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下的鲜活人物——观《觉醒年代》《人世间》
《觉醒年代》以李大钊、□□、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为基本叙事线，穿插以毛、周、赵世炎等革命青年的坎坷经历，演绎出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建立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而《人世间》则是讲述的周家三兄妹等平民子弟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可以更多地用“伟大”来形容，《人世间》的人物却是更趋于普通与平凡，但是无论伟大亦或平凡，他们都是“人”，都具备着鲜活而独特的人性。
去脸谱化的人物演绎
过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之所以观众认同度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充斥着说教，相对枯燥和照本宣科。相比之下，《觉醒年代》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将聚焦对象，放在一个个生动、鲜活而形象的人身上，以一种人本主义的视角，真实展现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而让以青年一代为主体的观众获得同理心和认同感，实现了对观众的召唤，并在观众喜爱和认可这些人物形象的同时，自然接受人物传递的政治理念。
本剧能够正视伟大人物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态。对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去脸谱化书写同时兼具温情。
□□、李大钊、毛……这些从中小学课本上，就开始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伟大人物，一改在教科书上高大、威严、庄重的形象，在电视剧当中，呈现出跟我们普通人类似的生活状态——□□的不修边幅、李大钊的平易近人……如果说在传统帝制社会里，帝王要借助于自身形象的威严化和神秘化，来维护其统治力，那么在当下这个共和与民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里，政治家赢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法宝，恰恰不是“赋魅”（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语），而应该是“祛魅”（马克斯·韦伯语）。亲和力与平易近人，是现代社会里政治家的必备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剧对于伟大人物的“常人”化展现，正是现代政治理念的体现。
李大钊深入工人群体，开始了从工人思想方面的唤醒行动。他振臂一呼：“工友们，咱们是民国啊，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任何一件大事，我想问问大家，问过你们的意见吗？我们这些工友们，每天流着血，流着汗拼命工作，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多财富。我想问问大家，国家大事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吗？”底下工人们皆认真聆听，随着李大钊慷慨激昂的演讲，工人纷纷应和“我们不是不是主人”“我们不站起来，谁能站出来帮我们”。众工人同仇敌忾，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将是五四运动成功的关键，也将是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爱国思想觉醒了，一个光明的崭新的中国即将到来。
胡适入职北大的演讲，一场新旧文化之争，有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哪个更能被普及使用。胡适：“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禿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当守旧派以文言文刁难他，并举胡适太太亡故的例子来说明白话文麻烦，胡适以婉拒他朋友邀约为例，黄侃用文言文回电报，答曰“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共十二个字。而胡适只用五个字便解决了问题，他答的是“干不了，谢谢”。可见，在这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博弈中，白话文胜了。而新文化运动也在不知不觉中启迪思想，在方方面面，尤其思想境界上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促进民众思想觉醒方面功不可没
我们看辜鸿铭，本剧没有因为其身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就简单将其脸谱化为一位老顽固的形象。相反，辜鸿铭的丰富学养，以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与热爱，都在本剧中得到大篇幅的呈现。而辜鸿铭演讲时，一句“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将这位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家国情怀全盘呈现。
又如胡适，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胡适的研究、书写与传播，已经层出不穷，但以电视剧形式大篇幅地正面展现胡适先生的形象，应该还是很少见的，这也足以让国内为数不少的胡适生平思想的研究者、爱好者和传播者获得重要鼓舞。《觉醒年代》让人感动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给每一个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而是以一种同理心的状态，去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言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他们的政治选择与人生境遇，进行一种充满温情的理解。这一点，应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历史研究成果的体现。胡适于北大的首次演讲中，胡适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与辜鸿铭用希腊文朗诵原版《荷马史诗》，可谓直接交锋，二人之间的博弈与对话，机锋相对，让观众大呼过瘾。
本剧在人物上也略有不足。就是本剧过于聚焦北大，几乎让观众产生新文化运动就是北大师生运动代名词的感觉，其社会文化史的呈现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比如可以将关注视角，从以北大师生为主体的文化人，向普通知识人延伸。就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而言，山西的刘大鹏、江南的钱穆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生活与思想状态，如果能适当呈现的话，则本剧的视角，就更加丰富和多元。也可以将关注视角，从北京向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延伸。
崇高退场后的平凡人生
《人世间》的故事中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诉说人间值得。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初期的客观展现，创作手法完全从生活实际出发，用普通描写“普通”，用平凡刻画“平凡”。《人世间》抓住了“还原生活本质”这一要素，摒弃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夸张的创作笔法，表现出了以“平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原生状态的思想倾向。
周家的三个子女虽出自一家，但是每个人选择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作者立足于个体的生存体验，不再努力去反映能展示生活必然趋向的历史真实，而是大多取材于生活的某些片段，围绕“普通人”这一视角，通过对“人性”的抒写来揭示“生命”的本质。
周秉义，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为家国大义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贫困年代，周秉义出身好读书优秀，考取了北京大学，毕业后走上仕途之路。改革开放，周秉义先后担任吉春市军工厂党委书记、副市长，哈阳市市长，又调到央级干部岗位，工作踏实，业绩突出。退休前，周秉义主动要求调回吉春市工作，他完成了主要棚户区的改造工程，造福了家乡的老百姓。仕途的道路上，充满了波折与考验。周秉义经常遭人诬陷和举报，负面新闻满天飞。清者自清，他从来不怕组织上的任何审查。“一身正气，官场清流”，是周秉义一生的写照。他是具有西西弗斯式英雄主义情怀的平民英雄，也是常常陷入情感与理智矛盾冲突的鲜活个体。
周蓉，是自私的代表。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角色自私、任性、不通人情，幼稚、不懂人情世故。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心中有梦想的女孩，坚持自我，为了爱情、梦想付出一切。因为她始终保持纯真，她看不惯这世间的市侩、庸俗，才会对丈夫拉票的行为表示厌恶，才会在没有分到房子之后把礼物要回来，才会拒绝帮助丈夫走后门。这样的理想主义，是每个人向往的，也是每个人期望的人。在生活中，因为她的“纯真”，也是她感情遭到背叛的原因，曾经那个在父亲面前许诺会照顾好她一辈子的人背叛了她，最后周蓉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剧本《年华》，并和晓光一起回到了贵州，将贵州的旧貌新颜拍进了新的剧作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浪漫。这就是周蓉，坦然自由的一生，他勇敢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周秉昆，代表着平凡的普通人。他孝顺，本事不多，但是善良、勤劳、务实。他看起来并不是最成功的那一个，但他才是代表着我们这人世间千千万万的人。人人都想成为周秉义，人人都想做周蓉，最后只能成为周秉昆。没有考上大学，失业，努力工作买来的房子，却被骗了。儿子好不容易养大却死了，失手杀人坐了牢。好像好人并没有好运气，但是他从不放弃善良。心里装着朋友，哥们，也装着小家，踏实过日子。生活里处处都是绝望，但是他从不放弃寻找希望。幸运的是他遇见了同样宿命的郑娟，俩人最终收获了幸福。周秉昆是《人世间》的灵魂人物，是“好人文化”的践行者，是中国式“善”与“道义”的集中体现。
于观众而言，人人都想成为周秉义，周蓉，可却总是成为籍籍无名的周秉昆，虽无大获，却是小福。这也是平常人的生活写照。此外，观众透过周家三代人的经历和故事，重温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走过的道路，理解其中的变化和成就，从而读懂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剧中人物传达了中华传统优秀思想理念，改革开放中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及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人世间》这部剧里，没有为民族大义抛洒热血的情怀，为国家安危前仆后继的果敢；有的只是在六十年代这个特殊年份里，对自己心中那份道义的坚守，他们勇敢与世俗抗争，与命运博弈。
在以上两部剧中，《觉醒年代》用大量的笔墨，来呈现陈延年、邓中夏、毛等“新青年”互相助力、共同成长的详细历程，他们在为国家、为人民寻找出路的同时，他们作为“新青年”，身上清晰的独立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世间》的故事中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五十年的岁月里周家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周秉义大学毕业后从政，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经历仕途沉浮；周蓉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却情路坎坷。周秉昆与美丽又不幸的女子郑娟相濡以沫，经历下岗的阵痛和“下海”的挑战。从剧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大写的“人”。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下，人们记住的往往是卓尔不凡的“英雄”，甚至连“英雄”本身形象都因为一段历史而固化。可是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人民群众不仅包括“英雄”也包括了无数看似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人们对于“英雄”总是歌颂，却忽视了他们身为“人”的平凡一面，对于“普通人”，创作者总是漠视，在漠视的同时没有抓住他们闪光的独特点，《马克思历史观的人学阐释》是这样写道的：‘’人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无论历史怎样变革，人，是最鲜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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