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冬雪急急忙忙地落了下来。闫昂霄裹着棉袍站在燕园的石阶上，看着纷飞的雪花覆盖住陶然亭的方向，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刻着“岳”字的钢笔——自去年夏天收到那封决绝信后，他便再没敢将笔取出，只在无人时悄悄攥着，感受笔身的凉意。这半年来，他将所有心思都扑在古籍校勘上，北平城里的进步刊物停刊了大半，往日热闹的文化沙龙也转入地下，空气中总飘着一丝说不清的压抑。
日子像被冻住般过得迟缓，直到1927年春节的爆竹声响起，才勉强添了些生气。可这份热闹转瞬即逝，正月初八刚过，北平的街头便多了许多身着制服的军警，巷口的布告栏上贴满了“严防赤色分子”的告示，连往日生意兴隆的书坊都纷纷关门歇业。闫昂霄去国子监整理古籍时，亲眼看到军警闯进隔壁的文化社，将书架上的书籍席卷一空，掌柜的被反剪着双手押走时，嘴角还淌着血。
“昂霄，你过来。”闫仲文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眉头拧成一个川字，桌上的茶杯早已凉透。他穿着一件深灰色马褂，鬓角的白发比年前又多了些，连日来的忧心让他眼底布满血丝。闫昂霄走进书房时，正好撞见父亲将一摞进步刊物塞进炭盆，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纸页，发出“噼啪”的声响。
“父亲，这些都是先生们的心血……”闫昂霄伸手想拦，却被父亲按住肩膀。闫仲文粗糙有力的手掌带着颤抖。“心血重要还是命重要？”闫父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昨天我去拜访教育部的老友，他说上面要开始大规模清查进步人士，你之前参与校勘的那本《新青年》副刊，已经被列进了黑名单。”
闫昂霄的心猛地一沉，指尖瞬间冰凉。他想起去年夏天赵景行幸灾乐祸的嘴脸，想起栗维岳信中“望你自重”的字句，此刻只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可我没做过危害当局的事，只是整理古籍……”
“乱世之中，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闫父叹了口气，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他面前，“这里面是火车票和钱，还有你堂叔的地址。他在上海法租界开了家洋行，租界里相对安全。你带着明薇去上海避难，等时局稳了再回来。”
“上海？”闫昂霄的声音陡然拔高，像被烫到般后退半步。上海是栗维岳的地盘，是他与苏晚卿即将举行婚礼的地方，他怎么能去？半年来刻意压制的回忆瞬间翻涌，像潮水般将他淹没。“我不去，我留在北平陪着您。”
“我是北平文化会的理事，他们不会轻易动我。”闫父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可你和明薇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不能有任何闪失。明薇昨天去买丝线，差点被军警的流弹擦伤，你难道要看着妹妹出事？”提到妹妹闫明薇，闫昂霄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妹妹才20岁，闲暇时最喜欢跟着他，上个月还缠着他要栗维岳画的肖像画去临摹，被他含糊着搪塞了过去。
晚饭时，闫明薇穿着水绿色的棉裙，捧着碗小米粥：“哥，我听张妈说，街上又抓人了？”她的辫子上还系着去年栗维岳送的红绳，那是北平春节的习俗，寓意岁岁平安。闫昂霄看着那抹红色，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妹妹的头：“别怕，哥带你去上海玩，那里有租界，安全一点，还有好多好吃的点心。”
那一晚，闫昂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打开紫檀木书匣，看着里面的钢笔、怀表和肖像画，眼泪无声地滑落。他恨栗维岳的“背叛”，可一想到要去上海，那个有栗维岳的城市，心底又莫名泛起一丝连自己都唾弃的期盼。天快亮时，他终于做了决定——为了家人，他可以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大不了在上海避世不出，总能避开栗维岳。
三天后，闫昂霄带着闫明薇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临行前，闫父将一个锦盒塞进他手里：“这是你栗伯父当年送我的端砚，若是在上海遇到难处，去栗记洋行找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他不会坐视不管。”闫昂霄攥着锦盒，指尖泛白，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不必了，我们有堂叔照应，不会麻烦别人。”他知道，这个“别人”，指的从来不是栗景鸿。
火车缓缓驶出北平站，闫明薇趴在车窗边，看着熟悉的城墙渐渐远去，忍不住红了眼眶：“哥，我们还能回来吗？”闫昂霄伸手拍了拍妹妹的肩膀，目光投向南方，那里是上海的方向，是他既想逃离又忍不住牵挂的地方。“会的，等时局稳了，我们就回来。”他轻声说，语气却连自己都不信。
此时的上海，法租界的洋房里正弥漫着喜庆的红绸气息。栗家客厅的梁柱上缠绕着大红绸缎，桌上摆着精致的喜帖，上面“栗维岳与苏晚卿”的名字烫着金，格外醒目。栗维岳穿着暗青色绸缎长衫，正站在客厅里，看着管家陈叔指挥佣人布置场地，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眼底却藏着一丝疲惫。
“少爷，苏小姐派人送来了最新的婚纱图样，您过目。”陈叔将一卷图纸递过来，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自去年订婚以来，栗维岳便一直假意配合筹备婚礼，可每次涉及具体细节，都以“洋行事务繁忙”为由推脱，苏家人虽有不满，却碍于栗家的实力，也只能隐忍。
栗维岳接过图纸，随意翻了翻便放在桌上：“按苏小姐的意思办就好。”他转身走进书房，关上门的瞬间，脸上的微笑便垮了下来。书房的书架后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堆满了进步刊物和资料，墙上挂着上海文化保护协会的徽章——这半年来，他借着栗家洋行的便利，暗中加入了协会，利用租界的优势，协助进步组织转移物资和人员。
“维岳兄，有新消息。”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是李同窗的声音。李同窗本是闫昂霄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同窗，当年闫昂霄带栗维岳去燕京大学图书馆时，经闫昂霄介绍与栗维岳相识，后来他也来上海求学，三人常有往来。如今他也是文化保护协会的成员，两人便常以“讨论旧友近况”为由见面。栗维岳打开门，将他迎进书房，压低声音问：“是不是北平那边有消息了？”
“何止是消息，是天大的事。”李同窗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热茶，缓解了一路的寒意，“北平最近查得紧，好多进步人士都往南边转移了。我昨天去火车站接人，碰到了北平的同窗，他说闫昂霄带着妹妹来上海了，投奔法租界的亲戚。”
“什么？”栗维岳手中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溅到了账本上，晕开一个小黑点。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你确定是他？什么时候到的？”他的心脏狂跳不止，既有久别重逢的狂喜，又有被怨恨的恐惧——他亲手写下的那封决绝信，像一根刺，横在两人之间。
“应该是今天早上的火车，具体地址不清楚，只知道是投奔法租界的堂叔，好像是开洋行的。”李同窗看着他激动的模样，叹了口气，“维岳兄，我知道你和昂霄情谊深厚，当年还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可你现在的身份……要是被苏家或者你父亲知道，不仅婚礼要黄，你在协会的工作也会受影响。”
栗维岳沉默了。他知道李同窗说的是实情。父亲最近对他的监管愈发严格，派了两个佣人跟着他，美其名曰“协助筹备婚礼”，实则是监视他的行踪。若是让父亲知道他还在关注闫昂霄，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可一想到闫昂霄带着妹妹在陌生的上海漂泊，他就坐立难安。
“我有办法。”栗维岳的眼神渐渐坚定下来。他走到书桌前，写下一张字条，递给陈叔：“陈叔，你去法租界的洋行街打听一下，有没有北平来的闫姓人家，投奔开洋行的亲戚。找到后，不要惊动他们，每天派人去看看，确保他们安全。”陈叔跟着他多年，知道他与闫昂霄的情谊，也隐约知道他在做的事，接过字条时，郑重地点了点头：“少爷放心，我会办好的。”
陈叔离开后，栗维岳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喜绸，心中五味杂陈。他想起去年夏天写那封决绝信时的痛苦，想起父亲以闫昂霄的安全相威胁时的无奈，想起每次看到那枚“维岳藏书”印章时的思念。他多么想立刻冲到法租界，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告诉他自己的苦衷，可他不能。
与此同时，上海火车站的人潮中，闫昂霄正带着闫明薇，艰难地挤出人群。上海的湿冷与北平的干冷不同，像带着水汽的针，刺得人皮肤发疼。他穿着那件藏蓝色棉袍，背着一个装满古籍的包裹，还拎着2个行李箱，妹妹紧紧抓着他的衣角，眼神中满是好奇与不安。“哥，堂叔会来接我们吗？”
“会的，堂叔说在出口处等我们。”闫昂霄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堂叔的身影。就在他焦急万分时，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手里举着写有“闫昂霄”的纸牌：“是北平来的闫先生吗？我是你堂叔的伙计，老板临时有急事，让我来接你们。”
跟着伙计坐上黄包车，闫昂霄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中愈发紧张。上海的街道比北平热闹得多，随处可见穿着旗袍的女子和西装革履的洋人，路边的广告牌上画着时髦的电影明星，可他却无心欣赏。当黄包车经过栗记洋行的门口时，他下意识地低下头，避开了那块醒目的招牌——招牌下站着几个穿着长衫的伙计，正忙着搬运货物，他生怕在这里遇到栗维岳。
堂叔的洋行位于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一楼是铺面，二楼和三楼住人。堂叔闫世昌见到他们，连忙迎了上来：“昂霄，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北平那边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住下，有租界照着，安全得很。”堂叔的妻子赵姨也热情地张罗着：“明薇长这么漂亮了，快进屋暖和暖和，我炖了鸡汤。”
安顿下来后，闫昂霄便很少出门，每天在家校勘古籍，偶尔会带着妹妹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他刻意避开了所有可能遇到栗维岳的地方，却不知在他每次出门时，都有一个穿着短打的汉子远远跟着，将他们的行踪一一汇报给陈叔，再由陈叔转达给栗维岳。
“少爷，闫先生今天带着妹妹去了外滩公园，一切都好，就是闫小姐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咳嗽了几声。”陈叔将一瓶止咳糖浆放在桌上，“这是我从洋行拿回来的进口药，您看要不要……”
“不必了。”栗维岳打断他的话，“你让人悄悄放在他们家门口，别留下痕迹。”他不敢亲自送去，甚至不敢靠近那栋小洋楼，只能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关心。
元宵节那天，法租界举办了灯会，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闫明薇缠着哥哥要去看灯，闫昂霄拗不过她，只能答应。晚上的外滩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花灯映亮了夜空，闫明薇拿着一盏兔子灯走在前头。闫昂霄跟在后面，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生怕遇到熟人。
忽然，他的目光顿住了。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暗青色呢子大衣，正看着一盏荷花灯出神。是栗维岳。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比去年在北平时长了些，侧脸的线条依旧俊朗，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的沧桑。
栗维岳也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转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路灯的光芒落在两人身上，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栗维岳的眼中满是惊喜与慌乱，他下意识地想走上前，脚步却像灌了铅般沉重。闫昂霄则猛地转过身，拉着妹妹就走，脚步快得几乎要跑起来。
“哥，怎么了？”闫明薇不解地问，手里的兔子灯差点掉在地上。
“没什么，人太多了，我们回家。”闫昂霄的声音带着颤抖，他不敢回头，不敢看栗维岳的眼神，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怨恨，有委屈，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悸动。
栗维岳站在原地，看着闫昂霄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他想追上去，想解释一切，可身后传来苏晚卿的声音：“维岳，你在看什么？长辈还在前面酒楼等我们呢。”苏晚卿穿着一件时兴的长款带毛领藕色毛呢大衣，内搭一身粉色旗袍，挽着母亲的胳膊，笑容温婉。
栗维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转过身，重新挂上得体的微笑：“没什么，看一盏灯罢了。”他拿起荷花灯，递给身边的佣人，目光却依旧望着闫昂霄消失的方向，心中默默念着：“昂霄，再等等我，等我把一切安排好，一定会告诉你真相。”
那天晚上，闫昂霄一夜未眠。他坐在窗前，看着桌上的止咳糖浆——那是昨天出现在家门口的，没有署名，可他认得瓶身上的标签，是上海最有名的西药行出品，而那家药行，正是栗家的产业。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似乎他们的命运，早已被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无论他如何逃避，都躲不开这场重逢。
而栗维岳则在书房里待了一整夜，看着那张闫昂霄的肖像画，指尖摩挲着画中人的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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