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的白天，是我在龙学院度过的最漫长的白天。
上午的课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不是因为我心不在焉——而是因为我太专注了。我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处理器，同时运行着好几条线程：英语课上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我在想今晚的行动路线，历史课上讲二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我在回忆温特尔画的那张校园地图，午餐时克莱尔在我对面喋喋不休地讲着她和男朋友的周末计划时，我在默念保安换班的时间窗口。
七分钟。
我们只有七分钟。
下午三点半，最后一节课结束。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拉拉队训练——我提前给副队长发了消息，说我身体不舒服，让她代我带队。副队长叫麦迪逊·李，一个韩裔美籍的女孩，能力很强，一直对队长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她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是她表现的机会，所以她没有多问，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到宿舍，关上门，拉上窗帘。
然后我开始准备。
今晚的行动不需要盛装，不需要化妆，不需要任何“Sunshine”的装饰。我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了一套黑色的运动服——那是去年暑假参加一个户外拓展训练营时发的，我一次都没有穿过。黑色紧身长袖，黑色运动长裤，黑色跑鞋。我把头发扎成了一个低马尾，用黑色发圈固定住。
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完全不像桑夏·李嘉格。
更像一个准备潜入黑暗的人。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口袋。然后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一把多功能折叠刀。这是我父亲在我入学时送给我的礼物，他说“一个女孩独自在外，总要有点防身的东西”。我当时觉得他小题大做，把折叠刀塞进了抽屉最深处，从来没有打开过。
今天我把它的刀刃检查了一遍。
很锋利。
我把折叠刀收进口袋，坐在床边，开始等待。
晚上九点，宿舍楼逐渐安静下来。周五的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派对或者朋友房间里，走廊里偶尔有脚步声和笑声，但频率越来越低。
九点半，我给温特尔发了一条消息：“准备好了。”
她几乎立刻回复了：“十点四十五分，图书馆侧门。穿深色衣服。”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然后锁屏。
十点十五分，我离开宿舍。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尽头克莱尔的房间门缝里透出灯光和音乐声。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她的门口，下了楼梯，推开布莱克舍的侧门，走进夜色中。
十月的夜风已经很冷了，我黑色运动服的领口拉到了下巴，但冷风还是从袖口和领口的缝隙里钻进来，在皮肤上留下一层鸡皮疙瘩。校园里的煤气灯在雾气中发出昏黄的光，把小路照得像一条通往未知的隧道。
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刻意放轻，让跑鞋的橡胶底在碎石路面上不发出声响。这不是我天生的能力——拉拉队训练教会了我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如何让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毫米。此刻，那些训练中的肌肉记忆正在派上用场。
图书馆侧门是一扇铁制的防火门，面向校园最偏僻的东侧小径。我到达的时候，温特尔已经在那里了。
她今晚也穿了黑色。黑色的卫衣，黑色的工装裤，黑色的帆布鞋。她的黑发被塞进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里，整个人像是一块被夜色吸收的阴影，如果不是她手里那杯咖啡的白色杯盖在煤气灯光线下反射出一点微光，我几乎看不到她。
“你不应该在行动前喝咖啡。”我说，声音压得很低。
“咖啡因让我的思维更清晰。”温特尔说，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把空杯塞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咖啡因也让心跳加快，手会抖。”
“我的手不会抖。”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注意到她把咖啡杯放进垃圾桶的时候，手指确实没有一丝颤抖。不像我——我的手指正以一种微妙到几乎不可察觉的频率在微微发颤。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保安换班是什么时候？”我问。
温特尔看了一眼她手腕上的电子表。那是一款老旧的卡西欧，黑色的塑料表带已经磨损得发白。
“还有四分钟。十点五十五分，戴夫·麦卡锡会从主楼的值班室走到东门岗亭，和他的同事交接。从东门岗亭到图书馆的直线距离是两百米，但如果他按照惯例抽完那根烟再走，他会多停留三到五分钟。这意味着从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零二分之间，东侧校园没有任何巡逻保安。”
“那监控摄像头呢？”
“图书馆侧门这一侧没有摄像头。”温特尔说，“我检查过所有的监控覆盖图。龙学院的监控系统是二零零八年安装的，覆盖了所有主要出入口和公共区域，但东侧防火门是一个盲区。因为这一侧没有正式的入口，只有这扇用于紧急疏散的防火门。”
“你连监控覆盖图都搞到了？”
“保安室的门禁卡很好复制。”温特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色的卡片晃了一下，“但我只在保安休息的时候进去过。我不喜欢在有人的地方出现。”
十点五十五分。
远处传来一声隐约的对讲机噪音，然后是东门方向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温特尔低下头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抬起头，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向我。
“现在。”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那张白色的门禁卡，在防火门旁边的读卡器上刷了一下。红灯变绿，发出一声轻微的“嘀”。
她拉开门，我跟着她闪了进去。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们被图书馆内部的黑暗完全吞没了。
温特尔打开了小手电，白色的光束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圆形的光斑。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图书馆一楼东侧的一条走廊，两侧是紧闭的办公室门和储藏室。空气里有旧书和清洁剂混合的气味，安静得能听到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咕噜声。
“这边。”温特尔的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每一个音节都清晰得像玻璃珠掉在地上。
我们沿着走廊向西走，经过一个转角，下了两层楼梯，来到地下一层。地下一层的走廊比上面更窄，天花板更低，灯光也更少。只有每隔十米一盏的应急指示灯在发出微弱的绿光，把整条走廊染成一种诡异的颜色。
温特尔在一扇门前停下来。
这扇门和我在校长办公室看到的那扇完全不同。它不是橡木的，不是黄铜的，而是一扇铁门——厚重的、灰色的铁门，表面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个圆形的转盘把手和一个钥匙孔。门框是石头的，和钟楼地下室的石头是同一种材质——粗糙的、灰色的花岗岩，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石英颗粒。
门的上方，刻着一行字。
这次我能看清了，因为温特尔的手电光直直地照在了那行字上。
“QUOD INITIUM FINIS ERIT.”
拉丁文。我在龙学院的第一学期拉丁文课上学过一些基础词汇。
“开始即结束。”我轻声翻译。
温特尔看了我一眼，那种带着一丝赞许的、极短暂的注视，然后她收回目光，从帆布包里拿出了两把钥匙。
古铜色的复制品在她左手的掌心里，银色的原版在她右手的掌心里。
“门的两侧各有一个锁孔。”她说，把手电递给我，“你拿着这个。我先去左边，你去右边。我说‘转’的时候，我们同时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顺时针转动。不要快，不要慢，保持同步。”
我接过手电，白色的光束照在铁门上。我看到门的两侧确实各有一个锁孔——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相距大约一米五。锁孔是铜制的，嵌在灰色的铁门里，被氧化成了暗绿色。
我把手电夹在腋下，走到右边的锁孔前。
温特尔走到左边。
她把手电关掉了。
黑暗中，我只能看到她的轮廓——黑色的卫衣，黑色的帽子，苍白的脸，和那双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感受到其存在的黑色眼睛。
“准备好了吗？”她的声音从左边传来，很轻，很近。
“准备好了。”我说。
“插钥匙。”
我把古铜色的复制钥匙对准锁孔，缓缓插进去。钥匙进入锁孔的感觉很奇怪——不是平滑的，而是一段一段的，像是每一个齿都在和锁芯内的弹子进行某种古老的对话。插到底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咔”，像是锁芯内部的某个机关被触发了。
“我到位了。”我说。
“我也到位了。”温特尔的声音从左边传来，“三、二、一——转。”
我顺时针转动钥匙。
锁芯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地下走廊里显得格外响亮——那是一种低沉的、沉闷的“咯咯”声，像是某种沉睡了很久的机械被强行唤醒。我的手臂感觉到了阻力，不是很大，但很持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钥匙的另一端慢慢松开。
右边转完了。
左边也转完了。
两个“咔”几乎同时响起，然后——
铁门内部传来一连串的声响。齿轮在转动，杠杆在移动，锁舌在收缩。那些声音此起彼伏，像是在门板后面进行着一场精密的交响乐。持续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铁门没有开。
温特尔没有说话。
我听到她走过来，站到我旁边。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的肩膀几乎贴着我的手臂。
“推。”她说。
我用双手推了一下铁门。
纹丝不动。
我又推了一下，这次用了更多的力气。我的手臂肌肉在紧身长袖下绷紧，核心力量通过腰腹传递到手掌，我感觉到铁门的重量——不是普通的铁门，这扇门至少有四英寸厚，加上门框和石墙的连接结构，总重量可能超过三百公斤。
“拉。”温特尔说。
我换成拉的姿势，双脚站稳，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往后拽。
铁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像是从漫长的沉睡中被粗暴地唤醒，然后缓缓地、一寸一寸地，向内打开了。
门后面是一片绝对的黑暗。
不是普通的黑暗，不是那种“关灯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而是另一种黑暗——浓稠的、沉重的、像是固体一样的黑暗。手电的光束照进去，竟然没有像往常一样照亮整个空间，而是被吸收了一部分，只在前方几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光晕。
“进去。”温特尔说。
我从腋下拿出手电，握在手里，迈出了第一步。
脚踩在地面上的声音不对。不是水泥，不是石头，而是木头——古老的、腐朽的、踩上去会微微下陷的木头。我低头看了一眼手电光照到的地面，看到的是宽大的橡木地板，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地板上有一道道深深的磨损痕迹，像是无数人走过留下的。
“这里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说。
“三百年来可能只有一个人来过。”温特尔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她已经跟了进来，“塞缪尔·哈蒙德。他在一七四八年去世之后，这扇门应该就没有再被打开过。”
手电的光束缓缓扫过整个空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目测至少有六十平方米，天花板的高度大约在三米左右，由粗大的木梁支撑着。墙壁是石头的，和外面走廊的花岗岩一样，灰色的表面布满了石英颗粒，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细碎的亮点。
房间里有很多东西。
靠墙是一排排木质的架子，上面堆满了文件盒、账簿、牛皮纸信封、羊皮纸卷轴。有些架子的隔板已经塌了，文件和灰尘混在一起，堆在地面上，像一座座小小的坟冢。
房间的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桌子腿粗得像成年人的手臂，桌面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灰下面隐约能看到纸张和书册的轮廓。
桌子的后面，墙上挂着一样东西。
手电的光束落在那样东西上，我的手猛地一颤。
那是一幅肖像画。
画的是一个男人。他穿着十七世纪末期的服装——深色的长袍，白色的领巾，一头深棕色的卷发垂到肩膀。他的脸瘦削而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薄而紧抿。他的眼睛是一种浅淡的颜色——在手电的白光下看不出是蓝色还是灰色——那双眼睛从画布上直直地注视着前方，像是在看着每一个走进这个房间的人。
塞缪尔·哈蒙德。
龙学院的第一任校长。
那个活到一百零三岁的人。
“他的眼睛……”我喃喃地说。
“怎么了？”温特尔走到我身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幅画。
“他在看我们。”我说。
这不是一种修辞。画中人的眼睛确实正对着我们所在的位置，不管我从哪个角度去看，那双眼睛都像是在注视着我。不是那种肖像画常见的“目光追随观者”的光学错觉——而是一种更直接的、更有目的的凝视，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会来。
温特尔没有被画吸引。她已经走到了那些架子前面，用手电照着文件盒上的标签。
“这些是塞缪尔·哈蒙德的私人文件。”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情绪——不是兴奋，更像是某种压抑了很久的、终于要释放的东西，“会计账簿、信件、日记、实验记录……全部都在这里。”
她拿起一个文件盒，吹掉上面的灰尘，打开盖子。盒子里装着一叠泛黄的纸张，上面的字迹是用羽毛笔蘸墨水写的，字母之间有华丽的连笔，和地下室里那些遗言的笔迹属于同一个时代。
温特尔翻开了第一页。
我走到她身边，把手电的光聚在那张纸上。
那是一份日记。日期是一七零二年六月十一日——龙学院建校前三个月。
“诅咒之地。”温特尔轻声读出了第一行字，“此地有血，此地有怨。然吾不避之，吾将用之。”
我的脊椎底部升起一股寒意。
“他在说诅咒。”我说，“他在说他知道这片土地被诅咒了，但他没有避开，而是选择利用它。”
温特尔继续翻页。一七零二年九月十七日——学院正式开学的那一天。
“今日献祭第一人。约翰·奥布莱恩，拉丁文教授，年四十有一。吾选此人，因其孤身，无亲无故，无人问其去向。吾观其血入地，观其魂升天，观诅咒之力如潮水般涌入吾身。吾知此为不义，然吾欲长生，义何为也？”
温特尔的声音没有任何感**彩，像是在朗读一份实验报告。但她的手指——握着纸张边缘的手指——指尖泛白了。
“他献祭了第一个人。”我说，“那个拉丁文教授。墙上的遗言是他写的——‘吾已知死期将至。莫寻吾，莫问吾去向。’他知道自己会死，因为塞缪尔·哈蒙德选了他。”
“不只是选了他。”温特尔翻到下一页，“塞缪尔·哈蒙德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筛选机制。他选择那些‘不会被人寻找’的人——孤儿、独行者、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他称他们为‘适祭品’。”
我的手在口袋里攥紧了折叠刀的刀柄。
“泰勒不是。”我说，“泰勒是温思罗普家族的人。他有家庭，有背景，有人会找他。这不符合作业的逻辑。”
温特尔合上文件盒，放回架子上。
“所以这次的献祭不一样。”她说，“也许是因为二零零一年的献祭失败了，巫师——或者诅咒——需要更强的祭品。一个年轻的、强壮的、拥有‘生命力’的人。泰勒·温思罗普是橄榄球队长，身体健康，家族显赫。他的生命能量比一个普通的独行者要强得多。”
“但有人会找他。”我重复道，“他的家人会找他，警察会找他，媒体会找他。献祭不应该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吗？”
温特尔转过身，看着房间里那排排架子，看着那些三百年没有人翻阅过的文件，看着这个被时间和灰尘封存的地下空间。
“也许，”她说，声音低得像是怕惊动什么，“这次的献祭不是为了维持，而是为了终结。”
“什么意思？”
“塞缪尔·哈蒙德用献祭的能量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也维持了龙学院的存在。但这个诅咒——它像是一个吸血鬼，它需要的能量越来越大。一七零二年一个人就够了，一八零二年需要一个人但献祭的间隔是一百年，一九零二年还是一个人但间隔拉长到了一百年，二零零一年献祭失败，这一次——它可能需要一个更强的人，来完成某种更宏大的目的。”
“更宏大的目的？”
温特尔走到房间最里面的一面墙前。手电的光照在墙上，我看到那里刻着一个巨大的图案——和钟楼地下室那块石板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同心圆，放射状的线条，龙的标志。
但在图案的最中心，有一个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圆形的凹槽，直径大约十厘米，深度大约五厘米。凹槽的内壁是黑色的，不是石头的灰色，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暗的颜色，像是被火焰反复灼烧后留下的焦痕。
凹槽的底部，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不是手电的光反射——而是一种自发的、微弱的、暗红色的光芒，像是余烬，像是将灭未灭的火，像是某种还活着的、还在呼吸的东西。
温特尔伸出手，手指悬在凹槽上方，没有触碰。
“这是诅咒的核心。”她说，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如果我能关掉它……”
“关掉它？”我看着那个发光的凹槽，“怎么关掉？”
温特尔从帆布包里拿出她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画着一个复杂的图表，箭头和线条连接着不同的日期和事件，最下方是一行用红笔写的字。
“献祭的反向仪式。”她说，“用同样的力量，逆转它。把被取走的还回去，把被关上的打开，把被束缚的释放。”
“你需要什么？”
温特尔合上笔记本，转过身看着我。手电的光从下往上照着她的脸，让她的五官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雕塑的拓印——冷峻的、苍白的、超越时间的。
“我需要知道塞缪尔·哈蒙德到底做了什么。”她说，“所有的细节。时间、地点、咒语、信物。这些东西应该都在这个房间里。我需要时间来找。”
“我们有多少时间？”
温特尔看了一眼手表。
“保安的换班窗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不需要今晚就完成所有事情。今晚只需要把这些文件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慢慢地、系统地研究它们。”
“搬到什么地方？”
“图书馆档案室。”温特尔说，“没有人会去那里。我可以每天花几个小时来翻阅这些材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看着那一排排架子，看着那些堆叠的文件盒和羊皮纸卷轴。这至少是几百公斤的材料，靠我们两个人、一个晚上、在没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搬完。
“温特尔。”我说。
她看着我。
“你先挑最重要的拿。”我说，“剩下的，我今晚搬。”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我走到最近的一个架子前，抱起一个文件盒掂了掂重量——大概三公斤。然后我走到另一个架子前，同时抱起了两个文件盒，一手一个。六公斤。我做了几次深蹲，感受了一下重量的分布。
“我最多一次能搬四十到五十公斤。”我说，“来回三到四趟，今晚可以把所有重要的文件都搬过去。你负责分类和整理，我负责搬运。”
温特尔看着我，黑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你的腰会受伤的。”
“不会。”我把一个文件盒叠在另一个上面，找了一个平衡点，“我的核心力量是全校最好的。啦啦队教练说的。”
温特尔没有再说话。她转过身，开始快速地在架子间移动，用手电照着标签，选出她认为最重要的文件——塞缪尔·哈蒙德的私人日记、献祭仪式的记录手稿、诅咒的原始资料。她把选中的文件堆在桌子旁边，我则负责把它们一趟一趟地搬到走廊对面的档案室里。
第一趟，我搬了四十五公斤。六个文件盒加三卷羊皮纸轴。
从地下密室到档案室的距离大概是一百五十米。其中有一段向上的楼梯，和一段需要侧身通过的窄走廊。四十五公斤的重量压在我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肌肉在运动服下绷紧，血液在加速流动，呼吸变得更深、更稳。
这不是我在健身房举的铁。这是三百年的秘密，是十七个人的遗言，是一个女孩找了六年的真相。
我在窄走廊里停下来，调整了一下文件盒的位置，让重心更靠近身体。然后我继续往前走。
第二趟，五十公斤。
第三趟，四十五公斤。
第四趟，我搬了六十公斤。温特尔在分类的时候，把最重的那几本皮革封面的厚书也放进了这一批。我把它们全部抱在怀里，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乳酸开始堆积了。
但我没有停下来。
不是因为我不能停下来，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我的身体。
过去十七年，我的身体是一台被精心维护的机器——用来跳舞，用来翻跟头，用来穿漂亮的裙子，用来在派对上站三个小时而不显得疲惫。它是“Sunshine”的外壳，是那个金发碧眼美国甜心的载体。
但此刻，我的身体在做一件真实的事。
它在搬运证据。它在搬运真相。它在搬运一个女孩六年的等待和一个父亲失踪的秘密。
每一块肌肉的酸痛，每一次呼吸的加深，每一滴从额角滑落的汗水——都在告诉我，我还活着，我不是一个被精心编排的木偶，我是一个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为什么而做的人。
第五趟，是最后一趟。
我搬完最后一批文件，关上档案室的门，靠在走廊的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运动服的后背湿透了，贴在皮肤上，被走廊里的冷风一吹，激出一层鸡皮疙瘩。我的手臂在发抖，小腿的肌肉在突突地跳，手掌上被文件盒的边缘磨出了两道红印。
温特尔站在档案室的工作桌前，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文件。她手里拿着那本塞缪尔·哈蒙德的日记，翻到中间的一页，读着什么。
她抬起头，看到我靠在墙上喘气的样子。
她没有说“谢谢你”或者“你没事吧”或者任何我在那种情况下期待听到的话。
她走到我面前，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递给我。
“喝水。”她说。
我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是温水。不是咖啡，不是茶，就是温的、干净的、没有任何味道的水。
水从喉咙流下去的时候，我感觉那些火辣辣的肌肉纤维像是被浇上了一层清凉的油。
我喝了好几口，然后把保温杯还给她。
“谢谢。”我说。
温特尔接过保温杯，拧上盖子，放回包里。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一条白色的、洗得发白的棉布手帕——递给我。
“你的脸上有灰。”她说。
我接过手帕，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手帕上沾了灰色的灰尘和我自己的汗。
“我去洗一下还你。”我说。
“不用。”温特尔拿回手帕，叠好，塞进口袋里，“明天晚上，我们开始看这些文件。你八点过来。”
“好。”
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桑夏。”
我回过头。
“你的腰，”她说，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真的没事吗？”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加速了。不是害怕，不是紧张，而是那种被看到的感觉——不是被看到“桑夏·李嘉格”这个外壳，而是被看到“我”，这个正在喘气、正在流汗、正在用身体搬运重物的真实的、活着的我。
“没事。”我说，然后加了一句，“明天见。”
“明天见。”
我走出档案室，走上楼梯，穿过一楼的走廊，从图书馆侧门重新进入夜色中。
凌晨一点十七分。
煤气灯的光芒在雾气中晕开，把整个校园染成一种温暖的橘黄色。我走在碎石小路上，跑鞋踩在石子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夜风把运动服湿透的后背吹得冰凉，但我没有加快脚步。
我走得很慢。
不是因为累。
而是因为我想多待一会儿在这个感觉里。
这种肌肉酸痛、呼吸深沉、心跳平稳的感觉。
这种真实地活着的、用自己的身体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
走到布莱克舍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门廊下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人。
克莱尔。
她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羽绒马甲，手里拿着手机，正在低头看。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抬起头来。
“桑夏？”她的眼睛睁大了，“你怎么……你穿成这样去哪里了？”
“去跑步。”我说。
“跑步？大半夜？”
“睡不着。”我说，走上台阶，在她旁边坐下来，“你呢？怎么不睡觉？”
克莱尔看了我几秒，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我也睡不着。”她说，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泰勒的事……大家都在说。桑夏，你老实告诉我，你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说，“他去买水，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克莱尔盯着我的脸，像是在寻找某种她希望找到的东西。我让她看。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刻意控制，而是真的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东西。
“我相信你。”克莱尔最终说，然后抱住了我。
她的拥抱很暖，带着她常用的那款身体乳的椰子味。我让她抱了几秒钟，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回去吧，太冷了。”我说。
“你也早点睡。”她站起来，打了个哈欠，走进了宿舍楼。
我坐在门廊的石阶上，没有跟着她进去。
煤气灯的光线落在我的黑色运动服上，把上面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我的手掌上有两道红印，我的小腿在微微发颤，我的腰——确实有一点酸。
但我没有觉得难受。
我反而觉得，这是我来到龙学院之后，最好的一个夜晚。
远处的钟楼在夜色中沉默着。
钟楼的尖顶上，月亮正在缓缓移动，银色的月光洒在灰色的石墙上，像是给它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
我盯着钟楼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走进布莱克舍的大门，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
脱掉运动服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肩膀上有文件盒压出的红印，手臂的肌肉比平时更明显，因为充血而微微隆起。后背有一道从肩胛骨延伸到腰线的汗渍。
我看起来不像Sunshine了。
但我看起来像我自己。
我洗了个澡，换上睡衣，躺倒在床上。
枕头上有薰衣草的味道。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白线。那道裂缝还在那里，从吊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温特尔的脸。手电的光从下往上照着她的五官，那双黑色的眼睛在手电的白色光束中显得更深、更亮。
她说，你的腰，真的没事吗？
那句话的语气。
不是关心。至少不只是关心。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我正在做的是我能承受的，确认她没有让我做超出我能力的事，确认她没有把我当作工具。
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心跳有点快。
一定是今天搬东西搬太多了。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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