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今的初等教育，首先划分了学习年限。将小学教育被分为3部分课程：初级课程，2年，7-9岁；中级课程，2年，9-11岁；高级课程，2年，11-13岁。
贝尔黛入学刚好是7岁，赶上了这一波时代的春风。而且，据父亲包法利先生打听到的可靠消息，11岁以上的孩子在参加了一次公共考试后就可以获得初等教育修业证书。这样一来，就可以免除剩下的义务教育年限。
在贝尔黛看来，这种对教育成果的检验方式，不仅从侧面能够激励儿童学习，更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做了准备，简直深得她义。因此，贝尔黛决心四年就完成初等教育课程，尽早进入中等教育。
为什么呢？主要是现在公立小学的教育目标是身体锻炼、智力训练和道德训练。除了学基本的算术、法语、历史、地理和科学等，就是手工劳动和身体锻炼。
初级和中级课程的内容都很简单，直到高级课程才有法语写作和背诵，有些重视女子教育的学校还会开设体操和针线活课程。对于贝尔黛来说，能花四年结束的小学生生涯，她绝不会用整整六年。这些课程对普通的小学生是很友好，可她不是啊！
到了开学那一天，贝尔黛被父亲查理和祖母亲自送到了学校。新建的公立小学很是气派，不同于教会学校浓厚的宗教氛围，贝尔黛觉得这里连空气中都有自由的味道。
就这样，轻松但偶尔也有些烦恼的小学生活正式开始了。贝尔黛对公立教育适应良好，烦恼的只有她那一些幼稚的小伙伴们。
肯特是个小城镇，因此班上的同龄学生基本上都认识，下课还能一起手牵手回家。
贝尔黛跟她们不一样，她不爱玩泥巴，也不爱数蚂蚁，因此和同学们都玩不到一块。这当然不是因为大家孤立她，而是她一个人孤立了整个班的小屁孩。
在他们过家家玩游戏的时候，贝尔黛在看法国历史；在他们阿巴阿巴闹嘴的时候，贝尔黛在研究科学。
于是乎，开学还没一个月，周围的人就对她好奇极了。
有些课实在太无聊，贝尔黛就偷偷看她从家里带来的书。于是在一堂算术课上，她表面趴在桌上，实则在看底下的书。只是这位老师出于担心，问她趴着睡觉是不是生病了。
贝尔黛还没开口，就被她的同桌萌哒哒地出卖了，这位叫卢伊的小可爱很大声举手报告。
“老师，我知道。贝尔黛没有睡觉，她在看书呢！”卢伊红彤彤的小脸上还带着些着急，好像生怕老师会责怪贝尔黛。
“小可爱，你暴露了我啊。”贝尔黛哭笑不得。就这样，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贝尔黛就喜提了学生们都很害怕的一件事，“叫你家长来学校。”
包法利先生从没有这样的经验，难得在家坐立不安，生怕贝尔黛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贝尔黛，你确定学校的课你都听懂了吗？”只见他一脸严肃问道。
“爸爸，算术课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你知道我对医学更感兴趣，要不，我保证下次不带课外书去学校了。”贝尔黛也有些无奈。
“好吧，这件事我得好好跟你老师谈一下。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学校。”包法利先生如是说。
第二天，包法利先生到了教师办公室。只是没想到，办公室还有一位他的旧友，正是如今学校的校长助手韦尔斯。对于贝尔黛在学校的的情况，他也略有耳闻。
贝尔黛在外面并不知道大人们谈论了些什么，等她被叫进办公室后，里面的气氛显然变得轻松多了。
在韦尔斯的劝说下，算术老师也算是通情达理，他给了贝尔黛一张试卷，只要她能做出来，以后的算术课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书。
韦尔斯补充道：其他课程也同理。作为经常跟着校长参与各项教育制度改革，东奔西走的韦尔斯显然很有眼界。
肯特是个小城镇，但在巴黎，甚至不仅是巴黎，也是有一些“天才儿童”的例子存在的。
不过贝尔黛要让他失望了，她可不是什么天才。甚至法语本身对她来说就是有难度的一件事，需要按部就班的学习。
更别说试卷上也全都是法语，现在是因为小学数学算术题简单，等以后学到几何函数什么的，题目估计她都看得费劲！
因此最终结果就是，贝尔黛在为数不多的几门课上拥有了读书自由的权利。而父亲查理呢？自从听韦尔斯说起那些“天才儿童”的事迹，也不免升起了几分望女成凤的心思。
于是乎，贝尔黛只能加紧了学校课程的学习。因为包法利先生不仅现在亲自教她一些医学知识，还额外从城里买了一些老家没有的书。定期订阅杂志报刊，了解肯特之外的世界。每当看到新的医学知识，不管是病例还是药品都会和贝尔黛交流一番。
好学的贝尔黛也间接促使了包法利先生的进步，因为贝尔黛总有问倒他的时候，于是老父亲查理也只能含泪共同进步。肯特不止有查理一位乡村医生，还有一位药剂师，俩人治疗过程中遇到问题，都会互相帮助解答。
这一年，法国医学界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皮埃尔·路易医生。在结束了对2000名病人历时7年的观察后，他公开了他的结论：放血疗法对治疗肺炎和发热性疾病完全无效，并且在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时都会明显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这引起了西方医疗界的剧烈颤抖。要知道，西方医学在克劳迪亚斯·盖伦学说长达千年的统治下，放血、催吐、催泻这些屈指可数的治疗手段，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所以，一旦放血疗法被颠覆和推翻，那么西方医疗恐怕连底裤都保不住。
风靡欧洲一千多年的放血疗法，曾在十九世纪初陷入最后的疯狂。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几乎都把放血疗法视为守护健康的法宝。
甚至在很多人家，用于放血的器物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许多人都有每年定期放几次血的习惯，他们在身体健康时主动放血，期盼以此防病于未然。
十九世纪中期的费城医生格罗斯回忆说：“我记得这是35岁前的一种习俗，春天一到，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都到医生那里要求放血。”
除了刀割放血法，水蛭放血法则是更高级的放血享受了。水蛭吸血吸饱即止，安全无痛苦，堪称居家旅行必备良宠。活水蛭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药剂房是明星产品，这时候西欧的水蛭几乎被捕捉殆尽，其广受欢迎和猛烈风靡的程度超乎想象。
然而物极必反的道理大抵如此，欧洲苦放血疗法久矣的反抗者，就在这时向它发起致命的攻击。
19世纪上半叶，面对霍乱、瘟疫、流感等传染病在欧洲的流行，放血疗法毫无悬疑地没有表现出身为万能疗法的疗效担当，反倒是很多患者在被放血后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很难不引起人们对这一疗法的不满。
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没有推而不倒的歪理谬说。
甚至之后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细菌学研究上的成就，直接刨了放血疗法的祖坟。因为巴斯德发现许多疾病的病因是由于细菌感染，而不是什么□□失衡！
这是一个让西方无数医生和患者在风中凌乱的残酷现实。曾经咬牙割下去的刀，到头来被证明有害无益！全都穿帮了，祖祖辈辈认认真真流的血、呕的吐、拉的稀，全成了狗屁理论的搞笑表演！
包法利先生以前在治病时用的也是放血疗法，换做现在的他来想，或许他治好的病人多，只是因为那些病人多数是身体素质较好的农民。而不是养尊处优，甚至于体质堪忧的贵族老爷们。
要说放血疗法的最大受害者，那无疑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当55岁的国王查理二世生病时，为他治病的是由12位御医组成的医疗专家组。这群高级别专家对国王进行会诊后，制定了一套堪称人类医疗史上最残暴的治疗方案。
可怜的查理二世被治疗至死的整个过程，被德国人尤格·布莱克写入了名叫《无效的医疗》的书中——御医们首先施展的是放血疗法，这是一种在欧洲医疗界风靡千年的万能疗法，他们“在国王肩膀上拔罐，并实行划痕法，放出8盎司血液（约半斤血）……”
如果放血还需要悠着点的话，那么催吐、催泻和灌肠就完全是放开干了，御医们“给他喂下高浓度的锑催吐剂，可是国王只能喝下少部分”，于是他们又相当尽责地喂国王“喝下足量的硫酸锌以及强泻剂，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肠”。
国王陛下被御医们的这两步走上一遍后，毫无悬念地就奄奄一息了，这唯一的好处是他无力不配合下一步惨绝人寰的终极医治。
终极医治的整个操作过程，简直如同一个完美的小品剧本，御医们剃光国王的头发，然后在他头皮上均匀涂抹起疱剂，这是一种会引起身体中毒和糜烂的化学药剂。
但涂抹起疱剂还不足以体现御医们制造惊悚气氛的能力，他们紧接着“要来一块烧红的铁块进行烧灼术……”如果现场有观众的话，国王陛下这个真人道具将会为您带来视觉和嗅觉上的双重刺激。
然而这并不是为了赚取观众掌声的小品表演，而是欧洲医疗史上无比鲜活而真实的事件，它真切地发生在高贵的国王陛下身上。
死亡的痛苦与可怕莫过于此了，原本只是得了轻度中风的查理国王，在一顿操作猛如虎的医治下，不得不拼尽最后一丝气息去做死前忏悔，然后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丝毫的宫廷阴谋，国王陛下临终前享受到的就是欧洲医疗最全力的救治，人们都相信他的死是上帝的决定，12位竭尽全力的御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在听贝尔黛讲述了这位可怜国王的故事后，包法利先生放弃了放血疗法，着力去研究其他的治疗方式。除了看医书，从报纸了解医学最新动向，就是跟镇上的药剂师时不时研究一些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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