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廷争面折触逆鳞
就在李瑜于微观层面悄然布局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将他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迫使他不得不以更直接、也更危险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年夏秋之交，河南、河北诸道爆发大规模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吞噬禾稼，所过之处，赤地千里，民生凋敝，流离失所者众。消息传至长安，朝野震惊。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朝堂之上的初步应对却显得迟缓且方向诡异。一部分官员秉承“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乃是上天警示，主张皇帝斋戒修德，祭祀山川，以息天怒。更有甚者，以“蝗乃神虫，不可捕杀，恐招致更大灾祸”的荒谬言论阻碍实际救灾。
李瑜在门下省看到各地急报中描述的惨状，心急如焚。他深知，蝗灾必须依靠科学方法积极应对，等待祭祀无异于坐视民生崩溃。他连夜奋笔疾书，撰写了一份极其尖锐的《请捕蝗疏》。
在这份奏疏中，他首先以雄辩的逻辑驳斥了“蝗为神虫”的谬论，引经据典，指出历代皆有捕蝗成功的先例。随后，他直指核心：“陛下忧勤社稷，爱养黎元，若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视百姓饿殍而不恤，空谈修德，何德之有？此非敬天，实乃慢天！非爱民，实乃害民！”
言辞之激烈，已近乎指责皇帝和朝廷不作为。这无疑是极其冒险的。
紧接着，他提出了一套详尽、可行的捕蝗救灾方案：
其一，朝廷明发诏令，破除迷信：由皇帝亲自下旨，明确蝗虫为害稼穑之害虫，鼓励乃至命令官民全力扑杀，并宣布以捕蝗数量换取粮食或钱币的奖励政策。
其二，设立钦差，统筹指挥：立即派遣得力干员为捕蝗使，赶赴重灾区，统一协调各州县力量，组织民众，采用掘沟掩埋、火烧、网捕等多种方法灭蝗。
其三，开仓放粮，稳定民心：迅速开放灾区及周边常平仓、义仓，赈济灾民，防止饥荒引发社会动荡，同时平抑因恐慌而飞涨的粮价。
其四，减免赋税，休养生息：对受灾严重地区，酌情减免当年乃至来年部分赋税，帮助百姓恢复生产。
疏成之后，李瑜知道此举必触怒许多保守官员，甚至可能引起玄宗不悦。但他顾不得许多，若因畏惧而缄默，他良心难安。他毅然将奏疏通过正规渠道呈递上去。
果不其然，这份《请捕蝗疏》在朝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以李林甫为首的一些官员，虽未必真心相信“神虫”之说，但乐得见李瑜这个日渐崛起的“异类”触怒皇帝，纷纷出言指责李瑜“言语狂悖”、“诋毁圣德”、“不修仁德，专务刑名之术”，要求予以严惩。
朝堂之上，支持与反对者争论不休。玄宗皇帝本人，受时代局限，内心对“天人感应”亦有所顾忌，且不喜臣子过于尖锐的指责，看完奏疏后，面色阴沉，久久不语。
就在李瑜处境岌岌可危之际，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太子李亨在仔细阅读了李瑜的奏疏后，于一次内廷召对时，挺身而出，支持李瑜的主张。他并未直接反驳“天人感应”，而是从“民为邦本”的角度切入，恳切陈述：“父皇，蝗灾肆虐，万民倒悬。李拾遗所言虽直，然其心切切，其策凿凿。儿臣以为，捕蝗救灾，乃当前第一要务。若因拘泥于虚文而延误时机，致使饿殍遍野，恐非上天仁爱之本意，亦非我大唐恤民之德政。”
太子的支持，分量极重。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如姚崇（若此时仍在世或影响力尚存）、宋璟等旧相的门生故吏，也纷纷上书，支持积极捕蝗。更重要的是，灾区情况不断恶化，流民开始向京师方向涌动，现实的压力迫使玄宗必须做出决断。
最终，玄宗皇帝权衡利弊，采纳了李瑜方案的核心部分。他下诏明确鼓励捕蝗，并派遣御史中丞崔翘等人为捕蝗使，分道督责救灾，同时下令灾区开仓赈济。
诏令一下，各级官府才真正行动起来。尽管过程中仍有阻力，但大规模的捕蝗行动得以展开，无数百姓因此得以活命。李瑜的名字，也随着这道救命的诏书，再次响彻朝野，只是这一次，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支持者誉其为“救时之臣”，敢于为民请命；反对者则视其为“幸进小人”，哗众取宠，不守臣道。
这次廷争面折，是李瑜仕途上一次重要的冒险。他赌上了自己的前程，甚至性命，最终赢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他“直臣”、“干吏”的公众形象，尤其是在太子集团和清流士人中的威望。然而，他也彻底站在了保守势力和李林甫一派的对立面，未来的斗争必将更加残酷。他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可能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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