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作为新的开端，我好像总结不出我的人生有什么实质的进展。所以我总想发点什么，却胸无点墨。要说有一点的话，我想应该是我有了一点独立生活的经验，再具体一点，应该就是我多学会了两道菜。对，搬出宿舍自己做饭那么久，我也就多学会了两道菜。
这一年实在是浑浑噩噩，我总觉得自己在漂浮着，直到今天早上，在一个什么课都没有的早晨我第一次起来蒸了个红薯，我才有了一点双脚落地的感觉。
我之所以有这样双脚落地的感觉是因为我意识到“我蒸红薯是因为我想吃红薯，吃了红薯之后我得吃一颗药”。
瞧，这一句话里有三个我，红薯是为“我”服务的，那颗“药”也是为我服务的。这句话里不存在第二个被服务的对象，但作为高语境的国家，总会有潜在的隐喻，那我们假设有好了，那也应该是我的父母，假如我作息规律，按时吃药，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的父母就会开心。不过，在这个语境里他们也是次要的，而“我”才是重中之重。因为“我”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我”生活的开端。
我没想到2025的第一个收获来的那么快，就是“我”。而在2024年，这个“我”几乎没有出现过。
而“我”之所以没有出现过我想是因为注意力的错位，我好像更愿意把注意力花在别人身上，不管爱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这算“讨好型人格”吗？好像也不全是，因为我并不讨好小曾同学，我也不讨好佳佳，而且那些能称得上讨好的“讨好”里掺杂了太多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小心思，我将其归咎于童年时为了避免冲突的“左右逢源”，以及为了刷好感，不断发挥的“表演艺术家”的天赋。而表演者，最重要的是得到“赞赏”，久而久之，演着演着，“我”便不见了。
而今天，我抓住了“我”的小尾巴。不过，我之所以能牢牢抓住“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注意力从我的身上撤下。
听起来很矛盾，我前面明明说我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而不见“我”，那现在这个结论又从何得来？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到“漂浮”这个词了，其实“我”一直漂浮在空中，她并没有消失不见，按理说我抬头就能看见她，但不是的，我之所以能看见“我”是因为我低头了。
说到低头，就不得不说我这几个月来自己做菜的事情了，从前我虽然低头做菜，但其实一直眼不见菜，我高傲地梗着灵魂的脖子，直往上看，说起来有种好笑的怪诞，我越往上看，越看不见“我”。
直到今天我看见晋江写作的后台有一条读者评论，大骂我笔下的人物下头，有爹味。这位读者的指责像一巴掌直接拍我后脑勺上，但我没有屈服哦。高傲的头颅不能轻易低下，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人物兼备真善美，简直是新时代的男性标杆：他反对性别歧视，追求众生平等。连众多读者都赞赏有加，认为是三好男人。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是下头的恶俗男人？直到我今天又重读了《红楼梦》的一些片段和几个姑娘的结局。我发现刻画了无数具有泼辣豁达、雄心壮志等美好品质的女性画像的曹雪芹也会不自觉陷入因时代而难以挣脱的刻板印象里，纵管“万艳”也逃离不了一个“悲”字。
思考《红楼梦》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我的午饭，我猛地低头，看到了我切的西红柿和白菜。
紧接着，看见“我”在招手，大喊：“刀下留人呐！”
原来有时候老是抬着脑袋，容易误伤自己。
从前我抬着脑袋，觉得米面食粮微不足道，唯有精神的食粮带来的果腹之感才算真正的营养。所以我写出了“土地是最干净的，土地种得出水稻、白菜、花生，却种不出傲慢、嫉妒、贪婪，你给土地什么，土地就给你什么”，但这样精神营养富足的我却在轻视土地所种出的米面食粮，我的精神深知众生平等的道理，而我笔下的人物却带着某种高傲，而我的人就如同我的文字般巧言令色，自诩精神富足却总流露出某种蔑视。
就在那时，精神的乌托邦瞬间坍塌，而我终于看见了案板上的西红柿和白菜。
我的注意力不再在精神的乌托邦里，我看见了“我”，“我”不在漂浮于我自诩高尚精神世界里。我终于明白，食物带来的果腹感和精神食粮带来的果腹感一样神圣、庄重。
所以，我说在2024年我人生唯一的进展应该是多学会了两道菜，但是在2025年的第一天，我终于品尝出了它们的美味。
当然，今天早晨的红薯也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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