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子搭起来半个月，周铁柱接了个大活。
那天他回来，进门先洗了手，坐到灶房门口，等苏小麦把饭端上桌，才开口。
“公社粮站要换一批办公桌，旧的都散了架，站长今天来找我，问能不能做。”
苏小麦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多少张？”
“十二张桌子，八把椅子。”
十二张桌子、八把椅子，这可不是小活。
搁在以前，他一个人得干一个多月。
现在有了棚子，还有二嘎和栓子搭手，少算也得二十来天。
“人家开多少工钱？”
“没说死，站长说，按工算，一天两块，管一顿晌午饭，料也是粮站给的。”
她心里算了算。
一天两块，三个人干二十来天，加上他和二嘎、栓子的工分，这单活挣下来，抵得上平时两三个月的零碎活。
“你接了？”
“接了。”
她把碗搁下，看着他。
“二嘎和栓子那边，你跟队里说了？”
“说了。赵德贵说，这活算队里的副业，工分照记。”
她点了点头。
“行，那你明天就开始？”
“明天，粮站那边先把料拉过来。”
她想了想。
“料拉过来，搁棚子里搁得下吗？”
“搁得下。先把地方腾出来，靠墙码。”
她没再问，低头继续吃饭。
她给他多夹了一筷子菜。
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低头吃了。
第二天一早，粮站的人赶着牛车把料送来了。
一车松木板，厚薄不一，都堆在棚子门口。
周铁柱带着二嘎和栓子搬料，一块一块码到棚子靠墙的位置上。
料码得整整齐齐，厚料在下，薄料在上，边角对得齐齐的。
苏小麦从灶房出来看了一眼，没进去，转身回了灶房。
当天下午，他就开了工。
他先拿了一块料，蹲在台子前，拿尺子量了尺寸，拿铅笔在木板上画了线。
画完线，他把料搁到台子上，拿锯子开始锯。
左手扶着，右手慢慢推，锯得不算快，但直。
二嘎在旁边看着，栓子在另一头搬料。
苏小麦端了壶热水过去，搁在门口，没进去。
“喝口水再干。”
他应了一声，没停手。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她坐在灶房门口纳鞋底，听见院门响，抬头看了一眼。
他把木匠箱子搁下，洗了手，在她旁边坐下。
“今天干了多少？”
“两张。”
“快不快？”
“还行。”
她低头继续纳鞋底。过了一会儿，又开口。
“十二张桌子，二十来天能干完？”
“差不多。”
“粮站那边催不催？”
“没催，说慢慢干，干好就行。”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
接下来的日子，他天天早出晚归。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先去棚子里把当天的料备好，二嘎和栓子来了，就直接干活。
晌午她送饭过去，他蹲在棚子门口吃，吃完了接着干。
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回来了也不闲着，拿块木头比划，脑子里还在琢磨第二天的活。
苏小麦抽空去看过几次。
棚子里堆着料，台子上摊着半成品的桌子，地上落着一层木屑。
周铁柱蹲在台子前，手里拿着刨子，一下一下地推着。
二嘎和栓子在旁边各干各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但手上的活没停。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打扰他们。
干了七八天，桌子做出了四张。
粮站站长来看了一趟，转了一圈，摸了摸桌面，又蹲下来看了看桌腿的榫头。
“行，手艺不错。”
周铁柱没说什么，把刨子搁下，擦了擦手。站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慢慢干，不着急。”
站长走了之后，苏小麦正好送饭过来。她把篮子搁在门口，看了看那几张做好的桌子。
“这桌子比公社那批强。”
他蹲在地上，拿铅笔在料上画线，没抬头。
“料好。”
她没再说什么，把饭摆在门口，转身走了。
上午苏小麦去县社送完蛋回来，路过棚子，远远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
她走近了，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台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料，翻来覆去看着。
周铁柱站在他对面，没吭声。
二嘎和栓子站在旁边，也不吭声。
那男人把料搁下，说：“你这料不对啊，这是粮站的料吧？粮站的料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苏小麦走进去，站在周铁柱旁边。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那男人回头看了她一眼，上下打量了一下。
“我是公社的，有人反映，说这边有人在搞投机倒把。”
苏小麦心里一沉，但脸上没露出来。
她看了一眼周铁柱，他站在那儿，手垂着，没说话。
“同志，这不是投机倒把，这是粮站的活，我家男人是给粮站打的桌子，料也是粮站拉过来的，工钱是粮站按工算的，这活挂在生产队名下，工分交队里记，这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那男人皱了皱眉。
“挂在生产队名下？”
“对，大队长赵德贵开的证明，你可以去问他。”
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棚子里的料和半成品。
他站了一会儿，没再说什么，转身出了棚子，骑上自行车走了。
她站在棚子门口，看着那辆自行车远了，才转过身来。
周铁柱还站在台子旁边，手里拿着那块料，依然没动。
“没事了。”
他没接话，把料搁回台子上。
二嘎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嫂子，那人是谁啊？”
“不认识，管他是谁。”
她看了一眼周铁柱，他蹲回台子前，拿起刨子，接着推。
刨花打着卷儿落下来，跟刚才一样。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比平时晚了些。
她把饭菜热在锅里，坐在灶房门口等他。
他进了院门，把木匠箱子搁下，洗了手，在她旁边坐下。
“今天那个事，你怕不怕？”她问。
他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有点怕。”她说，“但我想着，咱没做亏心事，怕啥。”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以后再有这种事，你别往前站。”
“我不站谁站？你站那儿不吭声，人家更来劲。”
他没再说什么，低头把碗里的饭扒完了。
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饭的样子，心里那点后怕慢慢散了。
第二天，她去了一趟大队部，找了赵德贵。
她把昨天的事跟他说了一遍。赵德贵抽了半天烟，最后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把情况说清楚，你让铁柱安心干活，别耽误了粮站的活。”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回来的时候，她路过棚子，站在门口看了一眼。
棚内三人依然各忙各的，偶尔二嘎拿着料去问周铁柱，偶尔铁柱叫栓子帮忙搭把手。
粮站的活照常干，桌子一张一张做出来，码在棚子靠墙的位置上。
周铁柱带着二嘎和栓子干了二十来天，十二张桌子、八把椅子，总算收了尾。
粮站站长来验了货，说“比公社那批强”，工钱结了，工分也记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比平时早。
她坐在灶房门口纳鞋底，看见他进了院门，手里提着一包东西。
她凑过去看了一眼，是粮站站长给的，一包点心，说是“辛苦费”。
她把点心拆开，拿了一块放进嘴里，是桃酥，甜丝丝的。
她递了一块给他，他接过去，嚼了两口，没说什么。
“这单活干完了，那下一单呢？”
“不知道，粮站站长说，县里可能还有别的单位要换桌子，回头问问。”
她点了点头，坐在他旁边，低头继续纳鞋底。
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枣树的影子落在地上，一晃一晃的。
她纳了两行，忽然想起什么，抬头看了他一眼。
“棚子那边的工具都收好了？”
“收好了。”
她没再说什么，低下头，接着纳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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