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和伽良走出麦浪翻滚的农田来到了高楼林立的重南市。
除去路费，下车时我俩浑身上下的钱加起来都没有三百块。
车站门口有很多出租车、旅馆揽客的。
我们有些茫然地站在出站口，一个手里拿着住宿牌子的大妈朝我们走来，她操着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满脸堆笑说：“住店吗妹子？八十一晚，有电视有热水能洗澡。”
我和伽良对视一眼，不好意思地冲她摆摆手：“不用了，谢谢。”
大妈闻言，脸上的笑容垮下来，豆大的眼睛夹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几句本地话。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但也能知道肯定是骂我俩的。
最后伽良牵着我，提着行李，走了几条街问了好多家店才找到一家二十块一晚的旅馆。
一开房间门，扑面而来的霉味。
房间很小，斑驳脱落的墙皮，屋内只放了一张单薄的木床，够一个人过的狭窄过道，就再放不下其他了。
床单被子泛黄，能看出来原本是雪白的。
我突然有点想家，坐在床角偷偷抹泪，伽良放好东西过来问我：“哭啥嘛？”
我憋了半天，最后瓮声瓮气地说：“这大城市跟俺想得一点都不一样。”
伽良叹口气，抱住我说：“不怕，咱们先在这对付一晚，等俺以后赚钱，带你住好房子。”
我抬头看他，“俺不是嫌这里不好，俺只是突然离家有点不适应，总觉得别扭。”
“慢慢会习惯的，明天俺带你换个好地方住。”
我抱着伽良摇摇头，“不用，这挺好的。”
这晚，我和伽良挤在二十块一晚的小破单间里，并排躺着畅想我们的未来。
我们计划着攒够十万块就结婚。
他笑着说好，取下钥匙圈假装戒指套进我手上，我们相拥入睡。
进入梦乡前，我对我们的未来一片憧憬，认为一定是美好的。
可渐渐地，我发现，我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我和伽良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我勉强读完了初中，可他连小学都没念完，我们都只能做一些门槛低的脏活累活。
我找了个饭店服务员的工作，一天十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块，午休二十分钟吃饭，其余时间不能坐着，最后站到两条腿都是肿的。
伽良心疼我，让我换了份轻松的工作，在一家花店当店员，店子小工资也低，一个月五百。他为了快点攒钱，就打两份工，白天给人刷油漆，晚上去工地搬砖拉水泥。
这样的日子虽苦虽累，但因为对方的陪伴也感到甜蜜。
我和伽良在重南的第二年，十分奢侈的租了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房子依旧很小，只是不用再和很多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洗澡上厕所了。
那晚我兴奋地在卫生间里洗了个澡，洗到一半却没了热水。
最后一问才知道，房子里的热水器老化，只有十分钟的热水，超过了就要再等上两三个小时。
从那之后，我和伽良洗澡都是速战速决，我头发长，就单独烧水再洗。
在重南打拼的第四年，我和伽良省吃俭用攒了七万块钱。
我们看着存折里的数字，都觉得苦日子要到头了。
这时，老家突然传来他父亲病重的消息，光治疗费就花去一大半，可人还是没救回来。
他一夜之间，没了亲人，也没了钱。
他觉得对不起我，无助地坐在我对面捂脸痛哭。
我抱了抱他，安慰说：“咱们是一家人，钱花了再赚，没啥对不对得起的，俺还等着你以后带我住好房子呢。”
伽良红着眼，深深看了我许久。
打那之后，他工作更加卖力，对我也更加好。
各种节日的仪式感他也从来不会少。
偶然一次闲逛，路过一家婚纱店，橱窗里摆着一件华丽又耀眼的婚纱。
我多看了两眼，拉着他的手要走，他又将我拉回来，指着那件婚纱说：“俺觉得你穿上它一定很好看，给俺两年时间，一定会让你穿上它。”
我嘴上说着“太贵了，不要”，可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我和伽良没事的时候就会逛到那里看看那件婚纱。
就像是我们俩的动力一样，疲惫的时候看看它，就觉得生活是有奔头的。
2018年，我在下班路上，接到了一个噩耗。
伽良在工作途中晕倒，摔下了楼梯。
人还活着，就是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即使醒来，也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天塌了般。
明明前一天我们刚领了结婚证，晚上还一起商量今年攒够钱，要在哪里安家，在哪里办婚礼。
还有，要穿那件婚纱。
伽良住在ICU里，每天大把的烧钱。
很快，我们的积蓄就花光了，我把身边能借的都借了个遍。
家人得知此事，让我赶紧和他断了关系，回家和村里的老光棍结婚，彩礼能给十万块。
与此同时，医生也告诉我如果实在负担不了，他也再醒不过来的话，建议考虑拔管。
因为不仅我们做家属的痛苦，对于醒不来却意识清醒的他来说，这样活着更痛苦。
我果断拒绝，还大骂医生无德，怎么能让病人去死呢。
但，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不知道了。
我们一起规划了七年的那张幸福蓝图，彻底破灭了。
我有时候会想，要不就和伽良一起死了算了，这个世界好像总在跟我们开玩笑。
但我又害怕死亡。
花店的老板辞退了我，因为我总是请假。
即使我说明原因，是去医院照顾病人，老板也是万般无奈：“你在我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我也知道你有苦衷，但我也得为我的店考虑啊，我一家老小还靠这家店吃饭呢，要不你就先去照顾病人，等好了你再回来上班，我随时欢迎你。”
我心想，会好吗？
离开花店后，我一个人走到了那家婚纱店，站在橱窗前很久很久。
临走时，我叫路人帮忙拍了张我和婚纱的合照。
回到病房，我拿着那张照片给伽良看，“你看，俺今天跟它合影了，好不好看？”
“你不是说要让俺穿上它的吗？你醒来啊！陈伽良……”
回应我的只有各种仪器的滴滴声。
过了好一会儿，我把手机收进口袋，抹了把眼泪，“俺知道，俺再也穿不上了。”
我很想问他，伽良，我们穷人真的就注定一辈子要受苦吗？
巨额医疗费让我走投无路了。
签下放弃治疗的那份协议书后，我是看着他走的。
最后，我看见伽良流泪了。
我知道他什么都听得见，也什么都知道。
伽良，你一定会恨我吧，恨我放弃你。
伽良，我们都不用再吃苦了。
回去收拾东西时，从他的记事本里掉出来一张纸，包着一张银行卡。
纸上写着：【卡里的钱都是给你存的，很抱歉没有告诉你，因为之前我爸的事让你跟我受委屈了，所以我想偷偷给你存一份“保险”，不出意外的话这张卡你会在结婚那天见到它，如果出现意外的话，不用管我，拿着它好好生活，这是我留给你潇洒离开的底气。】
我抱着伽良的骨灰盒，在出租屋里哭得昏天黑地。
我们没有住进更好的房子，这间有卫生间的房子住了五年，依旧潮湿压抑。
我们领了结婚证，但却没来得及穿上那件婚纱。
我带着伽良的骨灰，回了老家。
我们从金色翻滚的麦田中走出来，又走向荒芜寂寥的龟裂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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