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继承大统，登基称帝，欲尊先父舒王为皇考，御史与太后一党认为应称皇伯，“舒议”之争拉开序幕。
仁宗膝下无子，不得已过继宗室子为继承人，原本三王爷邕王是太子的第一人选，三王爷，六王爷与太后的关系也很密切，荣妃担心老皇帝死后自己在宫中无依靠，邕王豫王一家害死了自己妹妹，于是联合兖王谋反，杀三王和六王逼老皇帝写传位诏书，因这一变故老皇帝临时决定立赵宗全为继承人，下诏令他救驾，老皇帝选赵宗全是因为当下无人可选，只有他是最有可能前来救驾的，太后当时感叹这太子是刀架在脖子上立出来的，老皇帝在获救后对赵宗全父子的态度很是微妙，把焦点都放在顾二身上，有刻意冷落赵宗全父子的嫌疑，顾二表明自己对赵宗全父子的忠诚后，孤立无援的老皇帝才写下立嗣诏书，宫变时赵宗全救驾有功，立为嗣子，过继给仁宗，继承了皇位，理应称仁宗为皇考（皇父），称舒王（生父）为皇伯。
官家即位后不乐意，他想要称生父舒王为皇考，称先帝为皇伯。得到了宰相韩琦的支持，支持的一派认为天下都是官家的，所以要一心一意拥戴皇帝，和皇帝一条心才能把天下治好，认为官家想要称生父为皇考是人之常情，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官家以为大臣们能同意此想法，便拿到朝上讨论，确立名分。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应该称仁宗为皇考，称舒王为皇伯。
名分问题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背后是皇权与礼法之争。按照礼制，官家确实应该称仁宗为皇考，司马光认为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一个礼字，他们希望皇帝以礼治国，只有符合礼法要求了，百姓才能真心的拥戴官家。
以官家和宰相韩琦，欧阳修为首的一派支持尊舒王为皇考，以太后和礼部司马光为首的一派支持尊仁宗为皇考，两派政见不同，太后闻讯写了一份诏书，斥骂韩琦等人为奸佞之臣，韩相公回道，“臣等是忠是奸，陛下自然知道，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是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官家见太后如此，只能继续在朝堂讨论，官家渐渐意识到要想达成此事，需得太后首肯，经过太后的同意，太后赞成此事群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过多长时间太后就同意了称舒王为皇考。以司马光为首的礼部官员没想到太后的态度转变的那么快，但还是上书不同意称舒王为皇考，若是官家执意如此就把他们贬出京城，官家大怒牵连了不少附议的言官御史，同几位礼部官员一起被贬出京。
原本不受重视的赵宗全登上皇位，按照礼法他是过继到先帝名下，才有资格继承皇位。名义上他已经是先皇的儿子，应尊先皇为皇考，称生父为皇伯。拟定称号时，默许韩琦顾二等人称自己生父为皇考，那就意味着推翻了他与老皇帝的顺位关系。嫁接到普通人家，可以理解成有钱的大伯没有儿子，过继了已逝弟弟的儿子继承财产，大伯死后养子说我不要大伯当我父亲了，我要认回自己的亲生父亲。依靠认先皇为父才拿到权势地位，结果又想让亲生父亲获得先皇待遇，于情于理都难说的通，而不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则违背了孝道，韩相公等人就是拿着这个由头说事。但礼法与个人孝义相比，肯定是礼法为大，在这件事上皇帝是理亏的，并不占理。
韩相公和顾二等禹州的心腹都支持皇帝，是揣摩出了皇帝的心思，借机让太后还政。御史台齐衡等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这一决策违背礼法，这是言官们最重视的东西。齐衡父母对儿子的担忧并不是觉得他的观点错，而是觉得他不够圆滑，因为此事得罪官家对未来不利。
在皇帝看来，他救了先帝和太后的命于他们有恩，救驾有功，称自己生父为皇考合乎情理。但在礼仪制度中，救驾是作为臣子的本分，皇位给不给他则是老皇帝的权利，齐衡等人宁愿贬官也不愿意妥协，因为皇帝的确理亏在先。几名御史被贬官，皇帝也是内疚的，因为他很清楚，御史并没有大错。
皇帝等人心中预期的结局是太后退让还政，皇帝也退一步放弃称舒王为皇考，双方可太平解决此事，太后察觉出了皇帝的意图，表面上和韩相公做戏，既还政又下诏称舒王为皇考，可以说是无条件退让，皇帝等人大喜过望自然欣喜不已，太后看破了皇帝的意图，于是利用御史台和执宰之间政见不合将一众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太后谎称被韩琦灌醉误签诏书，向齐衡哭诉韩相公等人行为卑鄙。做这场戏不过是推御史台一把，目的并不是为了让皇帝放弃称舒王为皇考，而是要陷皇帝于不义。待齐衡等人要求太后当面对质时，太后的含糊不清，已让皇帝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这时他想让步不称生父为皇考已经来不及了，皇帝表面胜利却失了名声。
历史上的原型是“濮议”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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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第四十九章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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