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渡舟是被鸟叫声吵醒的。
北城的麻雀多,天一亮就在窗外叽叽喳喳地叫,声音又急又脆,像一把绿豆撒在玻璃上。他睁开眼睛,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天花板太低,窗户太小,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金线。然后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回来,把他淹没了。
他在北城。在外婆的房子里。在七月。
他坐起来,脖子酸痛——荞麦皮枕头太硬,他睡姿不好,落枕了。床头的闹钟指向七点二十,闹钟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闹钟,两个铜铃铛中间夹着一个锤子,到点就会疯狂地震响。闹钟早就停了,指针永远停在某个不知名的时刻。
他起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水龙头里的水还是浑的,放了半分钟才变清。镜子是方形的,边角的水银层剥落了,映出的人脸有些变形,下巴显得特别尖,眼睛显得特别大。他看着镜子里的人——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嘴唇干裂,眼角有一道细纹,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二十七岁的人,看起来像三十七岁。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换了件干净T恤——白色的,领口有些松了——穿了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穿了两年的帆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走在水泥地上能感觉到地面的凹凸。他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的鞋柜上看到一把钥匙,是外婆以前给他的,他以为丢了,没想到还在这里。钥匙上系着一个塑料的号码牌,写着“503”——五楼三号,他家的门牌号。
他下楼的时候,在二楼拐角处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往上走,看见他愣了一下,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试探着叫了一声:“舟舟?”
沈渡舟停下脚步。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上的纹路,但眼睛很亮,是那种没有被岁月磨钝的亮。他认出来了——是二楼的王奶奶,外婆生前的邻居,也是棉纺厂的老职工,和外婆做了三十年的邻居。
“王奶奶。”他说。
老太太的眼睛一下子红了,放下菜篮子,颤巍巍地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上上下下地看,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比以前瘦多了。你外婆要是看见你这个样子,该心疼死了。”
沈渡舟没有说话,只是站着,任由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老人的手很干,很暖,指节有些变形,是年轻时在纺织厂做工留下的职业病。
“你这次回来住多久?”王奶奶问。
“还不确定。”他说。
“多住几天,陪陪你外婆。”王奶奶说完,大概意识到说错了话,外婆已经不在了,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心疼交织的表情,“我是说……多住几天,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你来了,就有了人气。”
“嗯。”他点了点头。
王奶奶松开他的胳膊,弯腰提起菜篮子,从篮子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油条和两杯豆浆,“还没吃早饭吧?拿着。”
“不用了,王奶奶——”
“拿着。”老人不由分说地把塑料袋塞到他手里,“你小时候最爱吃楼下老李家的油条,记得不?每天早上缠着你外婆要钱去买,一块钱两根,你一次能吃三根。老李头去年走了,店也关了,这是他儿子开的,味道不如以前了,但也还行。”
沈渡舟接过塑料袋,塑料袋是温热的,油条的香味透过袋子渗出来,混着豆浆的甜香。他想起小时候,每天早上跑下楼,踮着脚把一块钱递给炸油条的老李头,老李头用长筷子从翻滚的油锅里夹出金黄的油条,沥一下油,用草纸一包,递给他。他咬一口,外酥里软,满嘴的油香。那时候他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早上能吃上一根刚出锅的油条。
“谢谢王奶奶。”他说。
“谢什么。”王奶奶摆了摆手,拎着菜篮子上楼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舟舟,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我就在二楼,二零二。”
“好。”
他下楼,站在巷子里,咬了一口油条。确实不如以前好吃了,油不够新鲜,面发得有些过,但那个味道的骨架还在,像一首被翻唱了很多遍的老歌,旋律没变,只是换了一种嗓音。
他一边吃一边往巷子外面走。巷子很窄,两旁的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大片,把墙壁原本的颜色遮得严严实实。墙根下长着青苔,湿漉漉的,大概是昨晚洒水车经过时溅到的。巷子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遮住了半边天空,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他站在槐树下,往左看是通往市中心的方向,往右看是通往学校的方向。他犹豫了一下,往右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右走。也许是因为油条,也许是因为王奶奶的话,也许是因为昨晚在窗台上看到的那片沉默的轮廓。也许什么都不因为,只是他的脚自作主张,带着他走向一个他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地方。
走了大约十分钟,就到了北城一中的老校区。
校门是铁栅栏的,上面有一个拱形的铁架,曾经写着“北城市第一中学”七个大字,现在字已经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铁架,像一副没有牙齿的骨架。铁栅栏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链条锈成了红褐色,缝隙里塞满了落叶和灰尘。
沈渡舟站在校门外,透过铁栅栏往里看。
校园里长满了草。操场上的塑胶跑道已经开裂了,裂缝里钻出半人高的野草,在晨风中轻轻摇晃。足球场上的草坪早就荒了,变成了一个杂草地,开着白色和黄色的小野花。教学楼是一栋五层的灰砖楼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大半,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楼前的那排梧桐树还在,长得更高了,枝叶遮住了教学楼的底层,阳光透过树叶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他记得这排梧桐树。高二那年春天,学校组织植树节活动,每个班分了几棵树苗,他们班分到的就是梧桐树。班主任说梧桐树长得快,三五年就能成荫,等你们毕业的时候,就能在树下乘凉了。他记得那天阳光很好,全班同学都在挖坑、栽树、浇水,只有顾长风一个人靠在旁边的石凳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眯着眼睛看他干活。
“你倒是来帮忙啊。”沈渡舟满头大汗地铲着土,冲他喊。
“我在看着你帮。”顾长风含着棒棒糖,含含糊糊地说,“精神上的支持也是支持。”
“滚。”
顾长风没滚,反而凑了过来,蹲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草莓味的,粉色的塑料棒——递给他,“给你,补充糖分。”
“我不要。”
“拿着吧,你看你汗都流到眼睛里了。”顾长风伸手,用拇指帮他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手指凉凉的,带着棒棒糖的甜味。
沈渡舟愣了一下,接过棒棒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草莓味的,甜得有些腻。
“这才乖。”顾长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终于拿起旁边的铁锹,开始帮忙铲土。他铲土的姿势很笨拙,像是在铲雪而不是铲土,每一锹都铲得歪歪扭扭的,沈渡舟看不下去,走过去纠正他的动作——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身体重心往下压——顾长风站在他身后,两只手被他握着放在铁锹的木柄上,两个人的身体贴得很近,他能感觉到顾长风呼吸时胸腔的起伏,能闻到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那种很普通的、超市里十几块钱一大袋的洗衣液,柠檬味的。
“你会不会啊。”沈渡舟说,声音有些哑。
“你教我啊。”顾长风在他耳边说,气息温热,扫过他的耳廓。
那棵梧桐树,就是他们一起种下的。
沈渡舟站在校门外,目光在教学楼前的梧桐树中搜寻。梧桐树都长得差不多,他分不清哪一棵是他们种的了。七年了,树长高了,长粗了,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他试图从树干的形状、树枝的走向中辨认出那棵树,但失败了。所有的树都一样,所有的树都不一样。
他绕着围墙走了一圈,走到学校的侧门。侧门是一扇小铁门,比正门窄很多,只够两个人并排通过。铁门上没有锁,只是用一根铁丝缠住了。他把铁丝解开,推开门,铁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惊起了墙头上的一只麻雀,扑棱棱地飞走了。
他走进去,脚踩在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草叶上沾着露水,打湿了他的帆布鞋,凉意从脚底渗上来。他穿过操场,走过跑道——跑道上的白线已经模糊不清了,像一条褪了色的伤疤——走到教学楼前。
教学楼的门是敞开的,门板歪斜着,铰链掉了,靠墙立着。他走进去,走廊里很暗,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光斑里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像一群微小的、缓慢游动的生物。走廊两边的教室门都关着,门上贴着封条,封条已经破损了,被风吹得哗哗响。
他推开其中一扇门——高二(三)班。
教室里的桌椅还在,但被重新排列过,大概是后来搬东西的人随手推的,歪歪斜斜地堆在教室后面。黑板上还留着字,粉笔字,不知道是哪一届学生写的,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高考必胜”“未来可期”之类的口号。黑板左上角有一个值日表,表格里的名字被擦掉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顾”字。
沈渡舟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个“顾”字。
顾长风的字写得很丑,像小学生写的,横不平竖不直,每个字都往右边歪。他记得顾长风每次在黑板上写值日生名字的时候,都会被班主任骂——“顾长风你能不能把字写端正一点?这是黑板不是草稿纸!”顾长风就笑嘻嘻地说“老师我下次注意”,然后下次还是照旧。
他曾经帮顾长风擦过一次黑板。那天是周五,值日生应该是顾长风,但他翘课了——顾长风经常翘课,理由五花八门——“今天太阳太大了不想出门”“今天下雨了不想出门”“今天风太大了不想出门”“今天天气不错但我不想出门”——总之,他没有来。沈渡舟作为班长,只好替他擦黑板。他站在讲台上,用黑板擦把顾长风写的歪歪扭扭的值日生名字擦掉,粉笔灰飘下来,落在他头发上、肩膀上,像一场细小的雪。
顾长风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看到黑板上干净了,转头冲他笑了一下,说:“谢谢啊,班长。”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水面上的一个涟漪,转瞬就消失了。但沈渡舟记住了。他记住了那个笑容的每一个细节——嘴角上扬的角度,眼睛弯起来的弧度,左边脸颊上那颗若隐若现的痣。
他记住了太多不该记住的东西。
他走出教室,沿着走廊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空荡荡的教室,走到走廊尽头。尽头是楼梯,楼梯间的灯早就灭了,只有从楼上窗户漏进来的一点光,勉强照亮脚下的台阶。他犹豫了一下,开始往上走。
楼梯的台阶上落满了灰,他的脚印清晰地印在上面,是整栋楼里唯一的足迹。他走到三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教室前,停下来。
这间教室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纸已经发黄发脆了,边角卷起来,上面打印着几个字——“美术教室”。
他推开门。
美术教室比普通教室大一些,靠窗的位置摆着一排画架,画架上还夹着画板,画板上的纸已经泛黄了,有些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墙上挂着几幅学生作品——素描、水彩、油画棒——都蒙着一层灰,像被时间封存起来的标本。教室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散落着颜料盒、画笔、调色盘,颜料早就干涸了,裂成了碎块,像一块块彩色的龟裂的土地。
沈渡舟走到靠窗的第二个画架前,蹲下来。
画架上夹着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少年的侧脸。线条有些生涩,比例不太准确,但能看出画的是谁——因为画中人的左耳垂上有一颗小痣,和他认识的那个人的左耳垂上的那颗一模一样。
这是他画的。高二下学期,美术课期末作业,题目是“肖像”。他选了顾长风做模特,顾长风坐在他对面,侧着脸看着窗外,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勾出一道柔和的轮廓线。他画了整整两节课,画完之后觉得哪里不对——眼睛画大了,下巴画短了,头发画得太黑了——但顾长风看了之后说:“画得不错嘛,挺像的。”
“哪里像了?”他说。
“这里。”顾长风指着画中人的耳垂,“这颗痣画得很像。”
沈渡舟伸出手指,轻轻碰了一下画纸上的那颗痣。纸已经脆了,指尖碰上去的时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触碰一片干枯的叶子。他把手收回来,指腹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是开着的——或者说,窗户的玻璃碎了,只剩下窗框,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吹动了墙上的画,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他往外看了一眼,看到了操场,看到了那排梧桐树,看到了校门外的马路,看到了更远处的浍河。
浍河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条银色的绸带,弯弯曲曲地穿过城市。河边的柳树还在,柳枝垂到水面上,随着风轻轻摆动。他想起某个夏天的傍晚,他和顾长风坐在河边的石阶上,脚伸进水里,水凉得刺骨。顾长风脱了鞋,把袜子塞进口袋里,卷起裤腿,踩着水底的石头往河中间走,走了几步,水没过了膝盖,他回头喊:“沈渡舟,下来啊,水很凉快。”
“我不去,水太脏了。”
“不脏,你看,有鱼。”顾长风弯下腰,用手在水里捞了一下,什么也没捞到,但笑得像个孩子。
沈渡舟最后还是下去了。他脱了鞋,把裤腿卷到大腿,小心翼翼地踩着水底的石头往顾长风那边走。石头很滑,他走得很慢,顾长风就在前面伸着手等他。
“来,我拉着你。”
他犹豫了一下,把手伸过去。顾长风的手指很长,指节分明,掌心干燥温热,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以为顾长风的手会是凉的,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疏离、冷淡、漫不经心。但那只手是热的,热得有些烫,像握着一杯刚泡好的茶。
他们站在河水里,肩并肩,谁也没有说话。夕阳西下,河面被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桥上有车经过,车灯在河面上拖出两道长长的光带。风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气和泥土的味道。
“沈渡舟。”顾长风忽然叫他的名字。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什么意思?”
“就是……以后,毕业以后,你想去哪里,想做什么。”
沈渡舟想了想,说:“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让我外婆过好日子。”
顾长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呢?”
“我问你。”
“我啊……”顾长风看着远处的河面,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能活到三十岁就不错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沈渡舟皱眉。
“我说真的。”顾长风转过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眼睛里,瞳孔变成了浅棕色的,像一块被阳光晒透的琥珀,“我总觉得,我的人生会在三十岁之前结束。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就是……结束了。像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后面就没有字了。”
沈渡舟被他的话噎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十七岁的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重的坦诚。他只能沉默地站着,脚趾在石头缝里抠来抠去,抠出一块小石子,踢到了水里,“咚”的一声。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他最后说,声音有些干涩,“你肯定能活很久。”
“多久?”
“一百岁。”
顾长风笑了,笑声很轻,被风吹散了。“一百岁,那也太久了。到时候我满脸皱纹,牙齿掉光,你肯定认不出我了。”
“我认得出。”沈渡舟说,声音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认得出。”
顾长风没有接这句话。他弯下腰,从水里捞起一块石头,用力扔向河心,石头在水面上弹了两下,沉了下去。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把夕阳的倒影揉碎了。
“走吧,”顾长风说,拍了拍手上的水,“水凉了,再泡下去要感冒了。”
他们回到岸上,坐在石阶上晾脚。顾长风从口袋里掏出袜子,袜子在口袋里揉成了一团,他展开来,发现两只袜子都是左脚的——他出门的时候拿错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笑什么?”沈渡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我穿了两只左脚的袜子!”顾长风举着两只袜子给他看,笑得喘不上气,“我今天一整天都穿着两只左脚的袜子,难怪我觉得左脚比右脚舒服!”
沈渡舟看着他笑成那个样子,也忍不住笑了。两个人坐在河边的石阶上,笑成一团,笑得肚子疼,笑得路过的行人都回头看了他们好几眼。
那是沈渡舟记忆里,最后一个真正快乐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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