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没人回来，没人从大门离开，只有一个警察守在门口，隔一段时间开一次门。
每个人都被发放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同的数字，警察每次开门都会念到其中一个数字，持有这个数字的人便要跟着门外的黑衣人走。这是一种简单的临时管理方式，不需要知道任何身份信息，只需要服从就能让组织者以最快的速度筛选出他们需要的人。
顾闻筝手里的纸条上的数字是20，一开始她以为是按照顺序，可并不是，警察念出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更像是随机选出来的。
小郑十五分钟前被叫走，她成了最后一个留在办公室的人，整间屋子静得可怕，挂在墙上的时钟毫不留情面地走着，发出的每一声声响都敲着她的心尖。坐在办公桌前，她有点不安，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被怀疑总是会让人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警察开门叫号，她站起来，整理好衣服上的褶皱，拎着包跟上警察的脚步。
她被带到三楼的另一间办公室，很大，应该是哪个主任的。
屋子里明显有被暴力翻找过的痕迹，撬开的保险柜、散落一地的文件，摔在地上的钢笔，不难看出有人想从这儿挖点什么东西出来。
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面无表情地坐在歪斜的桌子后面，桌上什么都没有。警察收走纸条，让她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双手伸直打开，平举在胸前。
这是个不太舒服的姿势，蔓延的酸胀感让人很难集中精神去思考，她微微松懈了一下，坐在左边的男人立刻严肃地让她继续举起来。
顾闻筝看向那两个男人，他们很年轻，一丝不苟，目光凌厉，不过他们的目光不在她身上，好像越过了她的肩，落在背后的某个地方。
右边的男人开口问她三个问题，关于工作、生活以及与同事的关系，要求她慢慢回答。顾闻筝如实讲，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紧张。刚才说话的男人则盯着她的手，不断在她回答时打岔，让她重复一遍或是再从头讲起。她只能配合。
反复纠缠在一个细节，对模棱两可答案的深究，适时的威吓，顾闻筝意识到他们在等自己犯错。聪明的做法，不过她没有他们想要的秘密。她顺利通过这次谈话。
离开那间“询问室”，门口的警察把她带去二楼大会客室，她问警察那些是什么人，警察神神秘秘地讲，党里的人。
到会客室，其他人也在里面，见她进来赶忙上来询问。
“简单问问情况罢了，不碍事。”顾闻筝说。
小郑挤开其他人跑上来一把抓住她的手，嘴里念念叨叨，“怕死了怕死了，他们问我的时候笑了，皮笑肉不笑！”
旁边一个男人搭腔，说那些人都是“党务调查科”的人，一个字说不好是要犯大错的。
党务调查科，顾闻筝对这个部门不太了解，不过做人重在会察言观色，看也看的出来那些人是特务，不是做明面上事情的人。
没有缘由的，她想到李维钧。
李维钧生得一副好皮囊，个子又高，板着脸颇有些电影明星的味道。他不像那些黑衣人，没那么让人紧张，只是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团看不清的低气压，这种气压让人不由得想要远离他。
她有点好奇。李维钧提过戴先生，加上行动处长的身份和姐夫的关系，是复兴社成员板上钉钉。复兴社的名号她听过的，忠于领袖铁血救国，手段更是雷霆万钧。可她还是想知道一个军人，一个读过辅仁大学的军人，是否会像党务调查科那些人一样，有那般令人害怕的嘴脸呢。
到后半夜，四点多五点，警察到会客室里告诉大家审查已经结束，可以各自回办公室。顾闻筝叫醒旁边睡迷糊的小郑，一行人匆匆忙忙上楼去。
办公室被翻过，尽管已经被整理得非常干净，可是一些微小的变化只有使用它的人才看得见。所有的文件，档案，包括他们自己的私人笔记本，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开检查过后放回原位。
这大概算是一种礼貌的入侵，也是一种不太明显的示意，所有人都会无一例外的被监视着。
秘书处的人通知除重要岗位外的其余人员可以回家休整一天，她收拾好东西，打一个电话回家，母亲在电话那头喊着让小秦赶紧出门。
站在路牙子上等，顺子突然窜了出来，手里举着报纸，晃来晃去地向政府大楼内部望。
“小姐，今个不上班？”
“没多少人上。”顾闻筝说，“谢谢你啊小孩儿。”
“噢。您说昨天那事。”顺子搓搓手，“您说的对，那儿的阿姨人真好，买了几份报纸不说，还拿吃的给我。哎哟，那糕点又软又甜，小爷我第一次吃呢。”
“你这称呼可不文雅。”她笑了。
“怎么叫文雅啊？”顺子搓搓手，“我娘生下我弟弟就死了，我爹呢，以前在船上烧锅炉，锅炉炸了也死了。家里小弟要吃饭，那怎么办？文雅的活路咱可找不着。而且这世道除了自己在乎自己，还有谁在乎？小爷我早就看透啦。”
“政府不是有专门的育孤堂吗？怎么不去哪儿，至少吃饭睡觉不发愁，有机会还能进学校读书。”
顺子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小姐啊，你们这样的人就是在小洋楼里过日子过得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小爷我不是没去过，是去了跑出来了。政府一年拨的款到那儿还剩多少？一个月也就吃一次带点油花的东西，有一次我弟弟太饿了，我去食堂偷了个只有老师才能吃的白面馒头，您猜怎么着，被打个半死。他们不治，可小爷命大。”顺子拍拍胸脯，“活过来了，顺便跑了。”
顾闻筝看顺子一眼，用沉默来回答。
“别说这，您们那……那谁来着？院长怎么样啦？”没人要报纸，顺子把报纸折起来，放回腰间的口袋，“死了？不会吧！”
“别乱说！”
顺子用手捂住嘴巴，“抱歉抱歉，那不是有大新闻报纸才好卖么。”
“要是有这大新闻报纸才不好卖呢，”她讲，“到时候乱成一锅粥，没人看报纸了。”
“那才好呢。到时候洋人接管这地段，大胡子戴十字架的人把我们带去教会，那才好呢。教会学校可亮堂了，读白纸页的书，有大面包吃，还发衣服。我见过几次那些学生，一看就是讲学究的。”
“你想读书。”
顺子摇摇头，看她一眼，又点点头。
“我爹给我说烧锅炉没出息，要读书才会有出息。”顺子笑眯眯的，“不过书不一定要去学校读，在街上学到的东西比书里还多。这条街在南京，南京在中国，想好一点，这片大地都是我的学校。”
她望一眼，小秦来了，她该走了。
回到家，顾闻筝倒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
她做一个梦，很奇怪，梦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黑乎乎的，弥漫着咸湿的腥气。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面巨大的钟，时间倒着走，机械齿轮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越来越急促。时针分针归到零点，海面上升指导淹没她的头。窒息感很真实，她猛惊醒。窗外是一个将黑的天幕。
床头的水不知道放了多久，她拿起来，不管不顾地一口灌下去。
房子里飘着香味，应该是做了一条鱼。
顾闻筝小时候被说有个狗鼻子，灵光得很，厨房做什么菜闻一闻就能说对七八成，长到十三岁，女孩子听不得半点不好，狗鼻子这称呼就丢在了过去。想起来还挺不好意思，她用力嗅了嗅，嗯，应该加葱油一起上火蒸的。
饭桌上顾清来也在，见她三步并两步跑下楼便讲她没点女孩子的规矩。顾闻筝知道父亲在开玩笑，她慢慢踱步过去，双手合起放在腰侧，行个屈膝礼。
“要等父亲大人吃过了才是，要我在这给您布菜吗？”
“哎呦，”顾清来把筷子和碗放下，对她抱拳，“您这样的小姐，怕是使不得。”
顾闻筝被逗得咯咯笑。她用筷子拨鱼肉，夹起一块沾上酱油送进嘴里，漫不经心地聊起昨天的事情。
提到顺子，坐在旁边的徐笠芳想了想，开口说：“是个好孩子。”
“怎么好？”顾闻筝问。
徐笠芳说：“麻利又灵光，有礼貌，模样也不差，要是生在好人家，大概也能读得成书。我给他一块伦教糕，他不吃，反而向我讨一张纸，讲要拿回去给弟弟吃。”
“哦？”顾闻筝放下筷子。
“他弟弟才四岁，住在码头那边叫一个倒尿桶的老妈子看着。”徐笠芳叹一口气，“十几岁的男孩子，瘦得像竹竿，我以为他就九、十岁呢。”
顾闻筝有点诧异，在她的印象里，十几岁男孩的模样已经脱离了稚气变得挺拔，声音变粗，个子窜得很高，脸颊上会冒起几根胡茬作为和童年告别的印记。
徐笠芳叹息着说：“卖报纸还要养一口人，有活路就不错了。”
顾清来一直听着，他夹菜，跟着说一句：“都是命。”
顾闻筝也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变成一串无意义的音节。
嗯嗯啊啊，她没资格对别人的命运评头论足。
刺杀案发生的第三天，刺客的身份被披露出来。
是一位记者，晨光通讯社的，叫孙风鸣，以前在十九路军当过排长。他开了三枪，三枪都打在汪院长身上，随行的警卫拔枪还击，当场就把他擒住，送医第二天宣告不治。消息很准确，政府电台播的，主持人非常愤怒，斥诉孙犯刺杀之行为无国无家，不忠不义，是对抗战大局的严重伤害。
大家围着听，听到这里，有人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哼哧，不知道是针对那孙犯还是受伤的汪院长。
刺客为什么这么做，大家心里和明镜似的。
三年前淞沪抗战，蔡廷锴军长率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血战日本海军陆战队。十九路军多粤地子弟，淞沪一役打响时距离春节仅八天，战死者的阵亡通知书送达广东，家家挂白色春联。本以为此役能挫伤日军士气，可结局不是一场大胜。一纸协议让日本人的军舰开进内海，军队进驻“非武装区”，然后是十九路军被调去江西剿匪，蔡将军下野流亡。去年十九路军被委员长因为剿匪不力撤了番号，剿匪期间阵亡兵士的抚恤金被砍半发放。全都是遭人记恨的决策，有人对此不满也不足为奇。
想到这，顾闻筝甚至觉得刺客的目标是委员长。
不忠不义的想法，她笑自己。
坐回位置，拿起新送来的文章。此篇一周前刊于德国《东亚杂志》中，主要介绍德国汉学的发展情况。文章不长，翻译起来比较轻松。
读了一半，话务室的一个接线员匆匆忙忙冲进来。
“出事了！”她喊道，“点名找顾小姐，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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