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六早上出现在32号门缝里的。
沈夜澜那天起得比平时还早。五点四十分，天还没亮透，梧桐巷笼罩在一层灰蓝色的晨雾里，老槐树的枝桠像水墨画里勾勒的线条，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他推开门的瞬间，一张牛皮纸信封从门缝里飘落下来，像一片秋天的落叶，无声无息地落在青石板台阶上。
他弯腰捡起来。
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没有邮票，没有邮戳。牛皮纸是常见的文具店能买到的那种，封口处用浆糊粘着，浆糊已经干了，边缘翘起来一小块。信封摸上去不鼓，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
他回到屋里，在油灯下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大约巴掌大小，边缘剪得不太整齐，像是用剪刀急匆匆裁下来的。报纸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一些细小的裂纹，油墨的颜色也褪了不少，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清。
《江城日报》1976年4月15日第三版。
一则小新闻，占了大半个版面不到两指宽的篇幅，标题只有四个字——“车祸身亡”。正文更短，不到一百个字：
“本报讯 4月14日晚8时许，我市建设路与江边大道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重卡车闯红灯，撞上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自行车。自行车驾驶人吴明（男，29岁，江城日报社记者）当场死亡。肇事司机刘某（男，38岁）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吴明”两个字上面，有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有一个铅笔写的问号，问号旁边又写了两个字——
顾衍之。
字迹潦草而急促，像是在某种紧迫的情况下匆匆写下的，又像是在写下这两个字的同时，写字的人自己都在发抖。
沈夜澜把剪报平铺在桌上，看了整整一分钟。
他把剪报翻过来。背面是报纸的另一则新闻，标题是“我市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全面展开”，与吴明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但沈夜澜注意到，背面的纸张边缘有一小块暗色的污渍，颜色发褐，像是被什么东西浸染过——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用指尖轻轻触了一下那块污渍，感觉纸张比周围的区域更硬更脆，像是被某种液体浸湿后又晾干的。
他把剪报凑近鼻子闻了闻。
没有气味了。十年过去，任何残留的气味都已经被时间和空气带走。但那种纸张被液体浸透后留下的质地变化，是不会骗人的。
不是水。水浸过的纸张会起皱，会变形，会留下清晰的水渍边界。而这块污渍的边缘是模糊的、晕染的，像是某种更浓稠、更缓慢渗透的液体。
他不想猜测那是什么。
但他知道，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人在看完这则新闻之后，手在发抖，笔在发抖，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在往下滴。
他把剪报重新装回信封里，放进枕头底下，和赵伯的证词、苏晚的照片、那颗子弹放在一起。
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枕头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像是一个即将临盆的肚子，里面孕育的不是生命，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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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沈夜澜去了江城日报社。
报社在建设路和新华路的交叉口，是一栋灰扑扑的五层楼房，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但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让白色变成了灰白色，上面还有几道雨水冲刷留下的黑色痕迹。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匾，“江城日报社”四个字是毛体，笔锋遒劲，但牌匾的边框已经锈迹斑斑。
传达室的老头听说他是公安的，态度立刻从爱答不理变成了热情过度，亲自领着他上了三楼，敲开了总编室的门。
总编姓郑，五十多岁，秃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肚子很大，把白衬衫撑得扣子都快崩开了。他看了沈夜澜的证件，又看了看沈夜澜的脸，似乎在判断这个年轻警察的分量。
“公安的？什么事？”
沈夜澜把那张剪报的复印件——原件他不可能带出来——放在郑总编的桌上。
“我想了解一下1976年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报道资料。当时是谁采写的这条新闻？有没有更详细的报道？后续有没有跟进？”
郑总编拿起剪报复印件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然后又舒展开了，像是在记忆的深海里打捞一件很久远的东西。
“1976年的事，”他把复印件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我那时候还没来报社呢，我是1980年才调过来的。你等一下，我让人去档案室查查。”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挂了。
“档案室的人一会儿过来，你坐着等吧。”
沈夜澜在椅子上坐下来，等了大约十分钟。总编室的窗外能看见建设路的街景，周末的上午人不多，几个行人慢悠悠地走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自行车在路边停下来，车后座上插着一串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串串红宝石。
门被敲响了。
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二十六七岁，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郑总编，您要的1976年的资料。”
“给这位同志看看。”郑总编朝沈夜澜抬了抬下巴。
年轻女人把档案袋递给沈夜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年轻的脸上停了一瞬，似乎有些意外——来查十年前旧案子的，居然这么年轻。
沈夜澜打开档案袋，取出里面的东西。
只有三张纸。一张是1976年4月15日的报纸版面复印件，和剪报一模一样。一张是报社内部的事故报告，记录了吴明出事后，报社派人去医院处理后续、通知家属、安排后事的情况，内容很简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第三张是一封手写的信，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工整但有些潦草，像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写的。
信的内容只有一段话：
“郑主编：吴明的事故，我总觉得不太对。他出事前两天还在跟我聊一个正在跟进的选题，说‘这条线摸得差不多了，再有一个月就能见报’。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选题，但他说了一句让我很不安的话——‘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去梧桐巷找一个姓林的书店老板。’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在开玩笑。现在他死了。我不是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但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老周，1976.4.20。”
沈夜澜的目光落在“老周”两个字上，手指微微一顿。
老周。梧桐巷。姓林的书店老板。
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像是最后一块拼图落进了该落的位置。
“这封信里的‘老周’，全名叫什么？”他抬起头问。
年轻女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档案袋里没有记录。”
郑总编接过信看了一眼，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老周……报社叫老周的多了，姓周的没有十个也有八个。这信是写给谁的？给我的？我当时还没来呢，这事儿我也不知道。”
沈夜澜把信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有漏。然后把档案袋还给年轻女人，站起来。
“郑总编，吴明的家属——还在江城吗？”
郑总编想了想：“我记得他是外地人，好像是从下面县城考上来的，在江城没什么亲戚。出事以后，是他老家的父母来办的后事。他父母现在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
“他的住址呢？报社当时有没有登记？”
年轻女人翻了翻档案袋，从最底下抽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卡片，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
“建设路132号，市委家属大院3号楼201室。”
沈夜澜把地址记下来，道了谢，离开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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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路132号，市委家属大院。
这是一个老式的小区，几排红砖楼房整齐地排列着，楼与楼之间种着法国梧桐，树冠高大，枝叶茂密，把阳光切成无数细碎的光斑洒在地面上。小区的铁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匾，“市委家属大院”几个字已经看不太清了。
沈夜澜走进小区，找到了3号楼。这是一栋四层的红砖楼，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洞洞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气味。
他上了二楼，在201室门前停下来。
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福字的红纸已经变成了粉白色，边缘翘起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门铃是坏的，他抬手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比刚才重了一些。
门里面传来一阵缓慢的、拖着鞋底的脚步声。那声音很慢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脚步声在门后停下来，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
“谁啊？”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女声从门后传来。
“公安的，”沈夜澜说，“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门开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后，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盘在脑后，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布褂子，脚上趿拉着一双黑色的布鞋。她的脸上全是皱纹，皮肤像是被揉皱的纸，但一双眼睛还没有完全浑浊，在看见沈夜澜身上警服外套的时候，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迅速地暗了下去。
“公安的？”她重复了一下，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情绪，“进来吧。”
沈夜澜跟着她走进屋里。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都很旧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黑框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浓眉大眼，笑起来很灿烂，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吴明。
沈夜澜在剪报上看过这个人的名字，在报社的档案里读过关于他的记录，但直到此刻，看到这张挂在墙上、被黑框框起来的笑脸，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活过的人，一个曾经有梦想、有期待、有恐惧、有爱的人。
老太太注意到他的目光，顺着看过去，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迅速移开了。
“坐吧，”她指了指沙发，“我给你倒水。”
“不用了，大娘，我不渴。”
“那也得倒，来者是客。”老太太说着，已经走进了厨房。沈夜澜听见水壶的响声，茶杯的碰撞声，然后是开水倒进杯子里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
她在厨房里待了比倒水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沈夜澜没有去看，他坐在沙发上，目光落在茶几上的一本老相册上，但没有伸手去翻。
过了好一会儿，老太太端着一个搪瓷杯走出来，把杯子放在沈夜澜面前。杯子里的水很烫，热气模糊了杯壁上的牡丹花图案。
她在他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墙上那张照片，沉默了很久。
“你是为了吴明来的。”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是。”沈夜澜说。
“十年了，”老太太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你是第一个来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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