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半生，受过许多老师的教诲和恩惠，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三十多年前一位只教过我三年的村小小学老师。
那是个脸白，微胖，长得堂堂的青年，姓周。
周老师的牙也很白。这在咱农村可太稀奇了。那么白，且齐齐整整，好看得像两组漂亮的编贝。
他的穿着永远得体而整洁，衣服平平整整的，很少看到褶子。记忆里，只要天儿不太热，周老师就总爱穿一领板正的藏青色中山装，里面配件白衬衣。就像在遵守清规戒律一般，衣服扣子一定会一丝不苟地扣到脖子下面的最后一颗。
这身打扮，令他看起来严谨而端方。
他那身衣服——或许他有好几套那种款式的衣服，而我没法分辨——总之，那身衣服从初见他时鲜艳的藏青色，到我离开转学的时候已经黯然，褪色得快赶上隔壁马校长那身灰色的中山装的颜色了。
周老师爱笑。人前的他，白净的脸上总是挂着微微的笑容，露出他洁白的牙齿，十分亲切、招人。
一个性子好、模样又俊的年轻后生来了我们村小学教书，一时间成了村民们坡上坡下跟乡邻闲谈的主要话题。
但人们议论最多的，却是猜测他到底能熬一年还是半载会离开。
“他来咱这里教书只是暂时的，背后在走关系。等着看吧，迟早的，关系一打通，他甩手就走！”
“这还用你说？人家是高材生，又是好不容易读出来的农村娃娃，哪里会那么傻还待在农村的？村小太埋没他了，肯定往城里走。”
“这么个破小学，留得住谁？谁也留不住！”
……
周老师是中师生。
那年代的中师和中专俏得很，学历里面最吃香，因为它们实惠，国家包分配工作不说，还能早点出来社会工作给家里挣钱了，付出回报的时间短。
当然考试也难。考上了，在乡亲们眼里就跟举人老爷似的，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我们读书，家长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初中毕业后能考上个中师或者中专，从此后端上摔不烂的铁饭碗。
我上小学是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软硬件都差，不少村的学校根本都办不起来。就说我们马鞍村村小，长期处在要垮不垮之间。
首先它很小。
没有院墙没有校门，就一排三间破墙烂瓦的平房，其中端户的两个屋子充作教室，剩下一间是教师办公室，夹在两个教室的中间。
两间教室，就是说统共就两个班。
教室里没电灯没风扇。夯实的泥地地面被踩得坑坑洼洼的，像麻子脸。年深日久又缺维护，木头课桌又烂又旧，朽得木头用指甲一抠就能抠脱一大块。长条凳的木腿不是朽烂一截就是松动脱落，坐不稳当，会翘，听着听着课，忽然一屁股墩儿坐泥地上去了，反应得慢没稳住身体，还会来个四脚朝天，然后引来同学们幸灾乐祸的哄堂大笑。
课桌没抽屉。但这可以克服。我们小小年纪已被生活操练得个个心灵手巧——自己从家里带一把两指宽的竹片来，利用桌面下的两条横杠编出一个竹制的台面，这就可以搁放书本文具了。
就是不太牢固。拿书的动作幅度一大，或者前排的同学突然往后靠，背部撞在支棱着的竹片一端，台面就容易搞崩溃，蘧然“哗啦”一声儿响，竹片和书本文具一起掉落在地，惊得正在认真听课的同学细弱的身子齐齐一哆嗦！这种事情三不五时会在课堂上演绎，成为那会儿苦日子里的小插曲。
真个是破破烂烂的小学校。
硬件这么差，师资就更别提了。
周老师没来之前，我们村小长年就只有一个老教师马校长在独自撑着。他一人撑起了一个学校。
过往也不是没新老师来，只不过人全都待不了多久就找门路调走了，以至于我们村小的一年级班总也开不起来。
我总在想，要是再年轻一些，马校长肯定也早就离开了。
我算是幸运的。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时，学校终于勉强开了一年级班招收新生。不过新老师教到一半就又跑了，马校长没法子，就把自己那初中没毕业的儿媳妇叫来先顶着，勉强把我们拉扯到了二年级，然后周老师来了。
条件实在太差，留不住人。人才又是稀缺的，想调到好点的学校去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何况是周老师这样的青年才俊。所以谁也没对他抱希望，只认为他会跟其他年轻教师一样，很快就会走。就像一道铁律。
“要是学校关张了咱们就到光明村小学去读。不怕没学上。”爷爷勾着头，拨弄着烟斗里的灰，自言自语地盘算着。只是他说完这话额头的眉峰就高高隆起，并不如话里的轻快。叹声气，嘟囔：“唉，就是路太远了些，上下学会很辛苦。”
过了会儿，他眼睛里迸射出亮亮的光，抬头看向趴饭桌上做作业的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哪有不苦的？妹崽，你好好学，只要把书读出来，苦日子就到头了。”
爷爷对我说的这番话，类似的，可能每个有学生的农村家庭都进行过。
我们就这么揣着哪天忽然就没老师教的念头有天没天的上着学，只后来谁也没料到，周老师将他的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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