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兰，最近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让女儿买了一个留声机，想起来什么就录下什么。
手是写不动字啦。
我出生在农村，本来我不叫安兰，我叫张恨。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对双胞胎弟妹。
不上不下的“二姐姐”总是被忽视的，小时候大姐读书很好，大哥外出打工，我照顾弟弟妹妹，日子一天天很累，但也没有压力。
16岁的冬天，母亲突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我很惶恐，因为往常母亲只会在弟弟妹妹哭泣时打我，其它时间几乎没有交流。
“恨儿，你也到年纪该嫁人了。”
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便跑去问姐姐。
我只记得姐姐很生气，还和妈妈大吵了一架。
后来我还是穿上了新衣服稀里糊涂地嫁人了。
“结婚”那天母亲数着钱笑着对大哥说：“你的媳妇有着落啦！”
母亲从来没对我那样笑过，我也笑了，只是因为她在笑。
我在一片水雾中完成了婚礼仪式，那年冬天很冷，晚上我躺在床上，身旁是我的丈夫，他似乎喝醉了，被窝被他的体温暖地热乎乎的。
我心想：结婚也挺好的，至少被窝很暖和。
第二天我才知道丈夫叫罗路，他还有个弟弟叫罗航。
我是嫁给罗路的，但第二天不仅罗路睡在卧室，罗航也搬进了我们的卧室。
我记得母亲和父亲卧室没其他人，公公婆婆卧室也没其他人，我开始害怕了。
在第三天回门时，我向大姐说这件事，大姐只是哭着擦我的眼泪，还跟我说告诉母亲没用，让我照顾好自己。
什么算是照顾好自己呢？
我又回到了罗家，不到一个月我就怀孕了，但是因为年纪小，没能留下那个孩子，我被罗路兄弟俩打了一顿，还拿剪刀把我的耳垂剪掉了。
那时候还没开春，他们整天把我锁在屋里不让我出去。
我只能看着院里的杨树判断是不是到了春天。
还好我年轻，身体恢复得快。
第二年夏天，我又怀孕了。
从那以后他们便没再打我，可能是我的日夜祈祷被神明听到了。
我生下了一个男孩，是我的孩子。
莫名其妙地，我好像变了，我开始考虑孩子的未来。
我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
罗路罗航那样子？不行。
父亲那样子？不行。
大哥那样子？不行。
我开始迷茫，我的孩子不能是他们那样。
那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天我抱着孩子散步，看到晒粮广场忙忙碌碌在搭建什么，就凑上前去问。
那几个男人看到我爽朗地说：“搭电影棚哩，今晚一起来看啊？”
我笑着答应了，走的时候他们几个还给儿子了几颗糖吃。
晚上电影上映了，我记得是《冰山上的来客》。
一班长牺牲的时候我的眼泪不停往下掉，儿子咿呀咿呀地抬起小手给我擦眼泪。
我把脸埋在他的小手里，我觉得我的儿子应该长成一班长那个样子。
未来开始有盼头了。
儿子两岁时我又怀孕了。
罗路罗航那段时间似乎很忙，并不常回家，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孩。
看着儿子轻轻抚摸女儿的脸蛋，我也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女儿一岁时，罗路回来了，但罗航不见身影。
我随口问了句“罗航呢？”
结果又被罗路打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骂我是不知廉耻的贱女人。
幸好那是冬天晚上，两个孩子睡得又早又熟，我不想他们被吓到。
那天起，我的腿就有些坏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此后罗路就经常在家了，他开始疯狂喝酒，喝醉了就打人。
不仅打我，还打女儿和儿子。
要是以前，我会觉得这很正常，但现在，我明白这不正常。
正常的男人应该像一班长那样，温柔勇敢有担当。
而不是像罗路兄弟俩那样。
我开始谋划逃走。
逃去哪里，怎么逃，拿多少钱逃，什么时候逃。
我开始认真谋划。
在女儿两岁半的冬天，罗路喝得酩酊大醉。
我挑起扁担，把两岁半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放在扁担两头。
女儿身子下压着地图和衣服，儿子身子下压着钱。
对了，出发前我把一家的户口本和他们的身份证全烧了，混在雪里埋进了粪坑。
女儿个头还小，我在她头上盖了个框，假装下面放的是鸡蛋和青菜。
儿子藏不住索性就露出来。
路上逢人我就笑着说：“我带儿子去镇上赶集买对联哩，女儿在家和爸爸玩呢。”
到了镇上，碰见村里的熟人我也乐呵呵地和他们打招呼。
散集后，我挑着扁担继续向北走，同村的大爷问我怎么还不回去。
我说：“我再去打点酒，打完就回去。”
其实我的心里怕死了，腿也痛死了，但我不能停。
一直往北走出了镇，我开始向东走，到了下一个市集，我把扁担换成了箩筐。
我把女儿背在背上，牵着儿子的手。
但又怕被人认出来，我把身上的罩衣扔掉，漏出今年冬天新做的冬衣。
我找到卖头发的小贩，把长头发全卖了，在聊天中不经意间说出我要去柳城。
天开始下雪了，我把儿子抱在怀里，又拿出围巾给儿子裹上，担心女儿冷，我又把所有的棉衣都给女儿裹上了。
可能是上天垂帘，女儿睡了整整一路。
到了车站，我才知道没有介绍信和工作证是没法买火车票的。
我坐在车站手止不住地抖，我甚至听到了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可能是冷的，可能是怕的，可能是疼的。
火车坐不了，我到附近买了一辆自行车，载着女儿和儿子拿着地图出发了。
我知道，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全系在这辆自行车上了。
我不敢回头看，怕被熟人看到。
从罗家到镇上，从镇上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到白城。
每条路线我在地图上看了千千万万遍。
走走停停骑了四个月，走到白雪长出绿芽，我们到了白城。
女儿和儿子问什么我们天天都在路上，我只说我们是在去新家。
终于，我带着女儿和儿子迎来了新生。
开始的两年我零零散散打着工，后来儿子要上学，我拿着钱拖关系给儿子女儿起了新名字，办了身份证，我也换了新名字——安兰。
我们三个人在一个户口本上。
白城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家。
儿子不喜欢读书但勤快，脑袋也灵光，初中后他就在镇上跟着师傅学做炒货生意。
女儿成绩好，也愿意继续读书，一路顺利读到了高中。
日子安稳又充满希望。
女儿高考在即，儿子专门请假回家陪着女儿。
后来女儿考上了首都的大学，我和儿子索性一起搬到了首都。
我把这些年存的钱拿出来让儿子做生意。
儿子很争气，生意越做越大。
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
但罗航那个索命鬼又来了。
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找到了我们，他蹲在儿子店门口，儿子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
他也认识我。
他拿着酒瓶对着我说要一起喝酒，儿子那会出门进货。
罗路纠缠不休，情急之下，我拿起酒瓶砸向罗路的脑袋。
破碎的玻璃片砸在地上咣当响，我看到他倒在了血泊中，罗路失血过多死了。
儿子跑通关系给我办了个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书，又凭借他的好人缘统一了隔壁几个商铺老板的口径。
警察调查后得到的事实是，罗路作为一个陌生男子，路过炒货店意欲对老板母亲不轨，老板母亲受刺激后精神失控误杀了罗路。
这件事惊醒了我，我知道，日子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了。
我恨罗路，他的死大快人心，但还有一个罗航。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找到我。
我决定要离开儿子和女儿。
经过慎重考虑，我独自一人回到了白城，回到了原来的村子。
但我的担心没有结束，我怕罗航那个畜生会找到我的女儿，我开始留意女儿留学的事情。
只有在国外，罗航才会没有找到女儿的机会。
开始女儿万般不情愿，但经过我和儿子的轮流劝告，她同意了去日本留学。
女儿出国了，但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
我不能继续住在白城了，女儿在日本，儿子在首都，我要去江城。
江城离日本一海之隔，望一望海的对面就像望到了女儿。
我住在了江城海边的渔村，儿子为我买下了套小院子，偏僻又宁静。
我开始学着认字看书，每周写信给女儿和儿子。
日子似乎又安稳起来了。
有一天，我从海边散步回来，看到家门口躺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大哭的孩子。
我愣住了，我仿佛看到了25年前的我。
我把她背到屋里，叫了医生来看，还好只是低血糖。
她还在昏睡时，我抱着孩子喂她刚买的奶粉，她的小嘴不停咂着。
像极了我的女儿。
果然如我所料，这个女人也是逃出来的。
在我的照顾下，女人慢慢放下了戒心
她叫方唐，她的女儿还没起名字。
我给那个孩子取名李柚杨，名字里带了很多“木”，希望她能像大树一样，牢牢地抓住自己脚下的土壤，昂首挺胸地向上生长。
李柚杨可爱极了，聪明伶俐。
但方唐很矛盾，我知道这种矛盾日日夜夜折磨着她，导致她对孩子爱也爱得不彻底，恨也恨得不彻底。
我想帮她，但心结在她心中，我只希望她的余生能自由光明。
李柚杨缠着我养了只小土狗，给它取名叫花花。
有李柚杨和方唐陪着我，日子也不算孤寂。
女儿给村里捐钱修了路，这让多雨的江城少了些泥泞。
李柚杨慢慢读到了初中，一天，村长挨家挨户说最近村子里来了个陌生男人，鬼鬼祟祟的，让我们注意安全。
我心下一惊，是罗航？是方唐的前夫？还是谁？
当年逃走的情景、误杀罗路的情景历历在目。
儿子听到村长带来的消息后连夜将我送到了日本，女儿已经在那里结婚安家了。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方唐和李柚杨母女俩，我甚至没和她们说再见。
我舍不得她们，但方唐不会同意跟我一起到日本的。
我本想到日本后尽快联系到她们，但儿子说她们也搬走了，不知去向也没有联系方式。
此时我已经60岁了，水土不服加上长途奔波，我大病了一场。
自此脑袋就糊涂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再见她们母女一面，她们关系有缓和吗？
要是……
…………
我说到哪里了……
要吃饭了？照儿，你在录音机上摁的什么啊，我也想摁。
是保存键，保存键是什么？
保存录音啊，我想听听。
好好好，吃完饭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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