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走出何宅，等他的是一辆白色牌照、省级警用轿车。
中央督导组下来，省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临时设在省公安厅招待所。
房间里陈设简单，人也简朴。
这个人戴一副半框眼镜，穿一领夹克衫，一条深色灯芯绒长裤，是学者作家面对记者编辑的那种从容随意。
他站起来，伸出手。
何秘书，你好。我是二十三督导组组长陈伟民。
这个级别的人物，要么不开口，只要开口，就不会说错话，陈组长却一上来就弄错了姓氏。
刘锋握住那只手，回答，黎氏集团，刘锋。
陈组长请他落座，跟他寒暄。
江北大学经济系教授何秀丽女士是你的？
刘锋回答，恩人。
陈组长没有说话，他看向窗外，回忆着。
六八年，我父母下放江西，在干校学习，那时候我才这么高。
他笑着，抬手在座椅扶手那儿比了比。
好像，是在进贤小学读的书，何教授和我同班。女孩子里她最漂亮，下到地里，比男孩子还能干。
我一见你，就想起当年的何教授来了，我以为她是你的母亲。
刘锋说，我上高中才第一次见到她。
他说，您去过南岸新区么，那儿原来都是山，有间孤儿院，何教授先后匿名资助了五六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
陈组长不安地欠了欠身。
抱歉，我是不是不该问你这个。
刘锋说，您什么都可以问。
寒暄结束了。
镜片后的目光和善，却没什么温度，谈话冷肃起来。
陈组长说，何教授资助你，所以，你后来为何教授做事？
刘锋回答，黎氏集团发我薪水，所以，我为黎氏集团做事。
陈组长说，你为黎氏集团做的事，和你们南山学社让你做的事冲突了怎么办？
刘锋看着他。
两个人相视沉默。
刘锋说，您知道南山学社。
陈组长唇角浅扬了扬。
他说，郑刚。
他在省厅，借职务之便调查了他的妻子，查到了你，一个孤儿，在何教授的资助下长大，考上了江北大学，何教授执教的经济系。四年的学费生活费来源，是南山奖学金。
何教授每星期二、星期五各有两节课，有课的日子，你会到教师食堂和她吃饭，研习学问。
陈组长靠向椅背。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剩下的，我想听你说。
听我说怎么和何教授研习学问？刘锋问。
听你说南山学社，还有，你们的掌舵人。陈组长回答。
刘锋静了静，让自己感知一下这个空间。
他和陈组长的距离很近，几乎是促膝相谈，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挡，提讯桌、茶几，礼节上的茶水烟缸都没有。陈组长不是正对着他的，他在他左侧，三分之二侧向着他，他正对着的是一面墙。
刘锋抬起头，他忽然领会，那不是墙，而是一面单向玻璃。
在它后面，刘锋想，那里应该有一双熟悉的眼睛，正注视着他。
他对着那面墙和那个人开口。
八十年代末有一群失去孩子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凑了一笔钱，打算如果有孤儿到了十六七岁还没有家的话，这笔钱可以供他们读完大学。它是南山奖学金的前身。
陈组长眨了眨眼睛，好像听到什么奇闻，难以相信的样子。
他说，你们的组织，遍及全国？
刘锋说算不上什么组织，只不过恰好都没有家，彼此休戚相闻，有个照应。
陈组长说，是有了这个家，就不能再有别的家了。
刘锋没有回答。
陈组长问，你们南山学社成立至今，一共有多少人？
还是没得到回答。
陈组长起身，踱到房间另一边，从书桌上拾起几页资料，一边挑挑拣拣念着，一边走回来。
瞿白衣，北卡罗来纳大学，学建筑的。回国以后成了爆破专家，你们叫他不动明王。
张刃，省大，学金融的，开了一间事务所，替人炒股票，这是副业，主业是洗钱。
陈组长念了四五个名字，坐回自己的位置，把资料递到刘锋膝上。
他说，我们只掌握了这么多，说说这上头没有的。
刘锋没去看。
他说，知道了名字没什么用，你们掌握的，是那些有名字的，还有一些，一般用不上自己的名字。
陈组长问，你是哪一种？后一种？
没有回答。
陈组长好像累了，他仰起脸，叹息了一声。
他说，战国时候也有这么一种人，游历四方，谒见诸侯，谈得来就做他们的幕僚，教他们怎么镇守一方。我们称为，辅佐。
刘锋说，是协调。
谦虚了。陈组长摇头。
他说，看上去是主君选择了他们，其实是他们在选择他。
比如你的黎先生。从叫他黎先生起，你就在暗示他，他不只是你的老板，不只是一个暴富的商人，他要成为一个江北教父式的人物，才能胜任他的位置，一旦不称职，马上就会有人取代他。
刘锋的目光从陈组长身上移开，朝向对面的墙，停留了一会。
他说，没有谁在选择他，他是，自己走到我面前的。
他说，没有“战国”，自然也就没有那个，在您的想象中凌驾于“战国”之上，掌控一切的人，那个人，只是发起了一项奖学金。
陈组长手里还剩一页纸，他递过来。
那是南山基金会在民政部的登记证明，影印本，法人代表那一行签着一个名字，何照渝。
他指了指那个名字说，他不只是在我的想象中，他在这儿。
陈组长坐直身子，看上去，离刘锋更近了一分。
你能告诉我，他后来常用的那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么？
刘锋沉默许久。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陈组长，您的职级是？
陈组长笑了。
你要什么级别，我就是什么级别。
刘锋屏住呼吸，直视着陈组长，斟酌了一会，垂下眼眸。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的名字不是他一个人的名字。
已经有几百人几千人，因为这个名字走上了今天的轨道。轨道的意思是，前面有人在走着，后面也有人在走着，他们不能进，不能退，也不能站住。他们已经下不来了。
以您的级别，一定明白其中的难处。
陈组长听完，静了一会，为他鼓了三声掌。
几百人几千人的事，是我们要考虑的，你要考虑的，是假如没有人肯指认那个名字，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大案，就要办成几个普通的刑事案经济案了。
刘锋回答，大案小案，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陈组长说当然不一样。
比起那个人来，你和你老板做的事不值一提。但是你们集团，日常经营上的小动作，走私、行贿、操纵股市，桩桩件件都够得上无期。
二十多年合作无间，我以为，你会为你老板考虑。
刘锋说选择权不在我手里，我也没有资格，为黎先生考虑。
他们在走廊上见到了黎志田。
陈组长打招呼说，黎总的秘书不好说话。
黎志田换上一脸深受其害的模样。
他说好几年了，一直这样，我是敢怒不敢言。
陈组长说该换换了。
黎志田说早想换了。人事组在他手里管着，换个人先要过他这一关，我有什么办法。
他的目光和刘锋的目光，隔着陈组长碰在一起，他对他说回去再说。
陈组长说黎总恐怕得一个人回去了。
黎志田说你扣着我秘书，我怎么上班？
所以我说，该换换了。陈组长说。
黎志田没说话，他越过陈组长，拉刘锋的手。
刘锋站着没动。
陈组长说黎总，我们聊了什么你都听见了，现在除了我，没人保证得了他的安全。
走廊尽头，黎志田踏进电梯，转过身，又望了刘锋一眼。
刘锋也在望着他。
电梯门合拢了。
何秀丽来省厅招待所见刘锋。
两个人在一间会议室里，隔桌对坐。
身边有人值守。
那天何秀丽好像只不过念了一篇文稿，她在心里写了又写，烂熟得近乎厌烦了，所以念得没什么起伏。
何秀丽说黎志田来找我，付了三张支票，跟我要一个人。
第一张一千万，说是谢我力排众议生了他，他才能来到这个世上。
第二张五千万，说是谢我送他进孤儿院，养他到十来岁，又陪他读完大学，他才能走到他身边。
第三张他让我随便写，说是怕我伤心，给我的精神损失费和养老金。
前两张我收了。
我生他的时候没指望得到什么，六千万，也算一笔意外之财。
第三张我没收。
他走了我没损失什么。
他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一次了。他和他父亲一样，没根基没资本，不计后果，只知道一路抗拒一路挣脱。在他们眼里，没了妻子和母亲，也没损失什么。
何秀丽说话的时候始终侧脸望着窗外，没有哭，只是流泪。
临走，她在会议桌上留了一只竹盒。
她说，你读书的时候，喜欢吃家里做的红豆糕。做糕饼的孃孃回乡下探亲去了，我做了点儿，给你带来了。
按照在押人员管理规定，值守的人揭开竹盒，过了过目。
五块红豆糕整齐地排在一只竹碟上，中间那块，糯米上点了一朵梅花。
回到房间，刘锋把那块有梅花的红豆糕掰开，暗红的豆沙里，冰凉凉的，藏着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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