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是周一下午来的。
沈夜澜从分局请了半天假，提前回到梧桐巷。他在32号的窗户前坐了一会儿，看着对面的书店。林柏舟中午就开始准备了——他把书店收拾了一遍，泡了一壶茶，把招财赶到楼上，然后在柜台后面坐着，手里捧着一本书，但半天没有翻过一页。
下午两点十分，周国平出现在巷口。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没穿警服，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面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沈夜澜见过那个包，在办公室的时候，周国平每天都会带着它上下班。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像是在心里丈量着梧桐巷的每一块青石板。
他走到33号门口，停下来，抬头看了看门头上“柏舟书店”的牌子，目光在那四个褪色的字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推门进去了。
沈夜澜又等了两分钟，才从32号出来，穿过巷子，推开书店的门。
周国平正坐在柜台对面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没有喝，只是捧着。林柏舟坐在柜台后面，面前的桌上摊着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他舅舅的那本。
看见沈夜澜进来，周国平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他把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用一种平静的、甚至有些疲惫的目光看着沈夜澜。
“老周，”林柏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是我——”
“是你约的我，但替沈夜澜约的，”周国平接过他的话，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知道。从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
林柏舟张了张嘴，看了沈夜澜一眼，又看了看周国平，最后什么都没说，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沈夜澜在林柏舟旁边坐下来，和周国平面对面。
“周哥，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
“你认识吴明。”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周国平的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下，两秒，又一下。
“认识，”他说，“他是我老乡，也是我朋友。我们从县城一起来江城，他去了报社，我进了针织厂。他出事之前，我们每个礼拜至少见一面。”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在查什么？”
周国平沉默了几秒，然后伸手拿起放在脚边的黑色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啪嗒一声打开。他在包里翻了一会儿，从夹层里抽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个信封。白色的，普通的信封，没有写字，封口用胶水封着，胶水已经干透了，信封的纸张也泛黄发脆，边角有些磨损，像是被人反复摸过很多次。
“这是他出事前三天给我的，”周国平说，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那天晚上他来针织厂找我，在厂门口的路灯下站了很久。我下班出来的时候，看见他脸色很不好，问了他几次他才说。”
他伸出手，把信封往沈夜澜的方向推了推，但手指没有离开信封表面，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他说，‘国平，我可能惹上麻烦了。这个东西你帮我保管，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把它交给公安。如果我没出事——等我平安回来，你再还给我。’”
周国平的手指微微发抖，但他把手收了回来，放在膝盖上，用力按着。
“我问他什么麻烦，他不肯说。只说了一句——‘梧桐巷那个案子，比我想的要大得多。不是一个人，是一张网。’”
沈夜澜伸手拿起信封。纸张很脆，他不敢用力，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沓纸。
是一份手写的调查报告，一共七页，用圆珠笔写在方格稿纸上。字迹是吴明的，和笔记本上的字迹一致——工整、清晰，偶尔有一两个地方划掉重写，但整体上非常干净，像是写完之后又重新抄了一遍。
第一页的标题是：“关于宋怀远失踪案及相关人员情况调查报告（1975年10月-1976年2月）”
沈夜澜快速地往下看。
吴明在这份报告里把他调查到的一切都写了进去。他从宋怀远失踪开始，查到了苏晚，查到了陆维民，查到了顾衍之，查到了文化局和画院之间的利益关系，查到了1975年画展背后的权力运作。他像一只蜘蛛，在江城这个巨大的蛛网上爬行，每爬到一个节点就停下来，细细地观察，细细地记录。
但最关键的信息在最后一页。
“1976年2月，我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处获得以下信息：
1. 顾衍之与苏晚存在不正当关系，苏晚于1975年9月怀孕，孩子父亲极有可能是顾衍之。
2. 苏晚曾向宋怀远求助，宋怀远答应帮她。
3. 1975年10月26日晚，顾衍之前往梧桐巷35号与宋怀远交涉，具体内容不详。当晚宋怀远失踪。
4. 顾衍之与现任文化局副局长陆维民关系密切，二人之间存在利益输送。
5. 更重要的是，顾衍之并非单独行动。他背后有人——一个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的人。此人具体身份不详，但据知情人透露，‘文化系统只是他的一块跳板’。”
最后一段话下面，吴明用红笔画了一道重重的下划线，在旁边写了三个字：“沈鹤亭？”
沈夜澜的手指停住了。
沈鹤亭。
他的父亲。
他的亲生父亲，二十年前抛弃了他和他母亲的那个男人。如今分管文化的副省长，位高权重，仕途通达。
吴明在1976年就已经把顾衍之、陆维民和沈鹤亭联系在了一起。而他在1985年的今天，才从这份尘封十年的报告里看到这个名字。
他抬起头，看着周国平。
“周哥，这份报告，你看过？”
“看过。拿到的那天晚上就看过了。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头发白了一片。”
周国平的声音依然平静，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出卖了他。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十年的沉默让他的情感都压缩成了内心深处一小块坚硬的东西，像石头，像铁，像再也化不开的冰。
“我当时不知道沈鹤亭是谁。我去查了，查到他是省里的干部，分管文化。我查到他有一个儿子，在省城念书，后来上了警校，再后来进了省厅。”
他看着沈夜澜，目光里有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翻涌。
“再后来，你调到了江城，住进了32号，进了我们科。你来的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你走进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沈夜澜把那份报告放在桌上，用手掌压住。纸张在他的掌心下微微颤动，像是还带着十年前吴明写字时的力度和温度。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不知道，”周国平摇了摇头，“我只知道，你来了，赵伯死了，35号半夜传出钢琴声，有人给你打电话放录音——所有的事情都在你来了之后加速了。我不知道这背后是谁在推动，也不知道推动的那个人是好意还是恶意。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点，居高临下地看着沈夜澜。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深很深。
“你身上的血，流着沈鹤亭的血。这不是你能选择的。但你能选择的是——你站在哪一边。”
沈夜澜也站了起来。
两个人隔着一步的距离，对视了几秒钟。书店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半，变得稀薄而沉重。林柏舟坐在柜台后面，手指紧紧攥着茶杯的把手，指节发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我站在吴明这边，”沈夜澜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钉子钉进木头里，“我站在赵伯这边。我站在宋怀远和苏晚这边。我站在所有被那张网罩住、挣扎了十年都没能挣脱的人这边。”
周国平看着他，眼睛里的血丝更红了。
“包括你父亲？”
“包括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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