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去趟歌乐山那边的兵工厂。"民国站起来，将棉袍的衣襟拢了拢，"有几批新造的弹药需要验收。另外……"她顿了一下，"听说红十字会从国外运来了一批药品，在昆明转运站，如果能协调到一部分就好了。"
沈秘书望着她，欲言又止。她跟了民国三年了，眼看着这姑娘从最初的稚嫩瘦弱慢慢磨砺出一种沉静如山的稳重。她明明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肩头的力道却比许多成年人更沉。沈秘书有时恍惚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几十、上百年的重量压着，可她从不垮下去。
"小姐，"沈秘书终于还是说了，"您今晚得歇一歇。昨儿个一夜没睡，今天又在外面跑了一整天，铁打的人也熬不住。"
民国正要说什么，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灰布军装的通讯员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封电报，气喘吁吁地说："小姐！前线急电——日军在豫湘桂一带发动了新攻势，几个师的兵力正在往西压过来！"
民国接过电报，飞快地扫了一眼。她的眉头蹙得更紧了，手指捏着电报纸的边缘，指节微微发白。沉默了几秒，她将电报折好放进棉袍的口袋里，对沈秘书说："今晚不歇了。给我泡一壶浓茶，多放茶叶，越苦越好。"
沈秘书的嘴唇动了动，到底什么都没说，转身去泡茶了。民国重新在桌前坐下，铺开一张新的地图，提起红笔在上面标画起来。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她瘦小的身影拉得很大，投在粗糙的土墙上，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夜深了。空袭警报早就解除了，山城重新归于寂静。嘉陵江上的雾更浓了些，将重庆的灯火全都吞没了，只剩窗外偶尔传来的更夫打梆子的声响——笃，笃，笃，一声一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回荡。民国的茶已经喝了三壶，眼睛熬得通红，却还在纸上写着什么。她写的不是战略部署，也不是物资调配，而是一封信。
写给一个她不知道地址、不知道是否还活着的人。
"法，"她写道，笔尖在粗纸上轻轻滑动，"听闻法国也陷落了。不知道你在哪里，是否平安。我不怨你当年的所作所为了，那些事都过去了。我只是希望，你还能活着看到这片土地的春天。"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望着那几行字，在"春天"那个词的最后一笔上顿了顿笔尖。然后她将信纸折起来，没有装信封，也没有落款，只是压在了一摞文件的底下，像压在某个心里最深处的角落。
窗外，重庆的冬夜漫长而寂静。雾里偶尔传来狗吠的声音，远远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民国的眼皮渐渐沉了下来，她伏在桌上，枕着手臂，慢慢睡着了。煤油灯还在燃着，火苗轻轻跳动，将她伏案的小小身影镀上一层温暖的橘光。
远在法国的法，也在同一个夜晚的同一时刻，蜷在圣米歇尔山的石室里睡着了。她的怀里揣着那只木匣，匣里躺着那枚青瓷片，与她的心跳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相触。梦里有西湖的荷风，有一双金瞳望着她说"能看到三十二个月亮"。
她们隔着战火，隔着被炸断的邮路，隔着整片被战争搅得翻腾的海洋与大陆，在同一个夜晚做着相似的梦。梦里的荷花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模样，接天碧色无穷，风一吹，沙沙地响。
1945年春天来得特别迟。
重庆的雾终于散了些，嘉陵江上露出了久违的碧蓝天空。民国站在歌乐山顶，望着山脚下那片正在从废墟中缓慢复苏的土地。战火还在别处燃烧，但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苏联红军攻入了柏林，希特勒死了。战争快要结束了。
她手边捏着一封新到的电报。那是从欧洲辗转传来的消息，断断续续的，好几处被涂改过，却有一句话清晰得让她看了三遍——"巴黎光复，法将军尚在。"
民国站在山顶，春风吹着她的灰布衣襟，将她那两根羊角小辫的辫梢轻轻扬起。她攥着那封电报，红金异瞳望着天际线上那抹初升的朝阳，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她抬手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对着风轻声笑了出来。
"你还活着。"她对着天空说，"真好。"
远方的法正站在巴黎的街头。战争刚刚结束，这座城市千疮百孔，路面上还堆着沙袋与残破的铁丝网，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被炮火摧垮的楼房。可塞纳河上的桥还在，两岸的梧桐还在，那些经历了战争却未曾倒塌的灰墙还在。法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大衣，头发剪短了，只到耳下，面容消瘦了许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可那双紫眸里的光还在。
她站在一座桥上，望着河水。河水里倒映着四月天蓝得透亮的天空与两岸初绽的新叶，在微风中碎成一片跳动的光斑。她从怀里掏出那只木匣，打开，取出那枚青瓷片。她将这枚跟着她走过了整个战争岁月的小小瓷片举到眼前，对着日光看。那半瓣牡丹的纹路在光里显出温润的青，完好无损。
"战争结束了。"她对着瓷片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沙哑与轻快，"我们都没死。"
她将瓷片收回去，合上木匣，揣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贴在左胸的位置，靠近心脏。然后她转身，沿着桥面慢慢地走回岸边。她的步子还有些虚弱——这几年的饥饿与颠沛让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但她的腰背挺得很直，像一株在狂风里被吹得七零八落、却依旧挣扎着重新站直了的鸢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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