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我失去了我的胃。
可是我对这种不可挽回的失去一无所知。
甚至在接受胃全切手术的当天，我的主治医生描述手术的说辞仍然是“以勘查为主”。
数天前我做了胃镜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胃里有一块巨大的溃疡。医生看着报告对我说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他会在我全麻的时候将一个探头伸进我的腹腔里，评估胃部和溃疡的实际程度，如果能将溃疡部分切掉，就直接切掉，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不切。直到术前谈话的最后，他才给我补充了一种情况：如果溃疡的位置太过靠上，切除的部位可能会比较大，可能需要切掉三分之二的胃或者是全切。之后他担心我接受不了，又连忙安慰我，说那只是很少见的情况，让我不要担心。
我是个相信医生的十分听话的病人，他说我要做的是小手术，我信了，全然没有对他所说的话进行联想，没有找寻隐藏在话语之下的另一层含义，没有怀疑为什么长在胃里面的溃疡要通过腹腔的途径评估，也没有发现从诊疗到决定手术都进行得太快，赶时间似的。因为什么而赶时间呢？问题和答案在几天后我得知我失去了整个胃的同时得出——我的病情已经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
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没有任何准备，我就在手术同意书末尾的横线上签字，轻易定下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二十多年都待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的我，许久不曾处理复杂的事务，许久不曾同家庭以外的人打交道，太天真了，以为人生的每一件事都像做家务一样简单。
即将接受消化科最大的手术之一，我却全不当一回事，术前的晚上还要请假回家休息。帮忙做登记的护士诧异地看着我，问：“明天就做手术了，你怎么还跑回家？”
我一派轻松地微笑着说没事，明早再过来就行了，我在家里才能休息好，在病房里睡不着。
护士尝试挽留我：“你如果睡不着的话，我请医生给你开一粒安眠药吧？”
我一意孤行地拒绝道：“不用，我明天在七点前来到就行，医生说八点才需要去手术室准备，预留一个小时足够了，我不会迟到的。而且医生同意我请假了，让我怎么做能够休息得好一些就怎么做。”动手术之前，大概没有几个病人能像我这样毫无心理负担，我是真的相信医生口中的“小手术”不会比一次胃镜检查更复杂。
护士只好将我的名字登记在请假名册里，并交代我在晚上九点过后禁食禁水。我答应护士一定严格遵守。
做手术当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我和丈夫安成章、大女儿安意早早地离开家，不到七点就在病房里等待。所有术前检查都在前两天完成了，我其实无事需要做，只需等待即可。我心里还有些庆幸昨晚回家睡了一个好觉，养足了精神来应付今天的手术，否则在人来人往无法保持安静的病房里待一晚，不知会有多么疲倦。我在另一所医院住过一次院，因要一早做肠镜的缘故，我在病房喝了医生开出的清空肠道的泻药之后，上厕所十数次，药效折腾到深夜才过，护士给了我一粒安眠药，让我如果睡不着就服用，但我没吃，那个晚上几乎彻夜不眠。
不到八点，一位护士确认了我禁食禁水的时间后，让我上称量了体重并记录下来，而后拿着我的病历，带领我们到十三楼的手术室，安成章在手术室外候着，安意陪我进入手术室最外侧的休息间。进门便看到两个穿病号服的病人和陪同他们的家属坐在长椅上，或发呆，或闲聊，病房护士和手术室护士一同翻看病历交接病人，我拉着女儿在另一张长椅坐下。
是一个淡蓝色的世界，地板、座椅、半截墙面都被漆成了令人冷静的淡蓝色，灯光比外间要明亮许多，照映得小小的休息室竟有开阔之意。想来是故意为之，医院的设计者们要绞尽脑汁舒缓病人的紧张情绪。休息室的正前方有一扇双开的不锈钢门，与入口相对，效用相反，不锈钢门通往手术室更深处，通往我即将去达的地方。
安意好奇地环视四周，又转过头来朝我笑笑，单纯可爱，她亦如同我，以为即将进行的是个小手术，没什么可紧张的。
“诶？传染病四项呢？没做吗？”手术室护士很快发现不妥。
“哎呀！”病房护士低呼一声，略有些懊恼，“做了，检查单没夹进病历里。”
手术室护士指出我的术前检查单子不全，不能进行手术，病房护士欲讨价还价，说检查结果可以在系统里查看，用不着特意回去找检查单，可手术室护士不肯通融，坚持要看到全部的检查单才允许病人进手术室。
我忍不住问：“怎么回事？”
手术室护士同我说：“补全了检查单再过来吧。”
我的病历被交还给病房护士，我失去了在休息间等待手术的资格，不得不跟着病房护士原路返回。
我和安成章都有一肚子的疑问，问了又问，然而护士只在前面带路，没有回应我们的疑问，也没有安抚我们的情绪，仿佛不回应就能将错漏搪塞过去。
一路上都有种荒诞色彩。护士工作上的疏忽让我感到不耐烦，我所在的病区是消化外科，是每天都有好几个病人需要动手术的业务繁忙的科室，送病人上手术室是对医护人员而言毫无难度的日常工作，别人都顺顺利利，却偏偏在我身上出了疏漏，这仿佛是个不好的预示。
我的心有一瞬间的落空感，充满了坠落的慌张。
但我不愿意与任何一位医护人员发生矛盾，安成章同样不愿意，我们对视一眼，护士不答，我们便停止了提问。
昨天我已经抽过血送检了，只是检查结果没有被及时送到护士手中而已，在病房里等着检验科把检查结果单送过来就好，似乎不算是一件麻烦的大事，我回到病房时这么安慰自己。
手术时间延后了一个多小时，期间我的妹妹、侄女、侄女婿都来了，病房热闹得像家庭聚会。安成章和安意轮流去吃早饭，正好是安意外出的空档，我再一次被通知要去做手术。
第二次进入手术休息间，是侄女安晓婷陪着我。
还是那个小而明亮的空间，还是那个手术室护士在查看病历，却不见其他病人了，只有我和安晓婷坐在角落里。安晓婷抓紧时间劝慰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想同她说我不紧张，却不知怎的，说不出口。手术室护士看过病历说可以了，便让病房护士和安晓婷都离开。如此，那里就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了。
我记得我抬头看了安晓婷一眼，但忘了我是用怎样的心情看向她。
一鼓作气，再而衰，我的勇气和冲劲大约是被那个小插曲折损了，心不断往下落，越落越深，惊惧随之越来越重，我没有说话，内心却天崩地裂，传出阵阵呼号，我很紧张，很害怕。
跟在护士后面，迈出略有些僵硬麻木的腿，向前走，那道不锈钢门被推开，紧接着出现的是一段洁净的走廊，不像病房那样有浓烈的消毒水气味，而是一种更加冰冷的味道，不知是由于过度清洁和消毒，还是由于各种无菌的器械，抑或是隐藏在身体深处的疾病得见天日的气味。
十分宽松的病号服套在身上像是穿了一阵风，似有若无的，无法阻挡手术室强劲的冷气，越往里走，越冷。再怎么在心里暗示自己要放松，也不可能在这种时刻真正放松下来，还是会有顾虑。顾虑太多太多，不知选哪一样说出口，但说到底，是最怕我自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死去。千言万语将我憋得双眼通红，像哭了许久的人。
我有点后悔了，我应该再等一等，等安意回来了，见到她了，再进手术室。明明看了她二十几年，多一面少一面其实都无所谓，但此刻就是觉得应该看看她，这种见面仿佛可以充当一个句号。还有我的小女儿安馨，她在外地念书，平日与我通过电话和微信交流近况，因不想她不顾学业而奔波，我没有让她回家来，她只知道我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检查。我从未如此渴望见她一面，没了这一面，人生好似全是遗憾。
前两天我把银行卡密码、手机支付密码、大小家务事、一些尚未还清的人情往来都告诉了安成章和安意，想着以防万一，万一我在手术台下不来，他们也不至于太过慌乱。可事实上，做是这么做了，心里却无论如何都放不下，总能找到疏漏，总能想到几句来不及说的话。身处手术室，再想做点什么也已经迟了。我边走边笑自己像个考试前一天临时抱佛脚还抱不住的小孩子，头上如一个个小太阳般耀眼的灯光是一道道审判的目光，明亮却冰冷，我悔之晚矣。
护士将我带到走廊左边的第二间手术室，里面的温度更低，有五六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护人员在做准备，其中有一张我熟悉的面孔，是我的主治医生，还有许多不知有何用处的顶着一块屏幕的机器，它们比活着的人更有威压，我想象它们在医生的控制下进入我的身体并在里面肆意游走的画面。
我听从护士的指引，躺在硬邦邦的、铺好一次性隔垫的手术床上，而后护士给我插尿管。医生同我聊天，用轻松的语气。他好像瞧出了我的惊惧，又或者没有瞧出，只是心知肚明进入手术室的病人没有几个是不紧张的。但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甚至听不太清。
我慌得几乎五感尽失，身临其境，再无法被手术大或小的说辞安抚。
这里，是真正天下大同的地方。
有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被降到最低，财富、地位、成就、与他人的关联、爱过拥有过的万事万物，都不复存在。彻底的孤立无援，造就一种真正的回归，回归到最本初的生命，只有生与死两种形态，再无其他。
最令人害怕的莫过于此。苦苦经营一生，却来到一个无视这千般经营的地方，让曾经酸甜苦辣的经历全部如云烟般消散。
一位医生帮我戴上呼吸面罩，指导我深呼吸。我在怅惘中逐渐坠入麻醉药的迷阵，无知无觉地任由医生开膛破肚。
我在手术台上睡了四个小时，一直在做梦，不过梦境的内容和我的神志一样被麻醉药抹去了。
手术完成后，我被推到手术室出口旁的另一个休息间，等待麻醉药效过去。稍微清醒，才能被送回病房。
第一感觉是身体很重，人很累，像患了重感冒，意识成了水里的鱼，伸手去抓时，它总是灵活地从我手中游走，我只能感受到它身体滑腻的触感，抓不住它。眼睛能睁半开，模模糊糊地看到前方微亮的白灯泡，和手术室的强光相比是两个极端。有人在旁边说话，我知道，但无法分辩话语的内容。
我拼命告诉自己要清醒要清醒，努力之后只勉强看到安意凑过来笑着和我说话的画面。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又能看到她了，我还活着，我没有死在手术台上。我似乎朝她点了点头，又似乎没有，只是眨了眨眼，后来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稍微安心，紧接着就是更加厚重的疲倦感席卷而来，我想休息了，便不再挣扎，闭上眼睛再次进入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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