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过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泽州的夏天来得快，前几天还穿着夹袄，这几天就穿不住了。老刘头换了一件单衫，灰不溜秋的，领口大敞着，露出干瘦的锁骨。他站在门房门口，摇着一把蒲扇，蒲扇是去年夏天买的，边儿都磨毛了，扇起来呼嗒呼嗒地响。
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卖西瓜的，卖凉粉的，卖酸梅汤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个光膀子的小孩从老刘头面前跑过去，手里举着一根冰棍，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冰棍掉在地上，摔成两截。小孩趴在地上，看着那两截冰棍，愣了一下，然后哇的一声哭了。他娘从后面赶上来，把他从地上拽起来，一边拍他身上的土一边骂：“叫你别跑别跑，非跑，摔了吧？冰棍没了，回家！”小孩哭得更凶了，被他娘拽着一路哭回去了。
老刘头看着那小孩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为了一根冰棍能哭半天。那时候的冰棍一分钱一根，糖精兑水冻的，甜得发苦。他爹不给他买，他就哭，哭完了还得挨一顿打。现在他有钱买了，不想吃了。不是冰棍不好吃了，是他不是那个想吃冰棍的人了。
沈渡从府里出来，穿着一件薄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小臂。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哗地打开，哗地合上，又哗地打开。他走到门房门口，站住了。
“老刘头，我去北山，你去不去？”
“去。”
老刘头放下蒲扇，拿了根棍子，跟着沈渡出了门。天气热，走几步就出汗。老刘头把衫子的领口又扯大了一些，还是热，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流进领口里，痒痒的。他拿袖子擦了擦，擦不完，越擦越多。
山上的草长疯了，高得快到膝盖了。路两边的野花开得正盛，黄的白的紫的，密密麻麻的，像一条花毯子铺在山坡上。蜜蜂在花丛里嗡嗡地飞，胖嘟嘟的身子钻进花心里，半天不出来。老刘头看着那些蜜蜂，觉得它们比自己活得自在——不用看门，不用烧水，不用沏茶，不用想任何人。采蜜，回去，酿蜜，再出来采蜜。一辈子就这几件事，简单，不累。
到了半山腰，那两棵桃树又长高了一截。枝杈伸开了，叶子密密匝匝的，在地上投下一片圆圆的树荫。树荫不大，刚好够一个人蹲着。老刘头蹲在树荫里，摸了摸树干。树干比种的时候粗了一圈，树皮也变了，从嫩绿色变成了灰褐色，上面有些细小的纹路，摸上去涩涩的。
“长得好，”他说，“明年这个时候就能长更大。”
沈渡站在坟前，看着那座坟。一个春天过去，坟又塌了一些。不是塌得厉害，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下沉。土被雨冲走了，被风吹走了，被人踩实了，就越来越低。沈渡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坟头。土是干的，硬邦邦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裂纹，像干了的河床。
“老刘头，过几天再拉几车土来，培一培。”
“嗯。”
沈渡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壶酒，拧开盖子，倒在坟前。酒是白酒，烈，倒在地上冒出一股热气，酒味冲得老刘头打了个喷嚏。他把酒壶收起来，又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打开，是两个馒头，还热乎着。他把馒头放在坟前，馒头是白面的，圆鼓鼓的，底下一层焦黄的疙餷，闻着就香。
“林公子，”沈渡说，“天热了，你在那边热不热？热了就少盖点被子。不，那边不用盖被子。那边没冬天。”
他说完，自己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他跟林泽不熟，认识不到一个月，说过的话加起来不到一百句。但他站在这座坟前，就是想说话。不说话觉得憋得慌。说什么都行，说天气，说馒头，说被子。说什么都行，就是想让他知道——还有人记得他，还有人来看他，还有人带馒头给他。
老刘头蹲在那，把坟前的杂草拔了拔。草根扎得很深，他拔了半天才拔出来，带出一坨土。他把土拍掉，把草扔在一边。又拔了几棵，手被草叶割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他也不停。拔完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把坟头擦了擦。布是湿的，沾了水，擦在土上，土变成深褐色。他擦得很仔细，把坟头的每一寸都擦了一遍。擦完了，退后一步看。
“行了。”他说。
沈渡看了看那座坟，比他来的时候干净了一些，精神了一些。不是坟精神了，是擦过了，看着舒服。就跟人一样，洗了脸就精神了。
两个人在山上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下来了。下山的路好走一些，老刘头走在前头，沈渡跟在后头。走到半路，老刘头忽然停下来，指着路边一丛野花说：“城主，你看这花，开得多好。”
沈渡看了一眼。那丛花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花瓣很小，粉白色的，一簇一簇的，挤在一起，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姑娘。
“是好。”他说。
老刘头蹲下来，掐了一小枝，拿在手里看了看，插在草帽上。草帽是麦秆编的，旧了，黄了，帽檐上插着一枝粉白色的小花，看着有点好笑。
“给林公子看的。”老刘头说。
沈渡没说话。他看着老刘头草帽上那枝花，觉得这老头有时候像个小孩——小孩才会在草帽上插花。大人不插。大人觉得丢人。小孩不觉得，小孩觉得好看就行。
两个人下了山，进了城。老刘头回到门房，把那枝花从草帽上取下来，找了个瓶子，插进去。瓶子是粗瓷的，灰不溜秋的，插着一枝粉白色的小花，摆在桌上。他看了看，觉得还行。花能活几天？大概两三天。两三天也行。比没有强。
五月底的时候，莫淮竹来了。
他没提前捎信，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是一个黄昏，他从北门走进来，穿着一件灰白色的薄衫，背着一把剑——不是林泽那把，是他自己的。林泽那把剑他没带着，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也许留在京城了，也许放在别的地方了。
老刘头正在门房里喝茶，抬头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门口。他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
“莫公子？”
“老伯。”莫淮竹点了点头。
老刘头站起来，把他的包袱接过去，领着他进了偏院隔壁那间屋。屋里还是老样子，床、桌子、柜子，什么都没变。老刘头铺了被褥，烧了炭盆——六月天了，用不着炭盆了，但他习惯了，把炭盆端进去又端出来了。他去灶房下了碗面，端过来。莫淮竹吃了，喝了汤，把碗递给他。
“老伯，他还好吗？”
“好。”老刘头说，“桃树也长得好，快有一人高了。你明天去看看。”
莫淮竹点了下头。
老刘头端着碗出去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莫淮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的。
老刘头关上门，走了。
第二天一早，莫淮竹上了北山。太阳刚出来，不热，山风吹着还有点凉。他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走得很稳。到了半山腰，他看到了那两棵桃树。树比他上次来的时候高了一大截，枝杈伸开了，叶子密了，投下的树荫比之前大了一圈。
他站在坟前，看着那座坟。坟比上次来的时候小了一些，但干净，坟头上没有杂草，土是深褐色的，像是刚擦过。坟前摆着两个馒头，硬了，干了，裂了。还有一壶酒，酒壶倒在地上，酒早就渗进土里了。
他蹲下来，把那两个馒头捡起来，放在一边。把酒壶扶正，立在坟前。
“州羽，”他说，“我来了。”
风吹过桃树，叶子沙沙地响。他蹲在那，听着那个声音。沙沙沙沙，像是在跟他说话。说什么呢？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伸出右手，摸了摸坟头。土是干的，温的，太阳晒得暖暖的。他把手放在那，放了好一会儿。
“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他说。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用青布包着。打开，是一块玉佩。青白色的底子上飘着几丝墨绿色的纹路，一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州”字——不是“泽”，是“州”。他刻的。他不知道刻了多久，手指上全是泡，刀也钝了，玉也裂了。但他刻完了，刻出来了。他把玉佩放在坟前，用一块小石头压着，怕被风吹跑了。
“上次你刻了一个‘竹’给我，这次我刻一个‘州’给你。刻得不好，你别嫌弃。”
他停了一下。
“嫌弃也没用。就这个了。”
他蹲在坟前，看着那块玉佩。玉佩上的“州”字歪歪扭扭的，笔画粗的粗细的细，跟他刻的那个“竹”字一样丑。但他觉得好，他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一个字。不是因为字好看，是因为他刻的。他刻了三个晚上，刻得满手是泡。刻完了，他把两块玉佩并排放在桌上，左看看右看看。一块是“泽”，一块是“竹”。他的是“泽”，林泽的是“竹”。他把那块刻着“竹”的玉佩留着了，把刻着“泽”的那块带来了，放在林泽的坟前。他不知道林泽能不能收到，但他放了。
莫淮竹在坟前坐了很久，坐到太阳升到头顶，坐到影子缩成一小团。他站起来，看着那两棵桃树。桃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绿得发亮。
他想起林泽说过的话——“以后每年春天，我都陪你看桃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个春天的傍晚，青崖宗的桃林里，桃花开得铺天盖地的。林泽穿着一身白衣，手里端着一杯酒，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喝了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莫淮竹没有回答他，他当时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不急。现在他知道，有些事不能等。等就晚了。
他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桃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地响。他看了好一会儿，转回去，继续走。
他在泽州待了两天。第一天去了北山，第二天哪都没去，就在城主府待着。他跟老刘头聊天，聊的都是些有的没的——茶放多少，二胡难不难学，端午的粽子是什么馅的。他不提林泽，老刘头也不提。两个人坐在门房里，喝着茶，说着闲话，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第三天一早，他走了。老刘头送他到北门口，他把包袱背在肩上，朝老刘头抱了抱拳。
“老伯，下次来，我提前捎信。”
“好，”老刘头说，“我给你做面。”
莫淮竹转过身，走出北门。他的背影在官道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老刘头站在北门口，看着那个黑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
他想起林泽走的那天晚上，他站在偏院门口，也是这样看着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北边，是莫淮竹来的方向。莫淮竹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不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来，但他知道他还会来。这个人会一直来，来一年，来两年，来十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来。来这座山上，来这座坟前，来这棵桃树下，来看林泽。
老刘头转过身，走回城主府，进了门房，坐下来。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他沏了一壶茶，倒了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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