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次旅行，奔袭回家的那个晚上我特意带上了睡衣的长裤。就算在堪比独身公寓的学校宿舍可以没羞没臊地光腿钻被子，在异性房东家里可不能这么随便。为了让谎话更加逼真，避免可能出现的逻辑问题，我直接套用了一位朋友的人物设定作为蓝本进行创作。我和爸妈的说辞是，我在一个读研时认识的海南姑娘家里打地铺，她温柔贤惠，做饭好吃，乐于助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堪称当代海螺姑娘。听说这番鬼扯的朋友笑骂，这段描述几乎没一句是真的，你才是那个给他做饭的海螺姑娘。我的老母亲担心我在那边缺衣少食，连连让我询问有无被褥。有去年在他家驻扎三天的经验在我自然知道是有的，但还是装模作样地和有两条被子的富裕房东交流确认了一番，这才好不容易打发了一向对我关爱有加的妈。
按照计划，我应该借着面试外企的机会在家里美美躺上一周，直到月底的答辩之前再姗姗返京。不幸的是，“瘦田无人耕，耕了有人争”这句话在我找工作的这夏半年无比应验，充满了拒信的漫长冬季已经过去，许多用人单位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现在，面对眼前的另一个大城市的面试邀约，在结束了和温和有礼的外企管理层的礼貌交流后再次踏上了返校的旅途——这大概是最后一次面试了吧。
“找工作”的进程和我计划中的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本以为凭借自己还算不错的学历，九月份回国后我可以很快在就业市场有所斩获，没想到在北森题库中沉浮漂泊了大半年，在zoom、腾讯或其他线下会议中侃侃而谈无数次，直到答辩催人的四五月份我才算有了着落。
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国际政治”这个不尴不尬不温不火的专业很难在外围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即使我有个新闻学的本科第二学位作为支撑。在这个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代，“新闻人”的自我定位也越发模糊。原先我还想着1月份回伦敦参加毕业典礼顺便来个期待中的“重逢”，可实际上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个时候我为了面试疲于奔命。好不容易以为自己在那个冬天找到了梦中情岗，颠颠地坐火车回北京面试，却因为一些非能力的原因没能入选岗前实习。我早该知道这种地方重视的从来就不是热爱和能力，而是“忠诚”。在它面前，笔试第二没有用，摄影作品没有用，我本科和硕士六七年来攒的几个引以为傲学位也是废纸一摞。没有接到入选电话的那个晚上，我徘徊在已经放假断电的漆黑寝室里，坐在唯一的一扇窗户前对着楼下网球场的点点橘黄色路灯光，捧着肯德基的九珍果汁，我眼角分泌出来的液体比冰块化开的水还多，把阳台弄得都是大小不一的圆形水渍，直到搭上回家的硬卧还悄悄地用手指抿眼角。火车卧铺对床话还说不利索的小孩儿半夜哭闹，嘴里喊着的都是“找不到，找不到”。是啊，连她都知道我找不到工作。北方这漫长而看不见尽头的冬至黑夜最后还是把我吞噬了。下了车，还要面对满天飞雪，把地铁坐穿，回我的实习工位继续上班。未来已然毫无希望，不如做好当下的实习，至少还能拿半天的工资，尽我所能填补一下往返的车票费用。
相比那个“身世浮沉”的冬天，这次“尘埃落定”的返程明显快乐得多——毕竟我心仪的单位已经和我签约了。
说起来很巧，我遇到自己最终归宿的招聘人员的双选会刚好是在他生日那天举办的。他不是我这种喜欢大张旗鼓庆生的人。对他来说，花里胡哨的生日礼物可能不如一个红包转账来得实在，毫无情调。每年我都记得这个日子，每年我都不敢发一句四字祝福，生怕他看出什么。可阴阳师里在他生日那天抽出来的SSR都被我取名“生日快乐”。双选会之前我翻了一下与会企业的名单，和蔷蔷说：“我觉得这两个北边的企业都不错，我准备去看看。一个是我家那边的新闻媒体，一个是更北边的实体产业。新闻媒体和我们也算专业对口，内容创作的知识派得上用场；实体产业一向是这个地区的拿手好戏，看起来非常可靠，不会倒闭。”
七年来，蔷蔷和我走完了几乎相同的履历。同样的学士学位，相近的硕士学位，一手国政外交，一手新闻。区别在于我走更跳脱的就业路线，她选择更稳定的就业路线。但结果没什么不同，在奔波各地的日子里，我们一样地沦为备胎，一样地被心仪的地方拒绝，一样地找不到工作。
回来找工作的这大半年里，蔷蔷到处搜刮免费网课以节约成本，保持着行测申论每日一练，粉笔公考刷题不停，时政公基紧随热点，见缝插针，全国巡考，以考代练，但最好的结果也只是进面，然后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我钦佩她的勇气，那感人的报录比光是看着就已经让我两股战战，而她却一直坚持到现在。蔷蔷则是对此习以为常：“还有个top2的在等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岗位呢，我没什么资格挑三拣四。”
当然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家里人说着“没关系我们会养你”，真回了家，他们又完全变了样，“你连工作都没有，怎么好意思每天早上睡到十点才起床？”
我们经常弄不懂他们的爱到底是不是有条件的。他们可以是最后的避风港，也可以是掀翻你屋顶的龙卷风。你的警报系统在他们面前完全失灵，根本不知道下一刻等待你的是和风细雨还是狂风骤雨。
没过完年，蔷蔷就回到帝都参加面试班，在郊区与考题共度了春节的最后几天。不过对结果没什么影响。高考和考研的竞赛中她脱颖而出，但在这一次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却掉进了冰凉的河里，就好像她在欧洲经历过的那样。
“我看有人打着石膏也上了船，觉得我四肢健全，更应该没事，可我还是掉进了河里，欧洲初春的河水冷得刺骨。幸好游泳是大学必修课，我最后还是上了岸。不过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岸，究竟存不存在。”
“文科生就合该一无所获吗？我兢兢业业，遵纪守法，我是优秀学生，我是党员，我有好几个学位，但我甚至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在文化产业的摊位许诺着“到时候可以在单位附近买房子”，又撺掇蔷蔷去和实体产业的HR好好聊聊。
事实证明我的眼光还不算差。两个每天晚上在二百米一圈的操场上压马路的丧气人拿着一摞简历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双选会，经过了不算漫长但的确煎熬的等待，一个去了文化产业，一个去了实体产业。或许我们的人生并不像我们从前预想的那样糟糕。
他生日那天我俩还在体育馆里与寻寻久别重逢。已经找好工作几个月的寻寻只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她崇高的新闻理想和强大的实践动力支撑着她来给几家媒体投递简历，也促成了我们的相遇。寻寻、蔷蔷和我是本科同学。我们一起在大一听来自比利时的外教用德国口音的英语讲国际关系史，我们一起品读六年前完全不懂的亨廷顿著作，我们一起为深度报道的写作焦头烂额，我们一起研究金庸《明报》的写作风格。后来，我们在相似的专业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寻寻继续在国际新闻领域深耕，跟着外教学写英文报道，去海外企业实地考察做宣传工作，参与纪录片的制作，重量级实习不断。和她相比，我的对新闻学的理解透露着一种可怜的无知。而今天我们又在这里相遇，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院里的老师讲一门听不懂的比较政治学概论，猜测着他期末考试是不是又要拿Sino-US relationship做文章。我们三个走过的曲折的路，将我们共同引向了“双选会”的终点。
这样说肯定很矫情，他生日那天的一场双选会拯救了两个在就业的苦海里挣扎沉沦了大半年的苦命文科应届毕业生，还让三个人久别重逢。即使这件事最终还是要归功于我和蔷蔷的努力，我也总是习惯性在自己的脑海里编排一些东西，仿佛我的房东也参与其中了似的。
应房东关于“塑料布”的要求，我特意加了大剂量的立白洗衣粉彻底清洗了陪伴我七年的被罩和两三年的床单——这是我能找到的尺寸最接近床垫子的东西了。在只剩我一个人的寝室把洗好的布料抖开，满屋都是立白洗衣粉的好闻味道。
青春期的女高总会向往男高洁白校服上的洗衣粉香味儿。可惜，高中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离他近到可以闻到洗衣粉味道的时候，可能也没怎么见过他穿白色的高中部校服半袖——明明他穿浅紫罗兰色的那件衬衫更好看。我们学部的衬衫是容易脏的白色，一般没人穿，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穿班服或是偷偷摸摸地穿自己五彩斑斓的半袖。我也不喜欢自己部门那件墨绿色的T恤，只能偷偷摸摸穿“漂洋过海”买来的高中部的紫罗兰，不过那样起看起来很像是早恋征兆，会被敏锐的班主任盯着看很久。不过他不会发现什么的，因为我清楚，那只存在于我的幻梦里，人家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两个人顶多算是“认识”，清白得连多说句话都困难。
在修改毕业论文和收拾行囊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还面临着一些关键性的选择。我这块闲置了大半年的“瘦田”突然被家乡的文化产业、外企和大城市的稳定单位抢着要，弄得我一时心情复杂。找工作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痛苦的，没有offer的时候痛苦，只有一个offer别无选择痛苦，offer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也痛苦。我终于也圆了蔷蔷的梦，让她有机会像小红书上的网友一样有机会帮人选offer。
大城市的稳定单位被首先排除。稳定的副作用是感人到生活无法自理的待遇，全是大饼的未来，肉眼可见的加班。除了工作地点和相对稳定性，它似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连领导劝说我的话术都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作为你日后的跳板”。未见得是这份工作不好，只是不太适合我。我喜欢不确定性，但讨厌过分漂泊，就好像我投资理财只肯用零钱通一样。我为什么不能选一个“从一而终”的地方呢？我也幻想过，如果留在大城市，有一天读博的房东回国就业了，有没有可能发生点什么？但用这点自己活着都困难的工资做这般春秋大梦显然不太够。
蔷蔷和寻寻建议我选福利待遇肉眼可见非常感人的外企。一个应届毕业生在非北上广地区能拿到那个级别的年薪，配上十几天自由的年假，以及其他人性化得和欧洲如出一辙的福利待遇足以让人心动。更何况人家企业看出了我的犹豫，为了留下我下了血本，很有诚意。不过，相应的，我也要从头开始摸爬滚打，学习全新的管理知识。我咬着筷子没说话，回去给自己算了一卦。
坤上震下，春雷滚滚，地下蕴藏着生机与希望。我躺在寝室一米宽的硬板床上翘着二郎腿、咬着拇指指甲放弃了超长年假和动人年薪，坚持了那个穷掉渣的理想主义幻梦，毅然决然投身市场收缩竞争激烈的“夕阳产业”。既然已经选择了回家，那为什么不去做一些自己更喜欢的事呢。
把相关信息全部确认提交就业系统的那一瞬间，我知道，这场将近一年的就业大战算终于算是“尘埃落定”，我十几年的读书生涯随着我完成从商品到货币、从学生到打工人的“惊险一跃”即将宣告终结，接下来最大的事情就是“故地重游”（还有在那之前的论文答辩）。
我是准备偷偷奔袭希斯罗的，毕竟在那边有过一年的居住经验，只有一个不到20公斤的行李箱，对我这种习惯了东奔西跑的人来说问题不大——不同的目的地只是距离和路上花费时间的区别。“我去伦敦”本来也是件小事，借宿已经够打扰的了，没必要为其他事情再烦他。
早知道他会问航班号，可当他说要来接我的时候我还是说出了那句很多人都很喜欢挂在嘴边、发在弹幕上的话：
“啊？”
倒也不算特意为我付出了很多，只是那天时间恰好合适罢了。他六点下班，我六点半落地，再加上我需要出关、取行李，一来一往的时间差也足够他来一趟希斯罗。可往返希斯罗所费十几乃至几十块（英镑）总归不便宜，我还是狠狠地感动了一把：没想到哥们这么够意思。
再感动也总要先过了答辩这一关。我被倒霉地安排在几乎是全校最晚的时间答辩，多忍受了许多煎熬，对着自己的论文干起了编辑校对的工作，连参考文献里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太希望拿出一篇完美的东西来。我重新读了一遍这篇命途多舛、艰难产出的论文。小的时候一度希望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作家，现在看来我这一生传世最久、保存最完好、字数最多的作品可能就是眼前这本了。预答辩的时候打印论文初稿需要自费，五本论文花了我八十巨款。答辩的论文打印费用学院给报销，我怀着一种“在这里读了七年它终于舍得给我花钱了”的心情，把我二百页的文档打印出来。论文成品厚实得能拿来防身，险些塞不进老师们的信箱。答辩组的各位除了被拉来辛苦填场的老师以外都认识我，也毫不吝惜对我这废话连篇字数颇多的内容的赞美，比如“厚度像博士论文”，“以后的学生都按这个标准来写”，我报以受之有愧的笑容。他们大方坦荡地追问了我一些重大但并不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如脱欧的结果和民主的未来；也在最后的时刻为我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比如结构尚存巨大的优化空间。不过，我实在是无法把结论深入到再单独拿出来一章的地步。我当然也希望真的写出博士论文的水平，可惜我的学识、我的时间都不足以支持我做到那种程度，只希望这篇作品不要辜负我导，不要辜负我在伦敦度过的那段日子，不要辜负我字斟句酌的每个日日夜夜就好了。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脱欧对英国来说是双刃剑，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弊大于利而已。机会的确存在，而问题是如何把口头上的美好愿景化为实际。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互有胜负，我看到了问题，而我的无能则在于我确实无法解决。二者的结合或许是当前可以探索的最好的方法。
得到了那天全场唯一一个“满意”的答辩结果后，我抚摸着致谢的最后一句话。
“愿有朝一日你我还能穿梭在伦敦一区的街头，同赏南肯辛顿的夜色，共沐泰晤士河的晚风。”
早在论文写完之前我就想好了要用这句话结尾。现在我终于有资格把它再读一遍，终于有资格去亲自实现那个美好的愿景。
论文答辩顺利结束后，一切都仿佛被按了快进键。从学校撤退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蔷蔷、寻寻一起在我独居的寝室里最后一次玩了飞行棋。我在那个自己被撞飞无数次的停机坪重新上演了之前的悲剧，就算我流着并不存在的眼泪咆哮着“别撞我了，我明天是真的要坐飞机”，也不得不接受一次一次回到家门白手起家的事实。
其实想想，我这些年也和这些棋子经历的差不多。从某个经济不算很发达的省会城市走到北京，如今就业又要回到这个老地方“建设家乡”；努力从初中脱颖而出进入好高中的旁系部门，来到一个离他近一点的地方，高考之后又奔赴北京；本科期间的一个午后我种草了学校的合作硕士项目，又一路打拼来到伦敦，在伦敦又找到了以前从没想过还能找回来的东西；为了拿到北京的毕业证恋恋不舍地离开伦敦，现在又趾高气昂地回到“the greatest city in the world”去完成我为期一个月的毕业旅行。我也一直这样兜兜转转，在无数个停机坪来来往往，到底哪里才是终点和可以停靠的港湾呢？
起码现在，这个答案是有的，London Heathrow is my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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