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12th Asian Statistical Conference (13-15 November, 2008) Topic 1: Population Census and Household Surveys
by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ONGOLIA
蒙古国人口：1918年64.75万（人口普查只涵盖了4个省和首都，全部人口是根据样本结果估算），1935年73.82万，1944年75.91万（人口普查工作进行了两个星期），1956年84.55万。1989年204.4万，2000年237万（人口增长率从2.5降到1.4，以今日人口反推，历年人口统计包括苏联移民）。
《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王龙耿、沈斌华（我花3元在维普买了，过了几天还要重新买。下载的不好复制，我原先放回收站了，从回收站拿出来）
另有驻防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两翼八旗共42佐。这样,全内蒙古在17 70年共有1537个佐, 2 3055 0户, 1 15275 0人。以上是《乾隆大清会典》所记载的各盟旗佐领数,每佐150名壮丁,即150户,一户以5口人计算,共1152 750人。这是内蒙古各盟旗负担兵役、赋税的普通平民户。此外,还有不负担义务的喇嘛至少12. 8万人②,共12 8075 0人。注：一户一丁，丁死了就销户吗？古近代的户口统计可能存在未被统计的隐户。每佐150丁，那么多或少的不足150丁怎么算？一户5人算得过多。这里呼伦贝尔算为42佐，6300户，而《古代人口》算为4769户，31.79佐，《古代人口》凑不了整，所以取此文的整数。呼伦贝尔盟1912年人口无户数，30000人（不含喇嘛等），1949年20062人。以户均4.64人（清末的统计）来算此时，为1069752人。喇嘛的人口是清末的统计，见《古代人口》。且以非户籍人数一样的比例14.06%，算得总人口1220160人。误差为户数、户均人口、非户籍人数和入蒙籍的汉人。
内蒙古有6个盟,加上其它总管旗,共有6个旗,平均每旗5 6个佐;而外蒙古个盟共有6个旗,平均每个旗个1.9佐。外蒙古的札萨克旗与内蒙古不同,因为没有领兵，因此一个佐不一定出1 50个兵,每个佐的实际户数比内蒙古一个佐150户要多。如喀
鲁伦巴尔和屯盟共 51个佐 ,在 1855年时该盟有 27314户 , 129124人。③平均每佐 506户,2531人。按平均每个佐 2531人推算 ,外蒙古 169个佐共 427739人。居住在外蒙古上述四盟主要是原喀尔喀部蒙古族 ,还有属于卫拉特系统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的 21个旗 ,属于乌梁海的 14个旗 ,共 35个旗 ,平均一旗一个佐 ,共 88585人。以上喀尔喀系统 427739人 ,其它系统 88585人 ,共计 516, 324人 ,另有喇嘛 115000人④,清初外蒙古共计蒙古族人口 631324人。注：喇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更高，估计会影响婚配，不知道有无依据，也不知道在此情况下该怎么估算人口。清初就是这个时期的意思。
1912年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为877 946人。这时候的喇嘛教处在鼎盛期末,加上12. 8万喇嘛,内蒙古蒙古族实际人口为100 5946人,比清初时的1 2807 50人减少了2748 04人,下降21. 4%。外蒙古的人口也同样下降, 1918年全外蒙古人口为647 504人,其中蒙古族人口为542500人11,比清初时的631324人减少888 24人,下降了1 4. 1%。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下降幅度比外蒙古大,这是因为外蒙古的札萨克无领兵权,清政府征兵较少。内蒙古蒙古族则较多被证调作战,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国内的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都有内蒙古蒙古族骑兵参加,伤亡较大,因此人口下降也多。注：1918年外蒙古苏联移民的数量未查到。1912年表减少卓索图盟（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和辽宁省朝阳地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河北省平泉县北部、承德、围场的一部分，见《卓索图盟》百度百科）、昭乌达盟、伊克明安旗（位于黑龙江），增加热河蒙旗，呼伦贝尔各旗。1770年昭乌达盟44700户，卓索图盟48300户，1912年热河蒙旗58071户（都不含喇嘛等）。如果把1912年没划归东三省的人数全算热河蒙旗，热河蒙旗还剩47608户（不含喇嘛等），1949年辽宁省210507人。1949年河北省包括热河、察哈尔、八旗，21602人。
蒙古族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新疆、青海。新疆蒙古族在清初有9万多人,至清末缺乏具体数字,而至1949年新疆蒙古族仅5245 3人12。青海蒙古族人口在清初有10万余人,清末时也缺乏具体数字,至本世纪3 0年代仅2 0150人13。新疆蒙古族按清初至1 949年下降速度推算,清末最多为7万人,青海蒙古族在清末最多为3万人。前者下降22.2%,后者下降70%。青海蒙古族减少之多,是因长期与藏族杂居,有部分人在生活习俗、语言上已藏化,因此在户籍登记上把他们作为藏族。注：青海人口清初为雍正三年战后。新疆、青海人口没有另算喇嘛等。下降速度不能推算。
清末户口调查表明 (见 1912年内蒙古蒙古族人口 ) ,蒙古族性别比是平衡的 ,一般在97- 103之间 ,合计是男 427945人 ,女450001人。但当时没有把不负担兵役、赋税的喇嘛统计在内 ,加上 12. 8万喇嘛 ,男性为 555945人 ,性别比是 123. 54∶ 100(女 )。蒙古族聚居的各地区,性别比也不同,如上表所述的哲里木盟,那里的蒙古族人民在清中叶以后已逐步开始转营半农半牧或农业,因此性别比相对的比牧区低,为123. 52。纯牧区的呼伦贝尔盟为135. 75,而绥远省蒙旗牧区高达150. 22。性别比高,在解放前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如19 36年全国各族平均性别比为119. 4,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比例更高。当时绥远省的性别比是15 2. 7,察哈尔省为13 6. 4,主要是汉族人口,其性别比高于蒙古族。注：12.8万喇嘛包括东北的，此处多算了。1912表性别比和户均只是估算，比较敷衍，且有性别比87.66的热河蒙旗，金丹道杀了很多女人，可能不会导致这么低的性别比。1939-40年表平均性别比131. 72。民国后统计数据性别比高，以人数算不以户数算，故不另算喇嘛等。牧区性别比更高部分因为女性的梅毒更严重，见《性病》。汉族性别比更高估计因为男性移民更多。据民国元年(1912年)内务部户口统计，全国范围内人口性别比为121.0。1928年，内政部各省户口调查所得性别比为122.9。根据1928年至1930年间各省市的户口调查，性别比为124.5。又据1928-1929年江苏、浙江、河北等12省的户口调查，当时这12省的人口性别比平均为124.5，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口性别比都高。其中最高为绥远，达到155.8（《Z博士的脑洞｜剩女？剩男才是真相！性别平衡该如何达成》万喆（特约评论员）来源：澎湃新闻）。
蒙古族实行一夫一妻制 ,只有统治阶级是多妻拥有者。在古代就实行族外婚 ,同一氏族严禁通婚 ,表亲可以结姻 ,还有男到女家入赘的风俗。注：多妻是很少数。
《卫拉特法典》中规定: “年满 14岁的姑娘就可以出嫁 ,……已订婚的处女年满 20岁而对方仍不迎娶时 ,可以通过媒人三次催请履行婚约;如果男方仍不履行婚约时 ,女方的父亲应报告王公 ,由王公将此女子另行择配其它男子。”注：蒙古人的结婚年龄。
解放前,蒙古族人口由于性别比失调,男性求婚困难,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按年龄分组婚姻状况表明: 5 0-59岁组的人在解放前都已达到结婚年龄,其中男性未婚者占8. 3%,女性仅0. 45%, 6 0-70岁组中男性未婚占8. 30%,女性占0. 86'。这是指解放已有33年的1982年,实际上男性在解放前未婚(包括喇嘛)的比重更高,约占男性的20%左右。男子未婚在旧中国是普遍现象,一是性别比失调,二是贫困者无力娶妻。解放前中国农村中终身未婚的鳏夫占7-8(,与蒙古族男子未婚者数字接近。注：民国期间喇嘛和黑徒减少。59岁的人1923年出生，15岁结婚的话1938年结婚，统计在1939-40年，因此以60-70岁组为准。如果户口性别比是98，意为至多2%的女性未婚或守寡（不含多妻的情况）。寡妇另算，未婚女性仍在户籍之内的话，性别比为99.14时，0.86%的女性未婚，因此户口性别比取99.14（仅为粗略估算）。
总计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从清末的1005946人,到1949年为835000人, 3 7年**减少170 946人。但内蒙古蒙古族实际人口在清末至民初并没有减少,因为在清末土地放垦后有部分旗划归东三省,如原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左、右旗、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原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后旗划归吉林省,杜尔伯特旗、伊克明安旗划归黑龙江省。以上7旗共有299个佐, 44850户, 224 250人。划归东北三省的蒙旗都是纯农区,因此那里的蒙古族人口增长较快, 1949年时辽宁省的蒙古族人口为210 507人16,吉林省为42357人17,黑龙江省为32448人18。三省共285312人,比清末增加61062人,增长了27.2%。新疆的蒙古族人口清末为7万人, 1949年为52453人,减少17547人,下降19.5。青海的蒙古族人口清末为3万人, 1949年为225 00人,减少750 0人,下降25 。注：东北并非纯农区，以今日的划分有牧区和半农半牧区。1912年表已去除大部分划归东三省的了，见《近代人口》。划归东三省的人口在1912年没有另算喇嘛等，户均5人。总户均在统计中是平摊的，因此不宜单独统计超过5人。
1912年全国蒙古族人口为17 1581 8人, 1921年外蒙古分离出去后,实际为1 17331 8人21。1949年全国蒙古族人口为1316258人,增加了14294 0人,上升12.2%,年增长率为0.2%。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的增长,不全是自然增长,主要是统计上的原因,清末户口调查时对散居在内地的12万余蒙古族以民户对待,没有表出其族籍,而194 9年户口登记时有民族一项内容。1949年统计河北、河南、云南、北京等地有蒙古120993人,其中有不少是清朝时驻防内地蒙古八旗后裔, 1912年时被解散而未统计在蒙古族之内。与全国同时期总人口增长相比蒙古族人口增长是缓慢的,如1 912年全国总人口4058 1096 7人,到1 949年底增加到541 6700 00人, 3 7年增长达33. 5%,年递增率0. 78%,增长率比蒙古族高出21.3个百分点,年递增率高出0. 5 8个百分点。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虽略有增长,但各地并不平衡,有的增长幅度大,有的甚至下降很多。如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在清末时为193000人,到1949年分出兴安盟,二盟合计蒙古族人口为467627人, 37年中增加了274627人,增长率达142.3%。而锡林郭勒盟在清末为650 37人, 1 949年是44462人, 37年减少20 575人,下降31.6%。注：1912年蒙古族人口作者除了内外蒙、新疆、青海就只统计了蒙古八旗，用的数字和之前一样的67372人。民国全国人口的统计有各种说法，误差较大。哲里木盟1770年36600户，1912年无户数（都不含喇嘛等）。1949年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分别为归化城土默特的左和右旗共21077人，1912年为6419户，1770年为9000户（都不含喇嘛等）；巴彦淖尔盟含伊克昭盟杭锦后旗和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见《巴彦淖尔市》百度百科，是民国划分的）共18824人；阿拉善盟含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共12614人，1770年阿拉善旗1200户、额济纳旗300户，1912年阿拉善旗1522户、额济纳旗1718户（都不含喇嘛等）；增赤峰市142912人，减热河蒙旗。减察哈尔各旗，大体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卓资县﹑商都县﹑化德县﹑丰镇市﹑凉城县﹑兴和县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太仆寺旗﹑多伦县以及河北省张北﹑康保﹑尚义﹑沽源等县的一部分《清朝蒙古八旗-察哈尔八旗的范围和历史变迁》好房经济人）。伊克昭盟1770年为41100户，1912年为35914户（都不含喇嘛等），1949年为57016人（区划见上）。乌兰察布盟1949年21608人（区划见上），1912年为6812户，1770年为7800户（都不含喇嘛等）。察哈尔各旗1770年18000户，1912年13074户（都不含喇嘛等）。1949年表锡林郭勒盟为73 266人（区划见上），1912年为13606户，1770年为16950户（都不含喇嘛等）。
清末时调查蒙古族家庭平均每户4. 64人29。在民国时期农区与半农半牧区家庭组成规模比过去扩大,如哲盟科左中旗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旗,在民国时已绝大部分务农兼牧,当时该旗蒙古族家庭平均人口是5. 84人,科右前旗5. 9 6人,科右中旗6. 3人。30依然是纯牧业的锡林郭勒盟10旗,蒙古族家庭平均人口则为4人31。注：取用户均4.64人算得1912年表人口为859311人。民国户均的差异部分取决于喇嘛是否还俗或者是否被计入户口。1912年表察哈尔各旗户均3.5人，性别比103.48，额济纳旗户均4.72人，锡林郭勒盟、归化城土默特、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旗一概4.78人，这些旗性别比在97.78-97.80之间，热河蒙旗户均5.06人，性别比87.66。哲里木盟、呼伦贝尔各旗无户数和性别比。科左中旗、科右中旗目前是牧业旗县，科右前旗是半农半农旗县，锡林郭勒盟有1个半农半牧旗县太仆寺旗 （《内蒙古自治区牧业和半农半牧旗县名单》来源：农牧局），可能是划分标准不同，也可能是从业发生了变化。
缺少：内蒙古与外蒙古之间的蒙古人口流动。汉人入蒙籍，以及蒙古人同化为汉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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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统一全国，取代明朝。从此蒙古各部被分封在固定的盟旗范围内，旗下每150户为1佐（苏木）。《乾隆大清会典》记载，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内蒙古各旗共有1485个佐。郭尔罗斯前旗、后旗，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右旗，杜尔伯特旗和喀喇沁左旗等6个旗现不属于内蒙古，该6个旗共有299个佐。按现在内蒙古范围有佐1186个，属于佐领编户177 900户，以每户平均4.68人算，共有编民832 572人。注：每户平均4.68人的取用见《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人口概况》张植华。《初探》中哲理木盟佐领数为244，户数为36600；此文中佐领数为234，户数为35100，但佐领数和户数的合计相同，本文相加为正确的。东北299个佐不知是1770年的还是1912年的。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时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总人口为1 042 470人，除去已划归东北三省的6个旗外，实际人口为832 572人。上表数字并不是当地蒙古族总人口，不包括不负担兵役、徭役的喇嘛、黑徒（家奴）、鳏、寡、孤、独等。清朝时喇嘛教盛行，最多时每个蒙古族家庭有两男丁者抽一个当喇嘛。在内蒙古的47个旗中，每旗有召庙多者10多座至20多座，全内蒙古有召庙900多座。清末时内蒙古的上层喇嘛及喇嘛有12.8万余人。乾隆年间的喇嘛，与清末差不多。再加上黑徒、鳏、寡、孤、独等也有4万～5万人。此外，还有呼伦贝尔八旗是朝廷直接管辖的，有4769户，29 713人。这样内蒙古各盟旗相加，共有蒙古族人口达103万人。注：乾隆年间喇嘛和黑徒、鳏、寡、孤、独等和清末差不多，不知道是否有依据。喇嘛和黑徒、鳏、寡、孤、独等包括东三省的，有多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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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至民国元年（1912年），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从1 030 000人减少到828 977人，共减少201 032人，下降幅度为19.52%，平均每年减少2010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稍有发展，人口有所回升。民国26年（1937年），内蒙古蒙古族为864 429人，比民国元年（1912年）共增加35 452人，平均每年增加1418人。民国26年（1937年）后受战争影响，人口又开始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是835 000人，比民国26年（1937年）减少29 429人，平均每年减2452人。注：1912年的数据直接使用表上的，没有另算喇嘛等。19世纪初仅为表述，没有别的世间点的数据。1937年数据包括满洲国的，且很多名称不一样，划分区域不明。
清末宣统年间对全国有一次较详细的户口调查，这时对蒙古族人口也有明确统计，据查民国22年（1933年）《中国经济》年鉴修正民国元年内务部汇造统计表的记载：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达到877 946人，去掉已划归东北三省的蒙古族人口，按现在内蒙古行政区划范围，实有828 977人。注：此处减得比《古代人口》少多了，不知道是否剔除了河北省部分。用859311人减去此划归数除以作者估计用户均4.68人算的乘以5，加上《初探》中东北224 250人，为1031244人。以99.14的性别比算户口，以131.72的性别比算总人口，得出1912年女517849人，男682110人，共1199959人。与12.8万喇嘛和黑徒、鳏、寡、孤、独等也有4万～5万人相符，后者为40715人。1949年内蒙古加上东三省人口为1120312人。河北省为21602人，既包括热河和察哈尔，也包括蒙古八旗。与伊克昭盟临近的甘肃省3101人，有被征兵的，也有可能是划界问题。误差为户数（隐户）、户均人口、性别比、河北省、甘肃省、入蒙籍的汉人和被同化为汉人的蒙古人。
清统治者在蒙古族中大量征兵，清初时，一次就从蒙古族中征兵18 843名，组成蒙古八旗，连同家属长期驻防内地各省，以后又调察哈尔兵驻防新疆。清末，在国内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及反抗英法联军入侵战斗中，都大量抽调蒙古军作战。蒙古军被征调的按人口比例远比汉族要高，他们有的长期在外不再回内蒙古，减少了当地蒙古族人口。注：察哈尔驻防新疆时间在1770年之前，或许后续也有，以1770年内蒙古（含东三省和河北非八旗）为准。
清朝时蒙古族男子当喇嘛很普遍，在民国时期也同样，民国23年（1934年），绥远省有蒙古族224 522人，挂名当喇嘛的有27 203人，占总人口的12.12%。喇嘛不能娶妻成家养育子女，不参加生产劳动。注：绥远性别比为1939-1940年平均数的1.14倍，1934年当喇嘛的人口占比（黑徒不明）为1912年平均数10.7%的1.13倍。
内蒙古牧区生产逐渐下降，生活无保证，加上迷信、疾病、天灾、**等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蒙古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很差，因此平均寿命很低。据陈巴尔虎旗的典型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6.6‰，婴儿死亡率是295‰，平均期望寿命只有19.6岁。注：单凭婴儿死亡率得不到-6.6%的自然增长率。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调查了１９３０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６月出生的妇女活产子女的死亡情况，根据此次调查结果，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２０１． ４８‰（阎瑞，１９９３： １ ３３），高于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结果，可能更接近于事实。陈华寅调查的武汉劳工家庭的婴儿死亡率最高，达２８０． 0‰，可能比较符合事实，因为底层工人家庭的生存环境可能比乡村人口更为恶劣（《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侯杨方）。
盟旗制度确立后，固定在一个旗范围内长期放牧，引起草场退化、沙化，而政策又不允许远距离跨旗游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技术，还不能进行人工培植草原、更新草原，更无能力开辟无水干旱草场，只能是靠天放牧，生产不稳定，牧业日趋衰退，蒙古族民众生活无保障。因此，人口在清初的一度回升后又开始下降。伊克昭盟在清初有206 500人，而到民国26年（1937年）就下降到93 120人；锡林郭勒盟在清初有86 250人，到民国26年（1937年）已下降39 588人。两个盟蒙古族人口的下降都在一半以上。注：见《游牧文化》，盟旗制度没阻止蒙古人被汉人挤压北逃。
牧区与农区的情况不完全相同，牧区人口下降幅度大，而农区蒙古族人口有所上升。如土默特旗在清初就农业化了，当地的蒙古族也都经营农业。清初有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45 000人，民国19年（1930年）已增长到60 346人。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六旗与扎赉特旗在清初时共有122个佐，换算成人口是75 000人。在清中期以后，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大都转营农业，人口也开始增长，到民国元年（1912年）已达到193 000人，1937年是314 447人，100余年中人口增长319.26%。注：民国人口大幅下降的赤峰市有相当部分的农区。哲里木盟不是纯农区。1912年和之前的人口未算喇嘛。最后的百分比不知道怎么来的。
注：日本在牧区掠夺资源和垦荒，与在农区征集粮食和开拓相比，可能给牧区带来更大比例的人口损失。1770年至1911年内蒙古的两起战争，昭乌达盟金丹道事件，侵占他人土地、驱逐原住民的汉族农业移民，淘金只淘到了愚人金的流民，还有未出场的旅蒙商多少要风险自担，因为他们本来的行为确实给蒙古人造成了人口损失，虽然因为生产力也有增加的部分。《清代旅蒙商述略》秋原引用了起事者的宅邸比当地贝子府还要豪华，还引用了美国、澳大利亚的淘金热给当地环境的破坏，但并未展开。从民国内蒙古南部、北部人口下降来看，难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带有
《西北回民起事时期的伊克昭盟地区》北庭小白杨（原作者不明）
起初，蒙古军队只是驻扎在蒙古地区和宁夏、甘肃、陕西的分界线一侧，分兵把守各要口，严防回民军进入蒙地。同治二年（1863），回民军力量以更加迅猛之势向西北各地发展。宁夏回民军于年初攻陷固原之后，继续向平凉进攻。为此，陕甘总督熙麟飞咨阿拉善亲王和伊克昭盟盟长，请求速派三千名蒙兵，“星驰赴固”援救，当地蒙古王公只好拼凑军力，入关进口参加征讨回民军的战斗。到同治三年（1864），当回民军席卷宁夏地区时，清朝政府又令伊克昭盟各旗备办驼只，会同阿拉善兵到伊盟西南一带防堵，“相机兜击”回民军。同年（1864）夏秋之际，回民起事波及新疆，各地相继陷入战乱之中。同治五年（1866），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大本营伊犁等地相继失陷，清政府又强征包括伊克昭盟军力在内的内蒙古盟旗军队，经外蒙古至新疆阿尔泰地区与回民军作战。无穷无尽的徭役与兵饷，使得伊克昭盟的普通牧民终日颠仆于道路，并忍受惨死疆场的痛苦，造成大量的人口损耗。
随着战局的发展，回民军对紧挨陕北、宁夏地区的伊克昭盟的侵扰也随之开始。早在同治四年（1865），聚集在陕北长城一带的回民军以及许多因战乱失去家园的汉族流民团体、土匪以及地方民团，就已经开始向伊克昭盟进军。但他们的人数不多，一般在伊盟蒙旗的南部边缘地带活动，所以，同守边的蒙兵很少发生交战。到了同治六年（1867），清廷新任命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进入陕西，向回民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左宗棠首先将关中的回民军逼到贫瘠的陕北，然后陆续剿杀，溃围的回民军多数逃入甘肃，同时也有一部分回民军和汉族流民武装越过长城进入蒙地，试图取道草地，向东转移。守边蒙兵竭力迎剿回民军，堵住了回民军的东进之路，于是引发了回民军与伊克昭蒙古军队的厮杀。同治七年（1868）正月，回民军“马家拉拉等，率领马步万余，窜陷宁条梁之后，” 纷纷向伊克昭盟腹内进攻，于是“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本柴达木，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哈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当时驻扎在乌审旗南境的蒙兵也报称：“由宁条梁东逃之回匪数千人，深入蒙地一百五十余里，四处抢掠。” 同年夏天，已有好几支回民马队长期占踞准格尔旗东北部黄河岸边的古城、十里长滩、巴汉图等地，有的马队在黄河边与对岸清军隔河对峙，对包头、归绥等塞外重镇造成了威胁。他们以古城【即隋唐胜州城，今十二连城乡】附近为根据地，不断地向周边郡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等地发动袭击。同年年底，随着陕北神木、榆林等地接连被回民军占领，进入蒙地的回民军人数与日剧增。至同治八年（1869），伊克昭盟境内几乎处处可见回民马队纵横疾驰，原来分散驻扎沿边沿河地区的乌、伊两盟和阿拉善旗蒙古兵，无力抗击蜂拥而入的各路外来武装，纷纷溃散。
回民军各路马队相继攻入伊克昭盟境内，进而威胁包头、归绥等重镇后，清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清廷认为，进入蒙地的回民军和汉族流民、土匪团伙“聚集日多，” 一旦与“蒙民勾串滋事，”将“致成巨患；” 而包头及后套地区“为甘军粮源所出，” 若被回民军占踞，“关系非轻”。所以，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清政府从各地调遣大批官军，陆续派往包头、归绥一带进剿回民军。宁夏副都统金顺所部，张曜的嵩武军，宋庆的毅军等部队也分别从甘肃、陕西出发，进军伊克昭盟，回民军在清军正规军的两面夹击下，很快败溃，剩余人马被迫退回关内。在左宗棠兵分三路进军甘肃以后，受清军逼迫从宁夏进入蒙地的回民军又开始增多。同治八年（1869）四月，“回匪盘踞磴口、乌喇特等处，蔓及缠金，日渐东趋。”占踞磴口一带的回民军向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三公旗，以及伊克昭盟的杭锦旗、达拉特旗和郡王旗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了这些蒙旗的严重恐慌。对于回民军再度深入蒙地，清廷也感到吃惊，遂命前次调来的南北各路清军立即进剿“自西路滋扰蒙地之回匪。” 同时又令当地蒙兵会同官军肃清所有“逃窜之回匪。”
短短数年之内，伊克昭盟各旗陆续遭受战乱之苦，特别是鄂托克旗等鄂尔多斯右翼各旗由于变成了清军镇压回民军的主要战场，受害最为严重。当地战事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初，宁夏回民军被镇压后，才终于平息。剩余的回民军“由甘州草地沿边北窜，”“窜入图谢图汗部落到处滋扰，复在赛因诺颜部落肆行焚抢，蒙古人众闻警逃散，并探另有大股匪徒图犯库仑，” 回民军由外蒙古南下，进绕察哈尔北部军台，行军地跨万里。同年夏秋，回民军又陆续北上袭扰外蒙古，秋季更是占领了外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将清朝下嫁外蒙古的郡主都抓了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0）才最终平息。
清政府镇压回民军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乱，给伊克昭盟各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影响。首先，战争、饥饿和疾病使伊盟各部人口急剧下降。为保卫家园或奉命“剿回”，各部蒙古族壮丁被征调上战场，大量的战亡战伤使得人口本来就较少的蒙古民族损失了极高比例的人口，而随战争而来的饥荒和瘟疫，使得民族人口发生锐减。当时为保性命，蒙古人只好“年老体弱者藏匿于沟壑，年富力强者远走他乡”，但仍有不少人因无法找到藏身之处和获取食物，在出逃路上在旷野冻饿而死。当时在伊克昭盟的西方传教士说，“反叛的□□教徒从1868 年到1872 年连年抢劫，把鄂尔多斯蒙古人严重地搜括穷了。” 遭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鄂托克旗。“八十三个苏木之台吉、章京、阿拉巴图人等，或出征打仗受伤致死；或遇回匪被害致死；或无处藏身冻饿致死。以致各苏木之一半人口损失殆尽。” 战争期间，回民军还大批劫掠蒙古人口，驱使从军或者从事生产，这也造成了伊克昭盟地区人口的流失。
其次，伊克昭盟地区的支柱产业畜牧业生产陷于瘫痪，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连年的战乱使得劳动生产得不到保障，社会财富减少严重。由于回民军和进驻清军的抢掠，蒙古民众的牲畜、财产损失惨重，生活日益贫困化。俄国旅行家普尔杰瓦尔斯基于1871年6月至9月间，在鄂尔多斯高原旅行时曾目睹过战乱后的鄂尔多斯的悲惨情景。他在《蒙古与青海》一书中写道：“东干人【指回民】自西南方向攻入此地，并摧毁了所碰到的一切。当时，许多蒙古人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放弃家中的所有东西和牲畜，四处逃奔。所以现在到处可以看到被丢失的，并已野性化的牲畜。” 蒙古军被征调镇压回民军期间，各旗出征官兵“应需军器、驼、马、账房都均自行筹备，所有倒毙驼、马、损坏兵器、破烂皮衣，亦须随时摊办补齐。”此外，清政府还多次从蒙古地区征调驼、马,为清军转运粮饷、兵器等，在内蒙古西部增设、新辟驿路台站后，伊克昭盟各蒙旗也承担了更加繁重的运输、传递任务，封建王公们为取得加官晋爵机会，还争先恐后向清廷捐输驼马，毫无疑问，这些负担，都相继被转嫁到广大下层农牧民头上，这都让蒙古民众在战乱逃生之后，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致使广大牧民生活更加因难。繁重的徭役和重税使得蒙古民众对清朝中央政权的愤怒加深，而战乱时期兵匪一家，主要以汉族为主的清军对当地蒙民的压迫虐害，更让蒙古民众对内地政权和汉人产生了离心力和民族隔阂。
再次，许多历史悠久的寺庙在战乱中被烧毁或遭破坏，造成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回民军进军蒙地，因为民族、宗教的不同，对当地民众带有浓厚的抢劫性，在遇到蒙古王公的敌视和蒙古兵的堵截剿杀后，更对蒙古民众产生了盲目的报复心理。当时，伊克昭盟各蒙旗的寺庙成为回民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寺庙不仅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更是蒙旗金银财宝比较集中的地方。盲目狭隘的宗教情绪使的回民军在劫掠召庙后，往往还要放火焚毁召庙，同时由于回民军常常进攻寺庙，清军、蒙兵同回民军之间的战斗也往往在寺庙及其附近地区发生，这就造成对寺庙的更大破坏。这一切，都使的伊克昭盟地区一批历史悠久的召庙被破坏，蒙古民族植根于寺庙的文化传统、文字撰述更被销毁殆尽。除寺庙外，还有许多刚刚模仿内地兴建的定居点以及王府，也被抢劫和破坏，致使蒙古民众经济损失后又无家可归。战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民众尤其是王公上层，为了重建被战火烧毁的寺庙、府邸，延续数十年的摊派筹资，使得广大蒙古民众负担沉重，生活难以度日，地区经济更加贫困落后。
最后，由于伊克昭盟地区人口的大量损失，使得□□进入蒙古地区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由于大量空置土地的出现，以及蒙古王公对足够可控制人口的渴望，许多□□迁入蒙地定居，再不像先前“走西口”的“雁民”一样冬去春来，清政府对此则是睁一眼闭一眼，其实就是放宽了之前严禁汉人进去蒙古地区的禁令。大量□□“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齐。” 各旗蒙古王公，为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流离失所而迁徙来的内地民人，主动出荒招租留客定居，甚至规定能集合150人组成一佐领【苏木】者，不论蒙汉即授予苏木章京一职，上升为蒙古基层统治者。于是伊克昭盟地区汉族垦民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村落，在民国后渐成伊克昭盟地区的主要人口。【而蒙古族人口，却由清初的206500人，逐年下降，到1937年只剩93120人。】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拓宽财源解决财政危机并防御沙俄的北边蚕食，清廷最终放弃原先封禁蒙地的政策，宣布全面开放蒙地，开始了移民实边政策，解决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近现代伊克昭盟地区蒙汉杂居的局面从此逐步形成。而一直作为清室依靠的蒙古宗藩，因为在镇压回民军以及之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蒙古骑兵于近代枪炮战阵面前表现欠佳，被日渐冷落。随着汉族军阀的崛起，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前，选择了汉族军阀这个新的倚靠，蒙古贵族开始丧失了自己作为清朝统治者重要同盟军的政治地位，在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如丰厚的俸银食禄也不复存在。为维持之前体面的贵族生活，蒙旗王公贵族频繁向旅蒙商借入高利贷，导致债台高筑甚至变卖全旗公产都不能抵偿，只能卖地开垦还债。旅蒙商及进入蒙地的汉族人，往往依借清朝驻扎蒙地的汉族官员、军人，在民事纠纷中欺凌蒙民，而在蒙地设立的厅县政权也加重对蒙旗领地的侵夺，这都使得蒙古地方王公和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日益高涨。放垦移民政策使得蒙古各阶层的利益都遭受重大损失，这让蒙古各阶层中的一些人离心倾向开始产生。而清朝、民国的统治者也认为蒙古人懦弱好欺，在蒙地强行执行移民、放垦政策，掠夺蒙古财富，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近现代蒙古分裂势力的产生。注：户口下降，没有统计鳏、寡、孤、独的增长，不过1912年离晚清大规模战争有几十年，男性孤儿已是壮丁了，鳏、寡、独不能生产人口，人均寿命有限。1912年的户口，不是按佐领算的。可能包括了部分入蒙籍的汉人，在后续统计中登记为汉人，娶的蒙古女子不明，也有保留蒙古族身份的。不过，伊克昭盟在内蒙古最南，和赤峰市同处于南部，赤峰市在民国也经历了人口的大幅下降，而在1912年金丹道事件后的热河蒙旗仍有大量户口。征兵规模自相矛盾。前文说封建王公为了加官进爵，后文又说丧失地位，自相矛盾。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邢莉，邢旗
清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订立了很多制度，例如编审户口制度，不许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制度，不许随便迁徙的制度等。但是迫于生计，困难的蒙古人冲破了腐朽的“大传统”制度文化的束缚，开始移居到旗内的未开垦的地区。这些地区“仍保留着土地共同利用形态的旗内未开垦的土地，以此为目的的蒙古人的旗内移居频频发生”[2]。这是近距离的被动的迁徙方式。
据1810年（嘉庆十五年）的统计，喀喇沁左旗迁往哲里木盟法库门等地的共252口，前往秉图王旗（科尔沁左翼前旗）：有71户，277口，陶布斋王旗（科尔沁左翼前旗）的29户，126口，卓里克图王旗（科尔沁左翼中旗）有10户，44口。[3]1937年巴林右旗的400户牧户迁入西乌珠穆沁。[4]应该指出的是，有部分蒙古族是迁移后又被迫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迁移。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移民迁徙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处于长城边缘的喀喇沁人大量涌入北部的科尔沁地区，使科尔沁部人口过剩和膨胀，又使大量的科尔沁蒙民纷纷向东向北迁移到呼伦贝尔盟的巴尔虎部落的牧地。“现在的呼伦贝尔盟（已经改为呼伦贝尔市）的18万蒙古人口70％以上是被巴尔虎人称为‘奥登’或‘南部蒙古人’，即科尔沁移民的后裔。”[5]注：这些移民的户均人口少于平均4.64人。呼伦贝尔已属内蒙古最北，再往北就到外蒙古了。科尔沁地区位于哲里木盟。外蒙古有巴尔虎人，不知道是否部分为内蒙古的移民。
在民国时期，迫于生存的内蒙古人向外蒙古迁徙：“奈曼等各旗，近因施行移民屯垦政策后，私牧场一开，命脉攸关，几无复有生存之余地，遂集合全村数十户，纷投外蒙……现外蒙道上，牛迹车声，仍是络绎不绝。”这当然是少数。对于游牧民来说，远距离的迁移不仅仅是十分艰苦的，而且受到清政府清规戒律的阻挠。游牧民的移民是在汉族涌入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震动。蒙古族向北向西移动在主观上试图固守传统的游牧方式。清政府虽然给原住蒙民划了生计地，但是草原上的原住民并非愿意改变自己祖辈承传的生计方式而接受另外一种生计方式，这样“迫使仍愿游牧的蒙民将生计地或卖或弃，向地理位置偏北，自然条件较差，人烟稀少的未开放地迁移。象扎萨克图宾王旗，乌泰私借俄寨案发后，清政府强制出放了旗境北部的北山和归流河一带土地，以荒价抵偿大清银行贷款，蒙民的游牧范围更加狭小”[7]。注：前面说民国，后面说清朝，自相矛盾。外蒙古与内蒙古在民国时期未必能自由迁徙，现今外蒙古细分了蒙古的支脉，有少数内蒙来的移民。奈曼旗位于哲里木盟。
在清光绪年间陕西省府谷、神木等外来的地主用白银和大烟换取了鄂尔多斯东胜县（现在的东胜市）最好的牧场，于是鄂尔多斯的正中间被开了“天窗”，由于牧场大大缩小，大批牧民被迫弃牧经农，或被迫赶着牲畜，钻进贫瘠的沙窝子。[8]
文献中除了对游牧人迁移的描述外，还有对牧群移动的描述。据《张北县志》记载，移往北方的牧群第一次移迁在乾隆年间，由殷子川移至三四台西南地方；第二次移迁在光绪三十二年，移至大马群地方；第三次移迁在民国六年，移至正白旗东南地方。“太仆寺右翼牧群”第一次移迁在乾隆年间，由兴和县移到马莲渠；第二次移迁在大尔齐庙东，至光绪三十二年再移至闪电河。[9]在清末察哈尔地区正黄旗迁徙牧群，把牧群迁移到商都牧群牧场内，将商都牧群东南的达普逊诺尔地方——东由霍岳尔霍罗起，西至苏济至，长87里，南由民地壕堑向北，宽15里，垒立土堆，拨给正黄旗牛群放牧；将南至帕兰营子起，沿壕堑向北至毛盖乌珠山止为东界，再由此向东到到图尔根察罕为北界，由图尔根察罕顺库伦大路向南至察罕诺尔边止为西界，再由此向东至帕拉营子为南界，长约100里，宽约23里，拨给正黄旗羊群放牧。[10]日本学者安斋库治在《清末绥远的开垦》一文中也曾指出，农耕面积的扩大，蒙古人原有的牧场逐渐被新来的□□所侵蚀而不得不丧失掉。他们逐渐被驱逐到北方。这种情形，早在开垦相当进展的乾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当时因牧场缩小而向北方移动的，可以举出正黄旗牛群。察哈尔右翼地区开垦的进展给各蒙旗和注定依靠游牧才能存在的各牧群以沉重的打击。
□□和内蒙古区域内农业文化圈的形成挤压了原住民，一部分不适应农业生计方式的原住民的迁移使得地理位置北边各旗人口不断增加。据1913年统计，哲里木盟境内蒙古族约193000口，其中本盟“约占11万有奇，他盟旗人口约8万口”[13]。“近300年来，由于喀喇沁旗、东土默特人的不断跨旗迁徙，哲里木盟各旗蒙古族人口益增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各盟蒙古族人口中，哲里木盟（包括今兴安盟）人口之所以一直处于首位，与喀喇沁、东土默特人的大量迁入有很大的渊源关系。”[14]“20世纪30年代，本旗的人口为11742人，外旗的人口为14293人，占全旗总人口的54.1％。”[15]外旗人口占本旗人口的一半还强。“据1935年统计，扎赉特旗境内，设立的伪满景星县的蒙古人188户，1336口。其中喀喇沁、土默特的人占140户，693口。”[16]注：含有金丹道事件逃难的人数，移民占比没有呼伦贝尔多。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位于赤峰市，东土默特旗位于辽宁省。
半农半牧文化圈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半农半牧区域之所以保留牧业，不是人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南部、大青山南麓、鄂尔多斯的东南部等内蒙古区域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区域的降水量达到或者接近400毫米，形成了农业文化圈的区域，农牧交错地带是生态敏感的区域，其大部分地域是不适于开垦的贫瘠之地，且降雨量比较少。东部的扎鲁特旗因为连年放垦，河南岸之地不能放牧：“北境多有山岭沟壑岩石之地，无宽敞地方，其在山岭沙岗之间可耕之田不过五百万，本旗台庄人倚之为生活。”[5]科尔沁左翼中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多次开垦，旗地的大半被开垦后编入了临近省区，1950年以后也被多次划分行政区域。该旗现在的总面积不到清初总面积的1 /3。“在旗地缩小的过程中，原住的旗民从开垦地区逃到未开垦地区，而未开垦地区的土地往往是不适应农业的沙坨地或者盐碱地，失去了牧场的牧民为了生存无奈选择了不习惯的农业，逐渐形成了半农半牧经济形态。”注：学习不能称为无奈。
《张博 | 民国时期内蒙古畜牧生产中牧草利用方式及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蒙古纯牧区在牧草利用上也有一些变化，部分牧区的打草储草活动有所增加。如呼伦贝尔牧区牧民“打破宗教禁忌，效仿俄国人储存干草者增多”。在锡林郭勒及察哈尔牧区的部分牧民则以家庭为单位开始进行打草，其“干草是自己割的，没有从汉人那里买草”，也有部分牧民“除了在自己家割了5—6车外，还从汉人那里买了2—3车草”。一些牧区牧民还进行干草买卖。如有牧民称：“割了太多干草就卖给别人，去年冬天的行市，10000斤共500日元。”也有牧民自己不割草，而是让人到自己的牧场割草，给予他们一些牲畜作为报偿。此外，内地汉族农民、商人以及境外的俄国人也大量进入纯牧区打草。如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每年由大量收割青草之俄罗斯人及汉人占有草场，则难以避免以游牧为生之蒙古人将失去生息之本，背井离乡，经受苦难”。各方也因对牧草资源的争夺而发生矛盾纠纷。1922年，陈巴尔虎旗总管控诉，“我两旗百姓游牧地界内近年多有俄罗斯人大量割草致使放牧困难，穷苦百姓无处割草”，且俄人“在游牧地内河流、湖泊、泉水、碱滩各处益发大肆割草，亦有将所割青草跨年至翌年春季都不收走，旗内百姓四季被草场所困，游牧走场十分艰难”。同时，牧区外来民众对牧草需求的增加也给内蒙古牧民带来一些收入，如新巴尔虎左翼旗不仅收取“干草刈取许可税”（每1000布度15元），部分牧民还以每布度15钱的价格将所收割干草直接出售。陈巴尔虎旗部分牧民为牟利，甚至私自招徕无许可证的俄国人入境割草。注：说明草场面积不等于蒙古人的生存空间。
《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即伊克昭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王卫东
清政府采取的放垦蒙地政策实质上是对内蒙古地区蒙汉人民的掠夺，因而遭到了蒙汉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鄂尔多斯地区甚至发生了武装抗垦的“独贵龙”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为平息“独贵龙”运动，被迫以“败坏边局、欺蒙取巧、蒙民怨恨”为由，将贻谷革职查办，贻谷之后，“继任诸将军不过调查垦款，催收旧欠而已，对于垦务毫无进展”（注：黄奋生：《蒙藏新志》（中华书局，1938年），页854。）33。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垦务基本结束。垦务虽然结束，但移民的浪潮并没有结束，“独贵龙”抗垦运动反对的只是清政府的掠夺，而并非开垦土地本身，实际上，蒙古王公私下进行着大量的开垦，土地租给汉民，收取地租。注：作者自己写了人口大幅下降，还能作此掩耳盗铃之语。
在鄂尔多斯地区牧地一般为公共游地，蒙古平民拥有自己的户口地数量较少，他们很少从事农业，而是将自己的户口地租给汉人耕种。随着□□的增长，大量土地得以开垦，至民国时期，除鄂托克旗和杭锦旗外，“大批牧畜群，则不易觅见矣”（注：《伊盟左翼四旗调查报告书》，页45。）。蒙古王公将公共游牧地视为私有，他们私垦土地所得租金只供自己挥霍享用，不顾平民的生活，部分蒙古平民将自己仅有一点户口地出租，以收取租金，很少自己耕作，他们生活来源由原来唯一的畜牧方式逐渐转向以收取地租为主，由于当地的汉族部分属于定居的，部分属于流动的，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因此蒙古族平民的生活来源很容易受到影响。注：无力吐槽。
据表3，民国时期自然村建立较为集中地区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和杭锦旗。达拉特旗的自然村中也有一部分最早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民国十七年后，本旗蒙民感于牧场日蹙，牧畜日减，为应生活之要求，曾先后向旗政府领地，自行耕种。自是以后，相率成风，旗府附近，直到黄河南岸，蒙人耕作者，阡陌相望。”（注：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1931年12月），页27～28。）但对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分有地的不过是服侍‘王爷’的那般所谓士官及终身应差的忠实‘奴才’而已”，他们为数不多，散见于各村庄之中（注：庞善守：《伊克昭盟达拉特蒙民的乡村生活》，载《东方杂志》32卷12号，页105～106。）。杭锦旗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多分布于近黄河易于灌溉之地。注：领地就能耕种，不领地就无法耕种，决定权在蒙古王公？伊克昭盟有农区，因此不能把人口下降归因于伊克昭盟是牧区。
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垦继续扩大，虽然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从事农耕，但毕竟是少数。如达拉特旗，一般的蒙古平民根本得不到户口地，只有那些蒙古贵族忠诚的奴仆能够取得土地（注：庞守善：《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蒙民的乡村生活》，载《东方杂志》32卷12号。）。至民国时期，蒙古王公们活动不再象清朝时那样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为外界的现代生活吸引，更加扩大开垦，出租给汉族耕种，“因受着移住民农业经济发生的侵蚀，牧场日渐缩小，使游牧经济的基础，加速崩溃；再以内地农村经济的破产，国际经济恐慌的加剧，而皮毛的销路，亦受到低落的影响，他们为抵抗这种崩溃的命运，只有减低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至于极度的恶化。”（注：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剖析》，页227。）政府放垦蒙地以后，实行所谓的“共收租税”，而实际上这些荒价银只是归官府与蒙古王公所有，旗内的蒙古贫民是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即使是蒙古王公应得的那部分也往往被挪用。不仅如此，鄂尔多斯地区还经常遭受土匪的抢掠及自然灾害威胁，民国十七、八年，华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鄂尔多斯地区“水草干枯，灾疫流行，牲畜死去十分之七、八，蒙人谈之，犹觉色变”（注：《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页45。）。1934年，伊盟的人口已下降至93133人（注：《察绥蒙民经济的剖析》，页15。），而1936年的调查，伊盟蒙民人口约为92900人，到1949年，其人口更下降至53936人。前面我们已证明1949年的人口数据是可靠的，参照1949年的人口数，1934、36年两个有关伊盟蒙民人口的数字还是比较接近当时实际人口。直到1949年以后，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人口才开始增长。注：未说明旅蒙商的作用以及伊盟王公贵族一同抗垦的情况。1934、36年在抗日和伊盟事变之前。1949年人口见《初探》。
在汉人移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前，社会结构为单纯的封建牧奴制。随着土地的开垦，□□的迁入，逐渐向封建租佃制转化。蒙古王公贵族的身分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将土地出租给迁移进来的汉族农民，结成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但是与蒙古下层牧民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一小部分交纳了“押荒银”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变为自耕农。由于当时鄂尔多斯的蒙民的强烈反抗，放垦的土地只是开垦的土地的一部分，仍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属于蒙古王公私垦，出租给前往耕种的汉族农民，此种情况以准格尔、达拉特旗最为普遍，蒙古王公台吉成了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可至数百顷。“旗府及王府所有垦地除一小部分租给蒙民外，大部分亦招租汉人耕种。”（注：《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页25。）在准格尔旗，普通的蒙民亦拥有一定数量的户口地，“每户土地在十顷以上者最为普遍”（注：《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页25。），出租给汉人耕种，与租种的汉人形成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这些蒙古牧民之中有些还租旗府及王府的一部分土地，但他们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将其转租于汉人，成了二地主。而达拉特的蒙民却很少拥有户口地，拥有户口地的普通牧民皆为王公的奴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牧奴制的隶属关系，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成为了地主。由于政府放垦土地较多，自耕农的比重较高，而佃农租种的土地大多属于蒙古贵族。注：不负责任的说法。
终清一代，清政府对蒙古采取封禁政策，禁止蒙古族人民自由流动，在移民大量进入后，土地被开垦，普通的蒙古牧民生活来源日渐减少，遇有灾荒人口便大量死亡，这是晚清及民国时期该地区蒙古族人口剧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近代的“移民实边”、“放垦蒙地”政策也是以牺牲边疆少数民族利益为代价的。清末民国“移民实边”虽是在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在执行移民、放垦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掠夺蒙古财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移民实边”的作用大打折扣。注：（东北）为扶助鄂伦春族人发展农业，政府还发放一部分定居建筑费、垦荒费和牛马、犁具、车辆等（《取名方式变迁与多民族文化交融——以20 世纪上半叶鄂伦春族为例》祁进玉），鄂伦春人口下降另行研究。
《解放前内蒙古地区为何性病流行梅毒高发？》革新村第二生产队（此文有原始图片，故可忽略其它部分的不专业）
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了63名师生组成了暑期抗梅队，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考察两盟的性病流行状况。“抗梅队”在乌盟和伊盟工作了26天，对1480名蒙人和793名汉人分别做了测试梅毒的康氏反应，乌兰察布盟阳性率蒙59.2%，汉26.6%；伊克昭盟分别为52.9%和33.9%。注：伊克昭盟蒙梅毒率更低，汉梅毒率更高，或许解释为曾经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入蒙籍。
表现在性别上，则蒙人女子的康氏阳性反应较男子高。乌盟女子为67.7%的阳性率，男子为51%；伊盟女子为65%的阳性率，男子为46%。汉人也是女子的阳性康氏反应率高，女子为50%男子为27%。而从职业上来看，伊盟的喇嘛阳性率最高，达到55%；地方军队则与普通蒙民相似，而政府干部阳性率最低。
此外，在调查中，“抗梅队”发现淋病的感染率也相当高。而在普通疾病方面，蒙汉之间无明显区别。注：普通疾病无明显民族区别，是否说明粮食摄入差不多，还是故意表示无明显差别？
《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衣保中、张立伟
1932-1945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为了进行经济掠夺，日伪政府在沦陷区成立荒务局，招徕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征收荒租。至1942年末，共买了2000万公顷的“开拓”用地，其中耕地即达351万公顷。(46)注：这两个数字不是耕地的增量的意思。
自民国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内蒙古地区的开垦规模不断扩大，移民数量与日俱增。至20世纪40年代末，除东部的呼伦贝尔和西部的锡林郭勒盟以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少数盟旗尚保持游牧外，其他各盟旗全部或大部分被放垦，哲里木盟北部七旗的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基本上成了农业区。西部集宁至多伦一线以南的察哈尔左右翼南部，适耕地以垦辟殆尽，伊克昭盟南边沿线和北部河套一带也已基本变成农业区。20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约百余万人，至1949年已猛增到了515万多人。(47)注：汉人不只占据农耕地区，牧区也占。
二、移民与农业的粗放经营
随着内地民人垦荒种植的不断推进，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蒙古牧民自觉或被动地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夫游历内蒙古时，所见巴林人已全部从事农业，而且蒙古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养蚕缫丝。(48)汉民也从蒙民那里学会了畜牧饲养，改进了蒙古牧民“既无畜舍设施，也不进行饲养干草的贮藏”的粗放式畜牧方式，实行备草圈养的集约化畜牧方式。(49)蒙汉农牧民相互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及不负责任的人类活动，严重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生产力的促进不能以失去土地为代价。巴林左、右旗位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也有牧业。
2.无序的人类活动
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深刻影响。由于□□大量进入蒙地垦殖，极大加重了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的承载力度。除土地大规模撂荒外，人们“多在野外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草庵”，(54)建房屋、扎栅栏、所用燃料都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惟未垦之地，红柳丛生，居人每折其枝干以为羊圈。筑屋则以之平铺屋顶以泥盖之，细枝则编为筐篓。又有所谓茨箕者，亦丛生草类也，茎干挺出，性韧而坚，可制为草帽、蚊扇、门帘、扫帚诸物”。(55)这些植被被大量破坏，失去了防风固沙的作用，使土地沙化处于失控状态。注：上文的“畜舍设施”就是红柳羊圈吗？“未垦之地”就是蒙古人剩下的土地。
随着内地汉民不断涌入，内蒙古从东到西普遍出现农牧争地的局面，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农进牧退。在有些地方，牧民因失去草场，不得不远徙他乡，有的甚至迁往最不易放牧的荒山野岭，各旗蒙古牧民不断北移，放牧条件日益恶化。察哈尔八旗南部草原的消失，鄂尔多斯七旗草场的普遍缩小就是最好的例证。草场面积的缩小，加重了草场的载畜量，过度放牧情况也随之加剧，严重破坏了草原植被，导致了草场退化以及畜牧业经济的萎缩和衰退。
另外，还有一部分“雁行移民”，他们来到塞外不是为了垦地，而是大量采掘甘草。甘草可为药用，“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极大。而内蒙古是我国甘草的主要产地。市场的需求，吸引着当地农民和口内民人出塞挖掘。甘草是深土埋藏的根茎植物，具有较好的固沙功能。由于根茎埋得很深，因此，为挖一根甘草，通常需要挖一个远大于甘草生长范围的坑，对草原的植被破坏极其严重，甘草越稠密的地方，这种破坏性就越大。例如，鄂托克旗是伊盟甘草生长最为繁盛的地区，而现在伊盟的沙漠化就以鄂托克旗最为严重。这就是当时甘草的采挖对草原生态破坏的真实写照。注：不仅是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对土地的占领。
《千年笤帚苗变成致富“金扫帚”》新京报记者吴婷婷
“一层长一层短，中间还得绑一层。”王文娟的家乡内蒙古巴林左旗，素有“中国笤帚苗之乡”之称。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种植笤帚苗，很多老乡做得一手好笤帚。
尽管笤帚苗制品是巴林左旗传统手工艺，但当地大部分地区为低山丘陵，生态环境差，水资源匮乏，加上笤帚苗产业过去基础薄弱，没有形成主导产业优势。2011年，巴林左旗被列入国家级贫困旗，201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深度贫困地区。
在京蒙扶贫协作政策中，“笤帚苗”成了不寻常的扶贫关键。2018-2019年，北京市区两级帮扶资金共投入协作资金4230万元，帮助巴林左旗建起了23家笤帚苗加工扶贫车间。今年3月，巴林左旗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
《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人口概况》张植华（没有vip无法复制，我买了道客巴巴vip，影印文档复制每个字之间有空格）此文统计数据误差较大。外蒙古人口，作者认为1924年有546008人，1930年有760000人，说是因为喇嘛人数减少。四十年代内蒙古人口统计为1494495人。
《成崇德：清代蒙古开发》含有外蒙古的清朝人口数据。
仅为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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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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