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把书合上，双手按在封面上，背微微挺直了一些。
“你说。”
“你哥哥周国良，1975年住在梧桐巷32号，对不对？”
周国平的眼睛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讶，没有慌张，没有抗拒。他只是看着沈夜澜，像是在看一个预料之中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对。”
“他搬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周国平的手指在书封上轻轻敲了一下。节奏很慢，一下，两秒，又一下，又两秒。像是一个人在心里默数着什么。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周国平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平得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读一份旧文件，“1975年10月底，他来我当时的住处找我。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他穿了一件很薄的外套，冻得嘴唇发紫。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没喝，就站在门口跟我说了一句话。”
沈夜澜没有催他。
周国平的眼睛终于有了一丝变化——那层平静的冰面裂开了一条缝，缝里透出的东西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被压抑了太久以至于自己都快要认不出来的东西。
“他说，‘国平，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你问我的事，你就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从来就没有我这个哥哥。’”
沈夜澜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了，”周国平说，“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给他写信，退回。打电话，空号。托人打听，查无此人。”
“你查过他？”
周国平看着沈夜澜，那目光里有了一丝锐利的东西，像是刀刃上反射出来的冷光。
“我花了三年时间找他。1975年到1978年，我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公安系统内部的朋友帮忙查过户籍、查过铁路售票记录、查过旅馆住宿登记——查无此人。他不是搬家了或者改名字了，他是从所有的记录里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你在1978年调进了刑侦科。”
周国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把那本合上的书又翻开了一页，目光落在纸面上，但没有在看书。
“进了刑侦科以后，我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我查了档案室里的所有案卷，用了四年时间，一直到1982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
他翻了一页书，动作很慢，像是那本书的纸张比普通的纸要重很多。
“1982年秋天，我查到了一个叫吴明的人。记者，《江城日报》的。1975年12月从梧桐巷32号搬走——不对，不是搬走，是搬出了梧桐巷，但搬进了另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周国平抬起眼睛，和沈夜澜对视。
“太平间。”
沈夜澜的呼吸微微一滞。
“1976年春天，建设路十字路口，一辆卡车闯红灯，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吴明，职业是记者，住址——梧桐巷32号。”
他合上书，这一次合得很重，发出一声沉闷的“啪”。
“我哥不是第一个住进32号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每一个住进32号并且开始打听宋怀远案子的人，都会消失。我哥消失了。吴明死了。林柏舟的舅舅——老林——你见过他的笔记本了吧？他是什么时候死的？1983年。他查这个案子查了多久？从1975年到1983年，八年。他死之前，他的笔记本被翻过，最重要的几页被撕掉了。”
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看着沈夜澜，那目光里不再有审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悲哀。
“你是第四个，沈夜澜。”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桌面上，把空气中漂浮的尘埃照得像金色的雪花。
沈夜澜没有说话。
他在想一件事——周国平说了这么多，说了他哥的消失，说了吴明的死，说了林柏舟舅舅的遭遇，说了32号的“诅咒”。但他没有说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告诉沈夜澜这些？
一个用十年时间默默调查、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的人，今天忽然对一个刚来不到一周的年轻警察敞开了所有的秘密。
这不合理。
除非——
“周哥，”沈夜澜的声音很平静，“你今天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周国平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
“因为我看过你的档案。”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
“我在省厅的朋友帮我查的。你办过的每一个案子，我都看了。你在省厅三年，经手十七起案件，其中十二起涉及内部人员**或包庇，你全部查到了底，没有一起因为压力而中途放弃。最后一次，你查到了某位领导的侄子头上，那个人进去了，你被调走了。”
他顿了一下。
“你今年二十四岁，你办过的案子比这里有些人一辈子办的都多。你不怕得罪人，你不怕丢饭碗，你不怕任何形式的威胁。”
他伸出手，越过桌面，握住了沈夜澜的手腕。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力气却大得出奇，像一把铁钳。
“我用了十年，什么也没查到。不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查到最后，发现我哥早就死了。我怕我查到那个人的名字，却发现那个人我动不了。我怕了很多年，怕到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在怕。”
他松开沈夜澜的手腕，靠回椅背，脸上的表情从悲哀变成了一种近乎于恳求的东西。
“你不怕。所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沈夜澜看着自己手腕上被握出的红痕，看了两秒钟，然后抬起头。
“周哥，你说你查到了吴明，查到了你哥的消失，但你有没有查到——你哥在1975年10月26号那天晚上，看见了什么？”
周国平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我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他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他看见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江A-0217。车是文化局的。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陆维民。另一个，比他年轻，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读书人。”
“你查到那个人是谁了？”
周国平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吐出来。
“1984年，也就是去年，我查到了。那个人当时是文化局文艺科的副科长，后来一路升迁，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从一个副科长升到了文化局局长。他不是靠能力升上去的，他是靠一样东西——他手里有每一个拦他路的人的把柄，而他自己最大的把柄，埋在了1975年10月26号晚上的梧桐巷35号。”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握在书封面上的手，那双手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个人叫顾衍之。”
沈夜澜闭上了眼睛。
他闭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睁开，眼睛里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周哥，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再查了。”
周国平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解，然后是愤怒。
“为什么？”
“因为太危险了，”沈夜澜说，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你查了十年，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你再查下去，下一个消失的人就是你。”
“那你呢？”周国平的声音提高了半度，“你就不危险？”
沈夜澜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在认命里找到了某种坚定。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答应了一个人——不，我答应了几个人。我答应了赵伯，我答应了林柏舟，我答应了老韩，我答应了方远。我不能让他们的信任白费。”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
“周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周国平看着他，眼里的愤怒慢慢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混合了感激、愧疚和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的情绪：希望。
“什么忙？”
“你今天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老韩。包括小赵。包括任何人。”
“我不会说的。”
“还有一件事，”沈夜澜走到门口，停下来，侧过脸看着他，“你那把削铅笔的小刀——借我用一下。”
周国平愣了一下，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那把折叠小刀，递了过去。
“你要这个干什么？”
沈夜澜接过小刀，在手里掂了掂，打开刀片看了看。刀片很薄，很锋利，是那种用来削铅笔的小刀，但磨得很勤，刀刃上有一层细细的银光。
“35号后院的锁上有新鲜的划痕，”他说，“我想看看那个锁芯里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他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的时候，在楼梯拐角处遇到一个人。
林柏舟。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站在楼梯上，正往上走。看见沈夜澜，他停了下来，歪着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手里的折叠小刀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到了他的脸上。
“你怎么来了？”沈夜澜问。
“给你送汤，”林柏舟举起手里的布袋子，布袋子里传出一股淡淡的骨头汤的香气，“莲藕排骨汤，炖了一上午。你中午没回去吃饭，我就想着送过来。”
他看了看走廊两边，确认没有人，然后往前走了一步，离沈夜澜近了一些，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你昨天不是说要配枪吗？我问了老张，他说分局后面那条街有一个当兵的，他哥哥是军械所的，能搞到——算了，当我没说。你不会需要的。”
沈夜澜看着他，看着他认真的、又有点心虚的表情，忽然觉得胸口某个地方被什么柔软的东西撞了一下。
“林柏舟。”
“嗯？”
“以后不要一个人给我送东西到分局来。”
林柏舟的眼神暗了一下，嘴唇微微抿紧。
“为什么？”
“因为不安全。你从梧桐巷到分局，要经过建设路，要转两趟车。路上有什么事，我不在你身边。”
林柏舟看着他的眼睛，看了两秒钟，然后那颗暗淡下去的星星又重新亮了起来。
“你是在担心我？”
沈夜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把折叠小刀收进口袋里，接过林柏舟手里的布袋子，转身走了。
走了三步，他停下来，没回头。
“汤我收了。明天我自己回去喝。你不要再来送了。”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笑，然后是林柏舟的声音，带着一点得意的、暖融融的笑意——
“好。”
沈夜澜拎着布袋子上楼，布袋子里莲藕排骨汤的香气一路跟着他，从一楼到二楼，从走廊到办公室，从办公桌到他的心里。
他把布袋子放在桌上，打开盖子，热气呼地一下涌出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小赵凑过来看了一眼，口水差点流出来：“沈哥，谁给你送的汤啊？这也太香了吧。”
沈夜澜拿起勺子，喝了一口。
莲藕炖得很烂，排骨已经脱骨了，汤里放了一点姜片和几颗红枣，咸淡刚好，温度也刚好——不烫嘴，但足够暖。
他咽下那口汤，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字：
“家。”
小赵没听清：“啥？”
沈夜澜又喝了一口汤，这一次嘴角的弧度没能收住。
他索性不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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