偏偏是这个人，也偏偏只剩这个人，直接地知晓她母亲的存在，而能把她看作一个孩子去爱和原谅。
她知道塞西莉娅在透过她看她的母亲。母亲死后的一天又一天里，她越发清晰地明白了曾经的疑窦的来源，并且得到了证实。她完全接受了，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已经逝去太久，她没办法把她看作活生生的“母亲”而只能把她当作一个虚构的形象去怀念了，所以她理解了她。她甚至希望过去她们是幸福而无所顾忌的，但她也怀疑自己的希望只是建立在这件事无法达成的基础之上：因为不可能，所以才能大度地怜悯。她不知道，也无法求证。
母亲死后不久瓦拉收到一笔大额的抚恤金，署名是父亲：安德烈，一个早就被卡捷琳娜宣告死亡的名字。瓦拉隐约想起父亲的胡子。别人形容安德烈时都说他的长相称得上俊秀，但面颊过于消瘦。瓦拉记得的是他的胡子：小时候她喜欢抓父亲的胡子，像金色的山羊须，而安德烈只是微笑。瓦拉也没有办法恨他，即便她试着把一切归罪于他的可恨行径，可是一旦想到他微笑的面容她又变得迷茫。她好像并不认识他。
在母亲为他举办葬礼之后那么多年里他重新出现了，以一沓钞票和一封信的方式。信里他说他也染上了和卡捷琳娜一样的病：这疫病也蔓延到了他的头顶。在瓦拉心里父亲本该是彻底消失了，即便还活着，也已经与她的世界彻底断裂；然而他竟然得了和她妈妈一样的病，并同样——病入膏肓！原来他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且如此之近！接着警务部的人来到小小的瓦拉面前告知她，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血缘之人，她的父亲，在距离不远的城市病亡了。
是的，和她母亲一样的病，他们的死亡之间甚至只间隔短短的一周。
瓦拉谁也没办法去恨。父亲离开时她还太小，她所能记住的只有父亲卷曲的胡须和温和的表情，这种印象已经模糊了其他，要怎么恨一个虚幻的形象？她更无法去恨她的母亲，她和母亲以脐带相连；她也恨不了塞西莉娅。这个本与她相距遥远的、介入她和母亲的亲密之间、与她共享母亲的塞西莉娅偏偏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把她当作孩子去爱的人。也是她教会了她如何去听合唱中自己的声部，如何感受声音穿过耳道诱引起绒毛的颤动，甚至瓦拉与她相处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瓦拉和母亲的相处时间。实际上，瓦拉不光不恨她，而且把她当作近似母亲的对象来爱着。
瓦拉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修道院自己生活，已经过了四五年光景。她和母亲一样做了教师。她教钢琴，把过去学会的乐音教给其他孩子。她自打童年就有一头蜷曲的短金发，细长的眉毛和清秀的眼型与惯常的淡淡表情很相称。她个子挺高，身形瘦削，脸型瘦长，眼睛显得有些凸出，但因此格外的明亮。她有双漂亮的手，手掌上却结了厚厚的茧。她算不上标准的美人，但绝对属于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见过她的人饱含深情地说：圣玛利亚教堂的瓦拉，面容像圣徒一般光洁。
塞西莉娅已经年近五十，常年的修道院劳作生活消磨了她初来乍到时脆弱的，乃至有些神经质的美丽。她眼睛中的严肃也转而被恬静的慈悲所覆盖。但瓦拉仍然觉得她和从前一样，和雪夜那天推开她家房门拉起她的手的形象如出一辙：她始终是个慈悲但蕴藏着火焰的形象。瓦拉知道当年修道院里的议论，说塞西莉娅一定受不了修道院的生活而和某个男人私奔。然而塞西莉娅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年。
瓦拉辗转的生活似乎终于平静了。她租了间二楼的小房间，公寓的内饰颇有中世纪风格。由于老旧，每当踩过床边的地板，总发出吱嘎的声响。她的房间很小，但刚好放下一张单人的木板床、一张方桌、一个衣柜、一个写字台。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选择这里是因为视野很好。从房间的后窗可以直接望到斯乃河，再向后是修道院塔楼的尖顶。她在修道院的附属女校兼职，并在那里练琴。她每天轻巧地路过孩子之间——或者说工作之间，日复一日，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她不会失去更多，也不会拥有更多。
这就是瓦拉现在的生活，她本以为至少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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