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工作没几天，白素珍就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
她是第一次参加工厂组织的旅游，不清楚组织者会提供哪些服务，因此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光吃的东西就采购了一大堆：蛋糕、饼干、馒头、桃子、毛壳鸡蛋，以及老马特意买的两只烧鸡。除了换洗的衣物，她还带了人丹、清凉油、风油精、梅苏颗粒、止痛膏、感冒冲剂、感冒胶囊、红霉素和黄连素药丸，俨然自备了“医药箱”。
通知的出发时间是凌晨四点钟，白素珍整晚上都没睡好。凌晨一点半，她就起床了，这摸摸，那弄弄，检查该带的东西是否带齐了，又切了一大盆喂鸡的蔬菜。好不容易捱到三点钟，她就让老马骑自行车送她去单位。
制线厂大门口停有一大排大巴车，每辆大巴车的挡风玻璃上都贴有号码。白素珍找到五号车，拎着提包爬了上去。找了一个空着的座位，安放好行李，她就开始吃晕车药。
四点整，这只庞大的车队就出发了。路上并不顺利，不时有车子出故障抛锚，或者有人上厕所，或者有人晕车呕吐，车队只能走走停停，行进速度缓慢。
快到九点时，白素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就从提兜里拿出烧鸡，掰下一只鸡腿啃起来。
“怎么这么味啊！”坐在她身后的罗班长突然叫了起来。
“是鸡肉味吗？”她回过身问。
“不是。好像是哪个放了一个屁，这么臭！”
白素珍翻出提兜里用塑料薄膜包着的烧鸡，看到鸡肉上面粘乎乎的，颜色变绿了，散发出一股怪味。会不会是鸡肉坏了呢？想到买这两只烧鸡花了十八块钱，扔掉实在太可惜，她还是勉强把那只鸡腿啃光了。为防止食物中毒，又赶紧吃了两粒红霉素和两粒黄连素药丸。
中午十二点，大巴车在一个加油站停下了。大家纷纷下车，急匆匆地去上厕所，解决完问题的就站在屋檐下或者树荫下乘凉透气。
白素珍上过厕所，回到车上继续吃烧鸡。
“怎么这么味？”罗班长上车后又嚎叫起来，皱起眉头，寻着气味走到白素珍身边，指着她手里的烧鸡说，“就是你的烧鸡！臭了！”
白素珍半信半疑，把烧鸡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又让其他同事闻。
大家都说味了，变质了，这鸡肉不能吃。
白素珍这才站起身，拎起装有烧鸡的塑料袋，下车扔进了垃圾箱。丢鸡的时候，她特别心疼，责怪老马买得太多了。返回坐下之后，她又开始吃黄连素和红霉素药片。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汽车进入青岛市区，她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更没有食物中毒。
住的地方并非宾馆酒店，而是青岛市粮食局招待所。房间也不够，白素珍她们这些女工住在执行所的会议室。一日三餐比较简单，勉强能填饱肚子。游玩地主要是崂山风景区，看山，看海，看树，看瀑布，看别墅，再就是去市内的商场闲逛、购物。大家都没有带照相机，照相得花钱请景区的摄影师，还得等着取照片——快的要两个小时，慢的得次日再去跑一趟。
虽然与期望值相差甚远，但毕竟是公家出钱组织的旅游，白素珍还是挺知足，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委曲求全地写那份检讨值。不过，旅游结束重新投入到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她又开始不爽了。
她还是在包装车间上班，干的活儿却不局限于包线和折盒。由于订单较少，干着干着就无线可包，也不需要折盒。包装车间的工人就被派往其他车间帮忙，有时去漂染车间，有时去织带车间。说白了，搞包装的成了打杂的。
白素珍再也不敢提换岗位的事。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都不待见她，背地里还骂她“臭娘们儿”。
有一次，她拿了两盒茶叶送到龙厂长家。龙厂长本人不在，是他爱人收下的。
第二天，龙厂长就把茶叶带到工厂，差人把她叫到办公室，毫不留情地退给了她。
厂领导讨厌她，车间主任和罗班长也不把她当一回事。重活、累活、脏活总是安排她去干，让她吃了不少哑巴亏。
白素珍又去找税务局刘局长，诉说自己的屈辱。
刘局长双手一摊，感到很无奈，表示无能为力，还推脱说，税务局也没有多大的权，根子不硬，震不住制线厂。
“如果你是劳动局或者人事局安排的，他们就不敢这样欺负你。他们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税务局有意见，不满意我介绍你去他们那儿上班。”刘局长非常直白。
工作上的事情如此不顺心，家里的事情更是烦死人！
马杰返回柳州之后，不仅不按白素珍的要求给家里寄钱，还发电报来向老马要钱。理由是，他这次回保定听到一个消息，马红结婚时，家里给了她六百元钱，还有四床被子、一个圆桌和一个大衣柜。而他在柳州结婚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要求父母对儿女“一碗水端平”，不要厚此薄彼，搞得大家心里不快活。
“他怎么不跟加根加枝比！加根结婚，加枝出嫁，我们还不是没有给一分钱？”白素珍生气地对老马说，同时也很后悔。
当初老马摔伤后，就不该让张国强给马杰发电报。如果不发电报，或许马杰至今还在玩消失，就不会向他们要钱了。
老马也觉得马杰太过分，当即回了一封信，骂他不孝顺，从来不体贴老人，还把老人当摇钱树。骂他找了个拖儿带女的老媳妇，是自作自受，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不要厚着脸皮啃老人。
“都怪马红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挑拨离间！”白素珍又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二女子。
当初马红出嫁时，好多人都劝白素珍不要给钱，但白素珍心太软，没有听。看到部队分给张国强结婚的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就让他们把家里的大衣柜和圆桌拖了去；考虑到马红单位倒闭了，暂时没有工作，又送给她六百元钱。没想到，马红不仅不领情，还把这些事情告诉马杰，鼓动马杰来找两个老的扯皮。
马红真是太可恶了！上次在老马面前红口白牙说假话，现在又冒出这档子事情。白素珍准备抽个时间去军人俱乐部，问问马红为什么要这么做。
正在她准备去兴师问罪的时候，张国强来了。他沮丧地告诉两位老人，马红怀的是葡萄胎，住进了二五二医院，要做流产手术。
“真是老天有眼，恶有恶报！”白素珍在心里幸灾乐祸。
不过，她没有让这种情绪溢于言表，而是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样子，和老马一起去医院看望马红。
在马红住院期间，她还一直在家里做好吃的送往医院，给马红补充营养，悉心照料。
马红出院后，张国强接到命令，要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值勤任务。
考虑到马红既没工作，又没孩子，一个人住在军人俱乐部太孤单，白素珍又主动提出，让马红搬回干休所家里住。说实话，她提出这个建议心里是很矛盾的。想到自己受了马红那么多的欺负和侮辱，还要让她回娘家生活，白素珍就感到委屈，可不让马红回娘家住，她心里又感到不安。
小女儿同样让她不省心。
马颖已经上初中了，学习还是没起色。成绩差不说，还好吃懒做。要是大人做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自己单另重新做，丝毫也不嫌麻烦。可要是叫她干家务活，她又老大不高兴。马颖睡觉的房间，总是乱得如猪圈儿。特别是做作业的那张桌子，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打开抽屉，简直就像垃圾筐。
白素珍经常教育她，要把房间和学习的地方收拾干净利落，但马颖总是当成耳边风。说多了，她就捂着耳朵不愿意听。
厌学，贪嘴，懒惰，固执，邋遢，简直一无是处。如果说这孩子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嘴巴子比较甜，会待人接物，能和妈妈亲近。白素珍一生气，她就跟着掉眼泪，马上承认错误，请求妈妈原谅。只有这方面，比加枝要强。加枝一旦与白素珍争吵起来，总是黑着脸顶嘴，恼羞成怒，露出一副凶相，要吃人一样。
加枝已经有两年多没给家里来信了。据她大学时的同学讲，加枝在美国一切都好，而且生了二胎，是个男孩儿。
白素珍听过后，丝毫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只要加枝不来信，不向她承认错误，她就难以释怀，不肯原谅加枝。
“收不到加枝的来信，就感觉天要塌了。这种想法是不是太愚蠢？”白素珍有时扪心自问，“自己付出一生的心血抚养她，供她读书，是为了让她发挥聪明才智，成就美好人生，创造幸福生活，为父母争光。虽然她现在学业和事业都荒废了，成了一个生儿育女的机器，但只要她觉得幸福就行。我又何必成天去为她生气呢？她参加工作之后，虽说没有孝敬老人，没有向家里尽义务，但也没有像马杰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里要钱呀！只要她不想方设法搜刮盘剥老人，就谢天谢地，算是孝顺的了。”
加枝出国时，把日记和信件都留在了家里。这些日记和信件，现在都成了白素珍的精神食粮。只要有时间，她就翻出来看。通过了解加枝的心路历程，对女儿进行研究，探究女儿恨她的原因。
每天睡觉醒来，白素珍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加枝。
有时，她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想念加枝。等饭做好了，本来准备喊马颖吃饭，却不由自主地喊成了“加枝”。她恨自己没出息，这么痴情痴意。
有时，她也确实想不通，加枝这么长时间不理她，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未必真的想用精神折磨来置她于死地？那么，她又该如何应对呢？可怜巴巴地去求女儿孝顺她？能起作用么？
她因此烦躁不安，无端地找老马闹别扭。有时闹得两个人整夜不睡觉。老马一发脾气，她就哭。她哭，他也陪着掉眼泪。有时她又觉得不应该这么互相折磨，自相残杀。因为她和老马并无个人恩怨，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和分歧。老马感恩于她对他的照顾，她也很感谢老马对她生活上的体贴和关怀。她下决心不再与老马闹别扭，要陪伴他安度晚年，把小女儿马颖抚养成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一九九一年暑假。
八月中旬的一天，凌晨五点钟，白素珍突然听到家里音乐门铃响了。这么早，会是谁呢？她赶紧起床，披上外衣，趿着拖鞋跑去开门。
真没想到，出现在她眼前的竟然是王加根、方红梅和孙女欣欣！她感觉如同在做梦一般。
“你们要来，怎么也不来封信呢？”白素珍兴奋地问，“下车后，怎么不在火车站往干休所打个电话？我们可以要车去接你们。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加根笑着说：“蹓跶回来的。走了快七十分钟。”
“嗨！这么远也不嫌累。”白素珍嗔怪道，又把欣欣抱起来，“累坏了吧？我的宝贝。”
“一点儿也不累。”欣欣大声说，接着又告诉奶奶，“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
“是吗？你才五岁呢。五岁就上二年级呀！成绩跟得上不？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
“语文数学都是一百分！”小家伙非常骄傲地回答。
“哎呀！我们家欣欣真棒，比你小姑姑强多了。”白素珍对着小女儿的房间喊道，“马颖！快起床！你哥哥嫂子来了，欣欣也来了。”
很快，老马和马颖相继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大家相聚在客厅里，亲热地寒暄着。
白素珍趁机进厨房烧热水，让加根一家子洗澡，安排他们睡觉休息。
老马睡不着了，索性开始蒸馒头、煮稀饭，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加根夫妇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保定？
王加根调政法委的事黄了，当律师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残酷的现实让他明白了：能不能当上律师，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律师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只是一块敲门砖，能否敲开律师事务所的大门，还受制于很多其他因素。
去他妈的！老子又不是没工作，何必要去求那些狗日的？在哪里都是做事，在哪里都是吃饭。教我的书，写我的小说，寒假暑假出去转一转，比神仙还快活。反正欣欣已经在邹肖小学读书，再也不必为她上幼儿园的事情熬煎了。
王加根刚送走了一届初中毕业生，重新帮助牌坊中学夺回了中考优胜的地位。可是，当校长肖玉荣通知他参加暑假补课时，他却出人意料地谢绝了。他同时提出，下学年不教毕业班。
肖玉荣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让小方参加暑假补课呢？”
加根说，这事他说了不算，得征求方红梅自己的意见。如果方红梅愿意补课，他不会反对。
结果，方红梅高兴地答应了。
前几年，她因为搞函授学习，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暑假补课，总觉得“损失惨重”。如今，她本科函授毕业了，为什么要放过暑假补课捞外快的机会呢？
就这样，今年暑假到来时，方红梅就开始给毕业班学生补课了。
王加根开始当“家庭主男”。他原本计划利用暑假搞文学创作，可实际情况与他的想法相差甚远。每天都得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做卫生，还要带孩子，辅导欣欣做暑假作业，完全抽不出时间。因为劳累，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加上天气酷热，别说写小说，就是坐在家里什么活儿也不干，浑身也汗水淋漓，如落汤鸡一般。
有一天，加根突然产生了去北京旅游的想法。
动因是满足方红梅的愿望，了却一桩心思。因为方红梅老早就想去北京玩，却一直没能成行。马上而立之年了，还不知道祖国的首都是什么模样儿，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
前几年，他们也作过到北京旅游的计划，但每年暑假两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方红梅要参加函授学习；王加根要给学生补课，还惦记着律师资格考试和工作调动，完全走不开。当然，也有经济拮据、钱不宽裕的因素。今年好了，方红梅本科函授毕业，王加根律师资格考试过关，调动没有希望，无须牵肠挂肚，家里又有了些积蓄。万事俱备，为什么不利用暑假出去玩一玩？
人生苦短，何必要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往后拖，又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今年出行，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欣欣不用买票。火车票、汽车票和景点门票可以全免，能够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说走就走，毕业班补课一结束就动身！
王加根提前做功课，翻出《青年旅游手册》和《北京旅游交通图》，大致规划了准备去的旅游景点和线路。他希望通过这次旅游，探出一条路子，以后每年寒暑假，都出去转一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不定，他还能通过旅游写出好多文学作品呢！真能做到那样的话，他再也不想调动了，就那么陪着妻儿在牌坊中学教书，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所有的细节问题考虑清楚之后，他正式向老婆宣布了他的旅游计划。
方红梅非常激动，甚至有点儿感动。不过，看过家里存折上可怜巴巴的存款数字，她又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三个人去北京旅游，这点儿钱哪儿够呀？”
“七百多块钱还不够？”王加根不解地问。
方红梅于是掰着手指头算起来：“就算欣欣不打票，我们两人的路费起码得两百块；在北京住十天，住宿费每天按二十块计算，又是两百块；三个人的吃喝，每天二十块钱要吧？又是两百块；剩下一百多块钱，能干点儿啥？恐怕买景区的门票都不够！”
王加根听到这儿，熊熊燃烧了几天的火焰瞬间就熄了一大半，蔫头耷脑地望着方红梅，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他只是憧憬着旅游的美好和快乐，还没有仔细算这些账。
“还是实际一点儿。等补课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武汉。带欣欣看看黄鹤楼，逛逛东湖和中山公园，再到武汉商场买点儿东西。你不是想买双皮凉鞋么？这次下狠心买双好的。再给我和欣欣买几件新衣服。如果还有多的钱，就买部傻瓜照相机。这样安排，是不是更实惠？”方红梅侃侃而谈，充分展示女人的精明。
“一提到旅游，就是武汉！”加根不高兴地叨叨，“武汉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武汉这么近，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何必要等到暑假？”
“那我们可以去省内其他景点呀？比方武当山、神农架。或者去一趟宜昌，坐轮船看看长江三峡和葛洲坝。”
“不行！我就是要走出湖北省！一定要带你和欣欣去北京！看看**广场，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看看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博物院。”
……
正在他们为暑假旅游的事情争执不休的时候，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马兴祥。
马兴祥是杨岗老乡，还与白素珍是小学同学，说起来关系比较近。不过，因为年龄悬殊，加上兴趣爱好及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平日他们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交往并不多。偶尔在花园镇街上碰到，也就是相□□个头，或者打声招呼，基本上没有串过门。
今天是什么风儿把马兴祥吹来了？
刚下过雨，从牌坊中学通往107国道的那段路上满是泥泞和水坑，很不好走。马兴祥是骑自行车来的，搞得非常狼狈。自行车的前后车轮糊满了泥土，根本就不能转动。他把车子停在王加根家门口，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树枝，蹲下身子撬轮胎上的泥巴。
“别弄了！待会儿我推到后面的水笼头那里冲一下。”王加根笑着说，“进屋坐吧！马老师。”
接过方红梅送上来的茶水，马兴祥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问：“你的本科函授已经毕业了吧？”
“毕业了。去年七月份就毕业了。”方红梅答道，很奇怪马兴祥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愿不愿意去我们学校？”
“去市二中？”方红梅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非常肯定地回答，“当然愿意！就是怕去不了。”
马兴祥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湖北省正在搞教育改革，打破教师跨区域流动的壁垒。特别是武汉市，思想观念转变快，政策放得比较宽。武汉市好多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挖掘优质教育资源。省内一些优秀教师都往武汉跑，他所在的孝天市二中也不例外。由于近两年教师流失严重，孝天市二中师资严重不足。尤其是语文教师，缺口比较大。全校十八个教学班，目前只有十一个语文教师，而本科师范院校每年分配来的毕业生又少得可怜。市二中领导很着急，多次到市教育局要求补充师资，但没什么效果。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想到了你们俩。”马兴祥兴奋地说，“如果你们愿意往我们学校调，现在是相当不错的机会。”
王加根和方红梅对视了一眼。
进市二中，当然求之不得。毕竟这所学校是市重点高中，比牌坊中学名气大多了，各方面的条件也比较好。如果他们到市二中教书，就可以把家安在花园镇。生活方便，欣欣还能上花园镇的公办小学。尽管好处如此多，他们还是表现得比较谨慎，没有马兴祥所想象的那么激动。一次又一次的调动失败让他们寒了心，不管马兴祥把机会说得多么好，他们还是信心不足。
王加根说，调市二中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们不想为这件事情花钱，也不愿意低三下四地求人。
“这个你放心！我去向学校领导推荐。市二中有需求，你们又够条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不着花钱！”马兴祥自信地说，“你们一人写一份个人简历，再把毕业证、身份证、教学教法合格证之类的证件清理一下。如果有获奖证书或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一起带上，抽个时间去找找我们学校的江校长。提着个茶壶当夜壶，调得成调，调不成拉倒。”
“行！”王加根欣然同意。
方红梅也兴奋地答应了。
马兴祥于是起身告辞：“就这么个事！今天突然想到的，就跑过来告诉你们一声。我回去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留他吃饭，但他却说家里有事，客气地谢绝了。
加根于是推上马兴祥的自行车，到部队抽水房门口的水管处冲洗干净，又扛起自行车，送到107国道上才回来。
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校长叫江成国，年逾半百，看上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在校长办公室里接待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看过他们带来的一大堆证书，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总体印象还不错。
“你们来我当然是欢迎的。”江成国校长说，“不过，我们只能向市教育局提需求，不可能点名要你们。你们可以去市教育局毛遂自荐。”
王加根和方红梅感觉比较为难。尤其是王加根，他在市教育局是挂了号的。从局长到办事员，没有哪个不知道他的大名。分管人事的徐副局长、人事股的汪股长和张国学，谈起他就恨得牙痒痒。再加上他刚刚闹过调市政法委，他们怎么可能让他到市二中？因此，让他去市教育局毛遂自荐，无异于对调动判了死刑。
“去他妈的！不调了。”告别江成国，走出市二中，王加根懊恼地吼了一声，又对方红梅说，“只当没起这场心思的。按原计划执行，准备去北京！”
方红梅没有吭声，算是默认。
她也不再坚持去武汉或者湖北省内其他旅游景点，因为他们的小公主天天吵着嚷着要去北京。王加根和欣欣父女俩结成同盟，她只能服从。
就这样，初三补课一结束，他们就锁好家门，坐上了北上的列车。考虑到去北京从保定经过，他们把旅游的第一站定在保定市，也算是回了一趟这个与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家。
儿子、媳妇和孙女的突然到来，让白素珍喜出望外。她赶紧去单位请了几天假，准备好好陪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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