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多月，市二中才在简易宿舍给方红梅分了一间房。
简易宿舍是一排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位于学校教学楼与教工宿舍楼之间，东边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西边面向校园里面的一片小树林。简易宿舍共二十多间，每间面积十来平方米。简易宿舍通常是分配给那些参加工作不久、资历比较浅的青年教师。单身汉分一间，结婚成家了的则可以分两间。方红梅要得急，学校一时间腾不出两间空房来，暂时分给她一间房。
有了这间房，他们就把家具运了一部分过来，又到花园镇一小联系王欣上学的事情，迫不及待地在市二中安了家。
晚上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做饭时，就把蜂窝煤炉提到门口，在露天下炒菜。当然，遇到刮风下雨，那就没有办法，只能让人和家具忍受油烟的熏陶。为避免煤气中毒，晚上还是把煤炉子提到室外的屋檐下。就这样，每天把煤炉子提进提出，相当麻烦！
王加根上班用的载重自行车，白天也只能放在屋子外面，晚上再往屋里搬——一间房实在是太挤了！
最不方便的，还是过夫妻生活。
一家三口睡一张床，大人有了那方面的想法，只能努力克制着。总是要等到中午或者周末，女儿出去找小伙伴们玩儿，他们才迅速关门关窗，宽衣解带，匆匆行事，跟偷情一个样。有时欣欣出去后，又突然回家取东西，或者口渴了回家喝水，鬼子进村一样的拍门，搞得他们兴致全无。由于仓促掩饰，有时衣冠不整，尴尬得脸上如同泼了血一样。
王欣转学到花园镇第一小学，班主任老师见她那么小，心里老大不快，紧锁眉头，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接收。
王加根于是拿出女儿一年级期末考试的成绩单，递给丁老师看，一再强调，女儿虽然年龄小，学习一点儿也没落下，还列举出许多事例，证明女儿如何懂事，如何听话，学习如何自觉和努力，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听王加根吹得天花乱坠，丁老师半信半疑，说：“马上就要期中考试，看她能够考得怎么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行！”王加根满怀信心地回答。
遗憾的是，王欣进花园镇一小的首次期中考试考砸了：语文数学刚及格，两科总分在班上倒数第五。
丁老师于是把王加根叫到学校，面带微笑地指出，王欣确实太小了，不适合读二年级，建议降一级，从一年级读起。
“按照现行入学的规定，她读一年级都嫌小。年龄不满七周岁，学校根本就不应该收。”丁老师进一步强调。
王加根急了：“这个我知道。可孩子既然已经入了学，总不能让她再退学吧！我也不同意降级，在校学生只有升级或者留级的，哪有降级这一说！”
“可她成绩跟不上啊！她分数这么低，会拖我们班的后腿，影响全班的平均成绩。”丁老师有点儿生气了。
王加根不急不恼，耐心地解释，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就把学生一棍子打死。王欣这次没有考好，有其客观原因。由于中途转学，两所学校的教学进度不一样，邹肖小学慢，花园一小快，她漏掉了一些课程。加上刚从民办学校转到公立学校，有个适应的过程。
“还有个特殊情况。我女儿期中考试这段日子身体不舒服，一直在看病。”
王加根说的是实情。
他们搬家不久，王欣就病了。咳嗽，发烧，流鼻涕，症状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整天无精打采，显得特别可怜。加根每天早晨送她到私人诊所打针，再送她去学校。
到了学校门口，从自行车上下来，王欣总是不肯独自进校园，甚至蹲下身子，双手抱着爸爸的腿，不让他走。
“爸！我成绩跟不上，丁老师总是批评我，其他同学也欺负我。我不想在这所学校上学了。”
加根于是把自行车锁在学校大门口，顾不上上班要迟到，牵着女儿的手，一路给她做思想工作，一直把她送到教室。
“我们家欣欣真的很聪明！丁老师。”见到班主任，王加根眼眶里旋转着泪水，拍着胸脯作保证，“您再给她些时间，如果到这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是跟不上，我主动让她读一年级。”
为了让女儿尽快把成绩赶上去，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全力辅导。他们本来就是中学教师，辅导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没多大问题。不过，教师通常又有个不好的毛病：教别人家的孩子能够诲人不倦，而教自己的孩子往往缺乏耐心。
每次辅导功课时，总希望她一听就懂。如果要他们讲第二遍，就会不耐烦，语速加快，音量提高，态度严厉。要是讲了两次孩子还没有听懂，他们就会拍桌子、摔椅子，乱吼乱叫乱嚷，吓得王欣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天下班后，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感觉比较累。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沙发上，不想动弹。
王欣蹲在地上穿鞋子，准备出去玩。可能是因为鞋子太小，也可能是鞋带系成了死结解不开，她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把鞋子穿好。见爸妈没人主动来帮忙，她就耍起了小性子，恼火地把鞋子踢到一边儿，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行走。
方红梅见此，脾气上来了，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冲过去就要打王欣。
躺在床上的王加根听到女儿的惊叫声，一骨碌儿爬起来，拦在老婆与女儿中间。
方红梅因够不着欣欣，就抡起拳头打老公。
王加根气急败坏，扬起手抽了老婆一巴掌……
因为屁大点儿事情，夫妻俩竟然动了手。不过两人心里都清楚，打架并非完全因为女儿。这段日子大家肚子里都窝着火，早就有爆发的冲动。女儿今天调皮，只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搬家后，忙乱了一个多月，生活才算走上正轨。
王加根早晨六点钟起床，刷过牙，洗过脸，就去学校操场上跑步。绕着环形跑道跑五圈，再回家弄孩子。帮女儿穿衣服和鞋袜，打回早餐让她吃。洗碗筷，再骑车送她去上学。然后，直接去牌坊中学上班。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又是洗碗、清场、送孩子、上班。如果家里菜没了，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傍晚放学回家，做晚餐，吃晚饭，去学校食堂提热水，大人小孩洗澡。忙完这些，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开始了。方红梅去晚办公。王加根开始洗一家三口的脏衣服，督促和检查女儿写作业，守着孩子睡觉，添加蜂窝煤，把炉子封好……
似乎从早到晚总在忙，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从搬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一起散过步，更没有逛街，比住牌坊中学时还紧张。王加根每天晚上都要忙到十点之后，完全没时间看书和写作。尽管这样，方红梅还是不满意，经常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加根因此觉得很委屈。
“我还像个男人么？还有一点儿男子汉的尊严么？环境所逼，我甘愿当绿叶、唱配角，但你也不能太苛求，也应该理解我啊！妻子也好，丈夫也好，应该相互体谅，彼此帮衬才对呀。”
因为上班都很累，下班就不想做家务，两人时常因此而争吵。没办法，心里窝着火，也只有向对方发泄了。
吵过架之后，王加根又特别后悔。
“天啊！何必要争吵呢？我本来很佩服老婆，深深地爱着她，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刺激她？我相信她也是爱我的。我们又何必要自相伤害，互相折磨？人生苦短，生命就那么几十年，要珍惜，要懂得尊重和呵护爱人。”
这样想着，他就克制情绪，忍让着。而今天，看到老婆凶神恶煞地要打女儿，他实在忍无可忍，就打了她一巴掌。
方红梅委屈地倒在床上，哭了起来。她今天发火，也是因为在单位受了气。刚才下班回家时，她就拉着个苦瓜脸，心不平，气不顺，满肚子不高兴。现在挨了打，就索性声泪俱下地哭诉起来。
她说，市二中也不是好混的地方。同事们势利，见她是个新人，都把拼她吃。想方设法排挤她，挖空心思欺负她。不给她提供教学参考资料，不与她进行教学上的交流。特别是语文教研组长，阴险狡诈，总是故意为难她，找她的茬儿，出她洋相。动不动就检查她的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还搞突然袭击，不给她打招呼，就邀请学校领导去听她讲课。期中考试出题和阅卷，不让她参与。故意压低她所任班级学生的语文分数，以此证明她不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她担心继续这样下去，一年试用期满，转不了正。
“别个这么难，这样受排挤，你又不帮我！不能为我分担一点儿忧愁。我如果被遣返回牌坊中学，脸面往哪儿搁？我们还能在花园镇住么？欣欣还能在花园一小上学么？呜呜呜——”
王加根听到这些，感到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老婆居然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为刚才的冲动而后悔。
“对不起，老婆。我不该打你。要不你也打我一巴掌吧！”他把头伸向方红梅，等着老婆出气。
“滚！”方红梅又气又恼地扭过身子。
王加根又开始安慰老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同事之间竞争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凭良心做事，用心做好工作就行了，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今后我多承担些家务，有空再帮你批改作业，其他的忙也难得帮上了。”
方红梅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和他们一起住简易宿舍的，有十几个青年教师。这些教师大多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课时上课，没课时就聚在一起闲聊，或者在小树林里打扑克、下象棋。旁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场面相当壮观。大家时而神情专注，屏息静观，时而唏嘘惊呼，议论纷纷，甚至发生激烈争吵。
有时，他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会劝王加根想办法调到市二中，并且说，希望他来，也欢迎他来。
将来是否能够调进市二中？加根心里没有底。实事求是地讲，他调市二中的意愿也不是很强烈。只要家能安在花园镇，只要女儿能在公立小学读书，他在哪儿教书都无所谓。牌坊中学管理比较松，他还能抽出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方红梅也不希望他调到市二中。理由是，加根来市二中，没有人会把他当根葱，不可能得到领导的重视，还不如在牌坊中学。
听老婆这样讲，加根又有点儿不高兴，心里想：“哼！你不希望我到市二中，还不是想延续眼下的光景，让我多干家务活儿，多照顾孩子，支持你工作。就算不到市二中，我也要想办法离开花园镇，去孝天城，去其他城市。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别想把我系在裤腰带上！”
心里这么想，却并没有急着这么做。
律师资格证书先拿着，反正知识学进了脑子里。有人上门来请他，他就考虑改行；没有人请他，他就安心教书。果真能够到市二中，他还想认真备课，弄一本能够长期使用、一劳永逸的讲义。说实话，他还是挺喜欢教书的。整天与书本打交道，与学生打交道，教学相长，教书的同时，还能学不少新知识。业余时间有了灵感，就写篇把文章，还是其乐无穷。市二中生活环境好，水电正常，买菜方便。晚上或周末，还可以逛街、跳舞、看电影。这不是挺好么？还想怎么样？想想徐磊和杨保胜，想想那些在乡镇工作的同学，我们应该知足了。
方红梅看到市二中一些年轻教师在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怂恿王加根也去试一试。
她说：“有了研究生学历，拿到硕士学位，将来可以重新分配工作，改行也比较容易。”
报不报考呢？王加根非常矛盾。报考吧，他只有大专学历，未必够条件。即使大专文凭能够报考，他英语基础那么差，恐怕也难考上。不报考又难以改变现状，可能一直在农村学校里教书。
方红梅建议他先把英语学好。无论考不考研究生，外语都是非学不可的。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和评职称，同样必须考外语；将来有机会出国旅游，不懂外语也不行。
王加根赞同这个观点，于是让老婆帮他找了一套高中英语教材，从中学英语学起。他相信，只要舍得花功夫，持之以恒，英语还是捡得起来的。
虽然业余自学抓得很紧，但到牌坊中学上班的时候，他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与别人争吵，甚至故意与学校领导唱对台戏。
有一天，副校长赵乾坤提醒他：“你们班上的王伟和黄义鹏在花园街上打架。你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活，了解一下情况。”
“我吃饱了撑的！”加根没好气地回答，“他们又不是在学校打架，在花园街上打架与我屁相干！我为什么要找他们谈话？为什么要了解情况？这不是无事找事吗？我才不自寻烦恼呢！”
听他这样讲，赵乾坤感觉很难堪。
坐在一旁的肖玉荣实在看不过去，接过话茬质问道：“你们班上的学生在学校外面打架，老师就就没有责任吗？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家长肯定会找学校处理。如果你不管，家长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冲突，说不定还会打到学校来。如果事态扩大，你这个当班主任的如何交待？”
王加根无言以对，万分不情愿地去找那两个学生。
其实王伟与黄义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只是因为打篮球时有肢体碰撞，事后发生争执。王加根做了些调解与说服工作，他们就握手言和了。整个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如果赵乾坤提示这事时，加根愉快地答应，然后按现在的做法去执行，事情就非常圆满，可他偏偏要怼赵乾坤，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事做事做了，还不讨人喜欢。这是他近段日子常犯的毛病。
怎么会这样？哪儿来的那么多怨气？究竟对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不满意？客观地讲，还是接二连三的调动失败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因此产生负面情绪。
调动失败，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原因，但当事人往往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原因归咎于外部。王加根眼下就是这样，总觉得别人故意在与他作对，成心不帮他。虽然说，与那些出手大方的人相比，他送给别人的东西不值一提，但从他自身经济条件来说，他还是花了血本。因此想起来就觉得心寒，难免心生怨恨。汤正源、曹云安、张雨桓、刘福民、丁胜安、张国学、徐局长、汪股长……这些有着一官半职掌握着权力的人，似乎都在变着法儿愚弄他，说话得好听，礼收得利索，最终都不践行承诺。他因此偏执地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明知道受了这些人愚弄和欺骗，他却没有办法予以揭穿和报复，拿这些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是最让他闹心的。
为了表达不满，宣泄内心的愤怒，他就把负面情绪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中，甚至带入家庭。他对身边所有的人发脾气，与任何一个有一官半职的领导对着干，经常与大家闹得不愉快。发泄过后，争吵过后，当他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又经常后悔和自责。他知道，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是修养差的表现。长些以往，实际上是在糟践自己，自毁名誉和前程。意识到这一点，他开始深深地反省，检视自己的行为。
没有明确奋斗目标，不知道朝哪方面发展，不晓得朝哪个方向努力。或许是导致他情绪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他这些年的行动和计划都是盲目的，什么都想干，什么也没有干成。没有毅力，没有恒心，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用方红梅的话讲，就是堕落了。
没办法！在现实面前，他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身为教师，他本应该在教书育人中寻找乐趣，在勤奋努力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可是，他又难以把心思集中在教学上，没有钻研业务的兴趣，教书远不如以前卖力。虽然又当上了毕业班的班主任，但几个月过去了，他连班上学生的名字都没有记全。
放弃责任，脱离学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不拥抱脚下这片沃土，谈什么茁壮成长？教书是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那么自学和写作又怎么样呢？
断断续续地学了十几年英语，还是初级班水平，基本上没进步；自学考试搞了七八年，也只拿到了一个专科文凭；律师从业资格证书是拿到了，却等于一张废纸——没人聘用，当不上律师，没任何用处。
文学创作也没有太大的突破。写小说简直是好笑，速度太慢，效率太低。起个早床，只能写几百字，然后上床睡回笼觉。很少能够坐下来专心致志地写上一两个钟头，而且老是觉得无话可说，没题材可写。找不到灵感，脑子里迸不出火花。
想到奋斗了这么多年还一事无成，他就惶恐不安。懒了，俗了，市侩了。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为一些细小的事情耿耿于怀，有时还得理不饶人。记忆力明显下降，以前学过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总是和平庸的人们一起鬼混，为换工作而奔波，为蝇头小利角逐。青春年华，大好时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逝。马上就三十岁了。三十过后，人的体力和精力就会明显下降，想干点儿事情，也会力不从心。人一生就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和精力有限，还是应该有个重点，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自己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专长？最有可能在哪个方面做出成绩？王加根扪心自问，觉得还是文学创作。
可是，他的写作又常常因为各种事情而打断。两次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每年两次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他觉得自己没有摆正主次位置。既然把写作作为一生的追求，就应该赋予它压倒一切的地位，不应该一有其他事情，就把写作搁置到一边。好几个月没写小说，也没发表文章。他天天到办公室翻阅报纸杂志，盼望邮差送来编辑信，但总是失望。每次翻开《小说月报》，浏览后面的小说目录，便黯然神伤，后悔不已。
奔什么文凭？考什么律师？拿着这些本本又有什么用？不如全心全意搞写作，说不定还能出人头地。重温《文学概论》，看看那些没有发表的习作，他似乎明白了编辑退稿的原因。他的习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注意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创造出属于他的“这一个”，再就是语言表达能力欠火候。静思的时候太少了。搬家之后的这几个月，从早到晚总在忙碌，日子过得如同打仗一样。老是呆在家里，不接触社会，怎么可能产生灵感？还是应该学会忙里偷闲，每天出去转转。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这天，王加根正在办公的时候，肖玉荣突然带着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员来找他。
“这是花园镇派出所的尹所长。”肖玉荣介绍，“找你了解点儿事情。”
派出所尹所长？会是什么事情呢？王加根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
“是这样，有一起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尹所长补充道，“请你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
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呀！怎么会被派出所盯上？这段日子情绪不稳定，老是发脾气，在学校里与领导争吵过几次。在家里动不动就摔东西、吼叫、骂人、打孩子，但这些行为，也不至于进局子吧！我说错什么话了？做错什么事了？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唉！无数次劝自己少抛头露面，少夸夸其谈，少对别人评头品足，但总也管不住嘴巴。现在出事了吧！也不知我这到底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王加根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收拾桌面，又从抽屉里拿出自行车钥匙，跟着尹所长走出办公室。
“不用骑车，就坐我们的车吧！”尹所长平静地说。
学校操场上停有一辆装有警灯的吉普车。
王加根更加紧张，心跳明显加快，呼吸也急促起来。类似的场面他两年前见过。那次警车是停在程彩清家门口，两名警察把程彩清押上了车。当然，今天的情况与那次有所不同。那次警察带有器械，一个拿着手枪，一个持有警棍，并且用手铐把程彩清铐上了。今天只有尹所长一个人，没带任何器械。那次警察的态度强硬，语气严厉，而今天尹所长态度温和，说话也比较客气。
王加根满腹狐疑地上了车。
尹所长这才问：“涂勇你认识吧？就是在电影院斜对面开照相馆的那位？”
“认识。他是我师范时的同学。”
“他犯了点儿事，被市公安局抓了。”尹所长眼睛看着前方，继续说，“市局派人到我们所来，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原来是这！王加根紧张的神经这才有所放松。
到了花园镇派出所，他被带到一间小会议室。市公安局的刑警开始讯问，还有一个女警察做记录。
讯问结束，王加根在笔录上签名，按了手印，就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他很快就被同事们围住了。
“跟我没有关系。”王加根轻描淡写地回答大家的提问，然后回到语文教研组。
路过领导办公室时，他发现宋双清坐在里面，于是走进去与老同学打招呼：“欢迎宋书记莅临指导！又有什么新指示、新精神和新要求？”
肖玉荣马上接过话茬：“人家再不是宋书记，马上就要去市委宣传部任职了。”
“几个意思？”王加根有点儿吃惊地问。
宋双清这才笑着说，他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今天是来向牌坊中学领导们辞行的。
听到这儿，王加根连祝贺的话都没有说，发起了愣怔。
学校几个领导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说：“你跑了几年调动，每次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在牌坊中学。人家宋双清不声不响，轻而易举就调进了孝天城。”
别人心里怎么想，他是能够领会到的，因此有点儿难堪。
下班回家与老婆说起这事，方红梅也有点儿伤感。在嫉妒宋双清的同时，也为丈夫惋惜，埋怨他办事不牢靠。
“还是想办法往市二中调吧！你这种性格，只适合教书。”方红梅恨铁不成钢地建议，“当务之急还是拿到本科文凭。听说湖北大学要招收专科起点的本科函授生，你还是去报考吧！”
听老婆这样讲，加根又陷入了矛盾。
专科起点的本科函授得三年毕业，而且要花不少钱。如果他参加函授学习，方红梅就更辛苦，更劳累。另外，这三年的寒暑假不能自主支配——假期旅游的计划又会成为泡影。如果不参加，他又难得通过其他途径拿到本科文凭。
还是去报考吧！函授学习“严进宽出”，就是入学考试难一点儿，只要考取了，三年之后就能稳稳当当地拿到本科文凭。外出面授学习，能够结交一些新同学和新朋友。到处转转，说不定能够激发创作灵感。与老婆短暂分开，小别胜新婚，能增进夫妻感情。
报上名之后，他又切实感受到了考试的压力。指定教材二十多本，而距考试只有四十天。如何看得完？更重要的是，他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与方红梅一模一样，都是湖北大学，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本科函授。方红梅已经毕业了，如果他连入学资格都拿不到，没办法向世人交待。在调市二中这件事上，他输了，还能扯个“唯文凭论”的借口。如果这次考试失败，那他以后在家里、在牌坊中学、在市二中、在社会上都抬不起头来。因此，他告诫自己，要拿出考律师资格证书的劲头，拼它四十天，无论如何要拿到录取通知书。
正在他紧张地复习备考的时候，又接到了市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金安打来的电话。
金安在市人事局负责内部刊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刊物时看到一条信息，就是本市某金融机构面向社会招聘文秘人员。基本条件要求：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周岁，大专以上学历，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金安觉得王加根符合这些要求，就打电话到市二中，建议他去应聘。
电话是方红梅接的，当时她很激动，马上回家把这消息告诉了王加根。
王加根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兴奋。接二连三的调动失败，已经让他心灰意冷。
这个机会听起来不错，他还是觉得希望渺茫。金融与教育，银行与学校，完全不搭界。行业隔得那么远，怎么可能调得进去呢？更何况，他没有任何关系和后台。所谓公开招聘，估计是个噱头。
当然，能成不能成，他还是想去试试，毕竟这样的机会难得。
接电话时是周六上午。周六下午他要买煤，周日要去牌坊中学给初三学生补课。直到周一，他才向肖玉荣请假，下午赶往孝天城，到市人事局递交了应聘材料……
大约过了二十天，金安又来电话，说王加根通过了初审，叫他带上毕业证书、身份证、获奖证书原件和发表的作品样报样刊，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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