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去时，一位姑娘手里的四通打字机突然停了下来，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为她姣好的面容涂上一层淡淡的粉红。一袭淡绿色的长裙清爽宜人，腰部几个皱褶，恰到好处地衬出她窈窕的身姿。姑娘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带着赞赏的顾盼，她站起身示意我先坐下。她到姚主席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我坐在一条靠背木椅上，心情豁然开朗，心中重又燃起希望。接着，门被打开，我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木椅上吸起。我跟在绿裙子的姑娘屁股后面走过一个明亮的大厅，站在了姚一川主席的办公桌前面。
“你好啊，小伙子。你总算肯过来。”姚一川慢悠悠地站起身和我握手。他身材瘦弱，背稍稍有点驼。冷峻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藏在黑边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看不出友善，不过也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又见面了。几年前，当你宁愿要当个起义者来对付这个被权力和物质所异化的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你‘起义’的时机不当，而且对你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你正在马果亚纳海沟里游泳吧？”
我沉默地点点头，百口莫辩。我没有想到连我在大学里的那点破事他老人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错，我是说过“中国的文学要来一次彻底的‘起义’”，那是因为我不想与守旧落伍的文阀们为伍，而是图谋不轨地要去做一个窃火者。我曾经痴心妄想、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之所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肩负着人类的使命和动物的使命。我在爱情的马果亚纳海沟里游过泳吗？游过，并且变成了“落汤鸡”。说实在的，直到现在，这件事都让我感到脸红，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因为这件事所引发的。
姚一川藏在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盯着我滴溜转，鼻息声声，随后一边机械地在案头一份摊开的文件上签字，一边说：“你所发表的那几部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不可否定，你对艺术、对生命、对美有种天生的敏感、直觉的把握力，但那是一种绝望的夜的黑色。这样的颠覆、摧毁、告别，所体现的仅仅只是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内心顿感紧张，差点要掉下眼泪来。他怎能体会到羞耻与困惑对我的压迫？我曾经尝试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可最终，却只有对贫穷的刻骨体验。这种赤贫状态将一个人驱赶得多么纯粹呀。每一个器官都因饥饿而空前地活着，没有心思生锈，不会变得滞钝，最大限度地切入这个世界。不然何以能连上帝的庇佑我也谢绝呢？
姚一川笑了。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你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这让一个已经习惯于在‘伟大’的‘塑造’工程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是一道迎面射过来的强光吗？完全不是。那是一根探入高空的避雷针，正以最危险的方式存在着。苏珊·桑塔格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你尽管没有当上‘烈士’，却把自己像人质一样抵押出去了，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你别再说了！”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老实说，你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真理，更何况真理的解释权也不在我们手中；而是需要拓深对现实的感觉，忘掉眼前的苦难，扩大想像力的疆域，仅此而已。至于去当真理的‘烈士’，那还轮不到我。”
“你这世界观有问题！你只相信生病的现实，对真理却产生了怀疑。扭曲的理念在知识上的冲击力可能大于真理，它可能更能满足精神的需要，而精神的需要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平衡，但是真理的反面虽然不平衡，却不一定是谎言。”
他说完这番话后，我无言以对。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啊。
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足足两个小时。
我背后的那道木门带来了穿淡绿色长裙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鸡翅木桌面上。我看不清楚淡绿色长裙的姑娘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姚主席的宽恕。
我不敢向姚一川去提问。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点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了？
“这是一份工作聘用合同。”姚一川发话了。“需要签上你的全名。请你签上丁仆。”
我刚签完字，他就站起身穿过一扇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在那一式两份的合同第三页末端签完自己的大名后，就要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敢向**保证，姚一川手段再高明，我也绝不会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当我回到会客室，在淡绿色长裙的姑娘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丁仆的任务不用早九晚五的上班和下班，也不用把睡眠不足的时间在开会上补回来，而我必须像我目前这样每天写六千字，哪怕是日记；或者是出门去游山玩水、泡妞；或者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吹吹牛聊聊天，有可能的话争取捞个什么弘扬主旋律的奖回来。作家协会负责每月支付给我一千五百元创作经费，在我以“作家丁仆”的名义出书、发表作品之前，先要做一番宣传造势。
在做宣传造势的时期，作家协会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稿费，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时也到电视台演播室当面回答女主持人很弱智的问题。你比如，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啦？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你认为你的哪一部作品会对文坛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打算改变文坛的现状吗？等等等等。说句实话，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又怎么能去管别人呢？孤独是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但大幕既然没有拉下来，我们还是要生活，还要避免恐怖，还要解除注定的痛苦，还要坚守正义，用善良与智慧照亮黑暗，用勇气与决心战胜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束缚。也只有这个时候，文学倒是可以给予我一种力量，让我有所反抗，有所思考。至于我的写作能否改变世界，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我对此毫无奢望。因为我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这里真的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自从与作家协会签下那份合同后的种种成就。我记得，有一次，应省内某高校的邀请，我去给南昌市的一些文学发烧友作专题演讲。因前一天晚上和几个美女喝了太多的酒，所以第二天起得比较晚。当我从学校礼堂主席台的右侧走到中央时，那里有一把椅子，我一个人来到中央，下面挤满了人，大约有两千多人，而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空空荡荡地站在那里，和椅子站在一起。我笔直地站在台上，台下没有一丝声响，我都不敢呼吸了，睁大眼睛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这样，足足过了二十三分钟，我才开始十分疲倦，嗓音沙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会有那么多热爱文学、热爱小说的朋友——”我说完这句话后，便微微仰起了脸，并挤下了几滴眼泪。只过了一会，我前面就出现了掌声，掌声一浪一浪地扑过来，立刻充满了整个大厅。我看见那些学生把手都拍疼了，这让我感到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趁着这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我大声宣布：先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掌声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把一只手放到了椅子上，另一只手使劲地向前一挥，并声音响亮地说道：
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这其实是茨维塔耶娃的声音。我本打算告诉他们，对于渴望的心灵来说，任何“相会”都显得太迟太迟……就在那些学生憋住呼吸，等待着我往下朗诵时，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主席台上强烈的光线照在我的脸上，我敢肯定，当时我的脸一定像那只通了电的灯泡一样，雪白明亮。就那样，我站了足足有十来分钟，还没有朗诵“变灰”之后的诗句。我就听见台下开始响起轻微的人声，这时我的手又一次习惯性地使劲向前一挥，大声说：“我……”再后来，我只好把自己摔倒在地上，因为我把下面的诗句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句都想不起来……我只好摔倒在地。姚一川和淡绿色长裙的女秘书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姚主席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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