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丫坐在物业总部十四楼的工位上,正对着窗外火红的木棉花,看着园区里淅淅沥沥的人以及缓慢行驶的汽车,二丫陷入了沉思,因为今天是明总离职的日子。
在二丫刚进公司的时候,明总还是“老明”。那时候公司还没搬进这栋甲级写字楼,大家挤在小区地下室里办公。明总是老板当年的“好伙伴”,是拎着灭火器亲自带队冲进积水地下室的猛将。老板常在年会上拍着明总的肩膀说:“老明是公司的老员工了,为了公司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
那时候的明总,眼里是有光的。他熟悉老板的每一个眼神代表什么意思,能第一时间响应老板的决策且积极表态,能在凌晨12点准时发邮件给老板,所以在新人眼里,明总是一个深得老板信任,能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的老人,每个部门的业务,他都能指手画脚,但是对每个部门的业务了解的都不深入。
那是大潮上涨的时期,泥沙俱下,但也掩盖了所有性格里的短板。
随着公司规模从三五个人变成三五百人,老明变成了“明总”。
公司引进了职业经理人,推行了精细化的KPI考核,建立了严苛的财务审批制度。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二丫发现明总开始变得“格格不入”。
他先是在工程部待不住,因为他看不懂复杂的智能化图纸,更受不了报个报销单还得走五级审批。他拍着桌子在老总办公室吼:“当年我买个螺丝钉都要审批,公司早黄了!”
老板念旧,把他调到了品质部。可他去项目检查,不看管理手册,只凭老经验,跟年轻的项目经理闹得不可开交。
他觉得自己是功臣:规章制度是给新人定的,不是给他这种“老臣”定的。
他觉得自己有免死金牌:无论闯了什么祸,只要去老板那里喝两泡茶,总能大事化小。
他甚至对新入职的直属上级指手画脚,背后评论其工作缺失以及性格缺失。
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明总像是一块无法安置的拼图。他在招投标部待过三个月,因为弄错标书数据让公司丢了机会;他在行政部待过半年,因为无视考勤制度带头迟到早退被投诉。
他轮转了公司几乎所有的部门,每到一个地方,那里就成了管理的“特区”。
二丫曾私下里算过,明总拿的薪水,比他那个职位的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大截。
甚至在去年,当公司开始倡导“降本增效”时,明总的奖金依然分文未动。老板在私下里对二丫这批老员工感慨过:“老明啊,那是跟我吃过苦的。只要公司有一口饭吃,就不能让他没饭吃。”
但明总似乎没读懂这份温情背后的告诫。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总部的茶水间,一坐就是半天,拉着新人讲他当年的“英雄事迹”。他看不上那些名校毕业、满口“降维打击”和“底层逻辑”的高管,背后管人家叫“PPT文员”。
他没意识到,此时的经济大环境已悄然变了。经济下行的寒风吹进了物业行业,往年那种躺着挣钱的项目越来越少,每一个百分点的利润都要靠精算。老板的眉心越锁越深。
真正的危机爆发在三个月前。
公司所有部门经理在季度会上达成了一个默契的“一致意见”:拒绝明总入职本部门。
工程部说:他带坏了考勤风气,带出的徒弟都不听调遣。
客服部说:他说话太冲,已经气走了两个大客户。
甚至连物业费催缴小组都委婉表示:明总年纪大了,跟不上现在的数字化催缴流程。
老板把明总叫进办公室,长谈了四个小时。只听见老板的声音透着疲惫:“老明,你去项目上干个副手吧,踏踏实实带带年轻人,待遇不变。”
明总摔门而出,大声嚷嚷着:“让我去给小崽子当副手?老子打江山的时候,他们还在穿开裆裤!”
在那之后,明总彻底放飞了。他不再参与任何实际业务,却多次违反公司财务制度,私自挪用小额公款请客吃饭,并在明文禁烟的项目机房里大摇大摆地抽烟。
那次机房烟感报警触发的火警演练,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解除合同的那天,天阴沉沉的。
人力资源部的流程走得很冷酷,也很规范。三份严重的违规记录,加上多次劝诫无效的谈话录音,明明白白地摆在桌面上。
明总本想闹,他甚至带了当年和老板的合影,准备去顶层大闹一场。但是,他被秘书挡在了门外,
明总愣在原地,手里的照片滑落在地。
二丫帮着明总把桌子上的私人物品装进纸箱。那个印着公司第一代LOGO的水杯已经掉漆了,明总盯着它看了很久。
“二丫,你说我是不是真落伍了?”明总走的时候,声音有些沙哑。
二丫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看着明总步履蹒跚地走向电梯。这个在公司待了十来年的老人,曾以为自己是这条大船的一部分,却忘了如果不划桨,再大的船也会在退潮时搁浅。
电梯门关上了,跳动的数字显示它正在迅速下降。
二丫回到工位,打开电脑,继续自己的工作。窗外,微风浮动,火红的木棉花随风摇摆,偶尔露出了花萼下的个别枯叶。
所谓“功臣”,如果不随时代更迭而进化,最终都会变成公司前行路上的负资产。大潮退去时,最尴尬的不是那些光着脚的新人,而是那些自以为坐拥堡垒、实则只是一块固执礁石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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