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之后，我决定去一趟郑州。
不是为了找赵维民，而是为了查一些东西。舅公在信里说，他被选中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命运捉弄，而是因为我有能力去做那些他做不到的事。但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那么多，为什么母玉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些梦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个在锁龙穴深处沉睡的东西，选择在我的时代苏醒？
我需要一个答案。
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把那块母玉和舅公的信装进背包的内层，拉好拉链，然后出了门。到郑州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我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烩面，然后按照赵维民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河南省文物局的研究所。
研究所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几个字。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我问她赵维民研究员在不在，她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赵老师在二楼，让我直接上去。
我上了二楼，找到赵维民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金丝眼镜，在翻看一本厚厚的资料。看到我站在门口，他放下资料，摘下眼镜，站了起来。
“陈先生，”他说，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惊讶，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请进。”
我走进去，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资料，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一点淡淡的咖啡味。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沿岸的地形图，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线条，像是某种复杂的密码。
“喝茶还是咖啡？”他问。
“不用了，谢谢。”我说。
他没有坚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看着我。
“你来找我，是为了那块玉的事？”他问。
“是。”我说，“我想知道它的来历。”
赵维民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一个铁皮柜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盒。盒子很厚，表面贴着标签，上面写着一串编号。他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沓文件。
“这是我们研究所多年来关于那块玉的研究资料。”他说，“包括成分分析报告、碳十四测年数据、纹路拓片和对比研究记录。你可以看看。”
他把那沓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头，看着那些纸张。最上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拍的正是我手里那块母玉。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照片里的母玉和现在一模一样，灰白色的，表面布满细密的纹路，安安静静地躺在黑色的天鹅绒衬布上。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我问。
“一九八七年。”赵维民说，“拍摄者是柳文山。”
我抬起头，看着他：“柳文山？”
“对。”赵维民说，“他当时是我们研究所的特聘顾问。这块玉就是他带到研究所来的。”
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翻开那沓文件，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成分分析报告显示，母玉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普通的玉石没有太大区别。但其中含有几种无法识别的微量元素，它们的排列方式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不像是天然形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则显示，这块玉的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之间，误差不超过两百年。
四千三百年。那是龙山文化的晚期，夏朝建立的前夜。那时候黄河沿岸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邦和青铜器，文字还在萌芽阶段。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是谁雕刻了这块玉？是谁在上面刻下了那些至今无法解读的纹路？他们想要记录什么？又想封印什么？
我翻到文件的最后一部分，看到了一篇手写的论文草稿。字迹是柳文山的，和他留在《柳氏水经》上的字迹一模一样。论文的标题是《豫北地区史前玉器纹饰与黄河水文信仰的关联性研究》。我粗略地翻了翻，内容主要是探讨史前玉器上的纹饰与黄河水文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柳文山写道：“种种迹象表明，在距今四千年前后，黄河沿岸存在一种以玉器为核心的原始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中心，是对黄河水文的观测和崇拜。而这些玉器，很可能就是这种信仰体系的物质载体。”
我放下论文，沉默了很久。
“柳文山的研究，”我说，“后来怎么样了？”
赵维民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没有发表。”
“为什么？”
“因为他在写完这篇论文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赵维民说，“他的死因，至今没有定论。”
我坐在椅子上，握着那份论文草稿，感觉纸张的边缘硌着我的手指。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那些纸张在光线下泛着暗淡的光泽，像是一片片干枯的树叶。
“赵老师，”我说，“你觉得，这块玉到底是什么？”
赵维民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天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觉得，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我的意思是，”他说，声音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它不属于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古代。它的工艺，它的材质，它上面的纹路，都不符合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史前文明的特征。它像是一件……被放错了时代的东西。”
他转过身，看着我。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让他的脸处在阴影中，看不清表情。
“陈先生，”他说，“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么？”
我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说：“我相信。”
赵维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研究所待了一整个下午，翻阅了所有关于那块母玉的研究资料。赵维民把档案盒留给了我，自己出去开会了。我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一些能够解释这一切的线索。但我找到的越多，不明白的就越多。每一个答案都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像是一串无限延伸的链条，看不到尽头。
天快黑的时候，我合上档案盒，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空被夕阳染成了一片暗红色，像是凝固的血。远处的建筑物在暮色中只剩下 silhouettes，像是一排沉默的巨兽。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赵维民在走廊尽头等我。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看到我出来，把信封递给我。
“这是柳文山留下的一些私人笔记的复印件。”他说，“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我接过信封，道了声谢。
“陈先生，”他说，“如果你找到了答案，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我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说：“如果我找到了，我一定告诉你。”
我转身，沿着走廊往外走。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停下脚步，回过头。赵维民还站在走廊尽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单。
“赵老师，”我说，“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因为我也想找到答案。”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下了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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