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
安妮·克利福德想：它究竟是在哪一秒出现差错的呢？
可能是在2006年1月，那个布鲁塞尔的下雪天，因为轮胎打滑，父亲难以控制方向盘，然后在母亲的尖叫声中，他们的汽车一头撞向弯道护栏，随后坠下山谷。
医生们都说，安妮的生还是一场奇迹。
尽管她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车祸留给她的，除了左肋下一道深可见骨的狭长伤疤，还有一只聋掉的耳朵。
安妮在住院的第七天醒来。
三个月后，她被接到远方的姨妈家暂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亲缘关系。
安妮的母亲是外祖母和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女儿，而这个姨妈则是外祖母第二任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女儿。
姐妹俩没有血缘关系，但她们的感情却很好。
所以在姐姐去世后，作为妹妹的姨妈接手了安妮的养育工作。
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叫瓦莱丽·库尔图瓦，儿子叫蒂博·库尔图瓦。
表姐瓦莱丽对安妮的到来很是热情。
她小心翼翼的模样仿佛后者是一个脆弱易碎的玻璃花瓶，需要小心呵护。
在安妮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天，她就搀扶着对方、热情地给这个需要照顾的女孩介绍这栋“新房子”的一切，从一楼的厨房、客厅到二楼的起居室和书房。
她将安妮领到了一间卧室前。
这是他们全家人为对方准备的房间，虽然是经由储物室改造而来，但所有人还是用心布置了一番——
深褐色的实木床铺、长方形的简约书桌、随风飘荡的纱布窗帘、崭新的墙纸，以及摆放在床头柜上的茂密绿植。
瓦莱丽有些紧张地推开了房门。
“喜欢吗？”
她看着安妮，这样问道。
她的声音是这样轻柔、舒缓，仿佛害怕惊扰到一个易碎的梦境。
安妮点了点头。
见状，瓦莱丽松了一口气。
她似乎想要伸手揽过这个表妹的肩头，但联想到对方刚才下意识的抗拒举动，又不着痕迹地松开了手。
对于安妮而言，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友善、美好的。
表姐瓦莱丽热情大方，她有着一副打排球练出的强健体魄，还有健康的小麦色肌肤。
姨夫蒂埃里·库尔图瓦是一名排球教练，这些年他一直带着大女儿外出参加各项比赛，虽然他看上去有些严肃、板正，但实际相处下来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中年男人罢了。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安妮想。
就如同车祸之前的他们一家人一样，有温柔的母亲、沉稳的父亲，还有活泼的孩子。
但意外把这一切都毁掉了。
她的人生就此失控，宛如一列轰隆隆驶向悬崖峭壁的火车，从今往后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再是她想象中的模样。
回想过去，安妮记得：
她出院是在一个夏天。
距离那桩惨烈的车祸已经过去了小半年。
她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当她再次站在阳光下，才从周遭植被、气候的变化中意识到季节的转变。
从冬到夏。
从布鲁塞尔到亨克。
当然，也正是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表弟：蒂博·库尔图瓦。
这个年轻的男孩穿了一件宽松的天蓝色衬衫，还戴了一顶遮阳草帽。
由于身材高挑，他从中学开始就比同龄人高出了一个头，于是脖子越发细长，脸在肩膀的对比下显得很小，像一只未成年的小长颈鹿。
他顶着一头宛如桃叶般的柔顺黑发，温和地噙着一丝微笑。
天然、无害，甚至还有些温驯。
这就是安妮对蒂博·库尔图瓦的第一印象。
他走上前来和她握手。
还接过了安妮手里的包，她的行李箱则由姨夫库尔图瓦先生拎着。
他的手掌很宽大，几乎能完全包裹住她的手指，掌心也烫烫的。
安妮站在烫热的砾石道上，姨夫刚刚开车把她从医院里接了出来，一同前去的还有表弟蒂博·库尔图瓦。
可能是头顶灿烂的阳光照得她有些眼花，于是一不小心，她握住对方手掌的时间就显得长了些。
但蒂博没有任何排斥的情绪。
他是那样彬彬有礼，就像每个家教良好的男孩一样，他朝她笑了笑，然后反握住她的手掌轻轻晃了晃，低声说道——
“安妮，欢迎你来到这个家。”
（2）
表弟蒂博的态度很友善。
虽然她只比他大了两个月，安妮出生在3月，而蒂博则是5月。
她没有他高、身材也没有他强壮，似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安妮都没有一个做姐姐的样子，但这个十四岁的男孩仍是很尊重她。
在同她交谈的时候，他会贴心地放慢语速。
当然，这是事出有因。
比利时的语言情况有些复杂。
它坐落于西欧，隔着多佛尔海峡与大不列颠岛相望，陆地上则与法国、荷兰、德国接壤，占地面积仅有三万平方公里，由于地势低洼，它还与荷兰、卢森堡并称“低地三国”。
复杂的地域环境导致比利时国内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行政上，它主要被划分为了三个部分：北方弗拉芒大区、南方瓦隆大区以及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其中，弗拉芒人以说荷兰语为主，瓦隆人则以说法语为主。
至于首都布鲁塞尔，虽然名义上它被定为“双语区”，但实际上这里早已成为一座法语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了。
安妮的麻烦之处也正是源自于此——
她出生于布鲁塞尔，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法语，荷兰语仅限于能粗略听懂、会读一些简单的句子，说和写都比较困难。
但亨克却位于北方弗拉芒大区，这里的居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恰恰是荷兰语。
在刚搬到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表弟蒂博每天都会带着他过去所使用的一些教材，来找安妮练习口语。
毕竟她总是要继续上学的。
她的父亲克利福德先生是家中独子，爷爷奶奶同外祖父外祖母也早已去世，姨妈范妮·库尔图瓦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家人了。
安妮想：
或许她可以开始重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界，但相较于孤独的布鲁塞尔，在亨克，她至少还有相熟的亲戚。
虽然父母的亡故让她痛不欲生，但人总要学会向前看。
暑假结束后，安妮开始重新上学。
她在布鲁塞尔读的是第一类中等教育，已经读完了第一个阶段（两年），根据学制规定，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学生将要从普通、职业、技术、艺术四个方向中任选其一。
她选了“普通”，表弟蒂博则选了“职业”。
他是一名亨克足球俱乐部的青训球员，他已经在这家俱乐部训练了整整七年，从1999年到2006年，为了儿子的前途，蒂埃里·库尔图瓦甚至把整个家都搬了过来。
他们一家人原先生活在布雷，这是一座同样位于比利时弗拉芒大区、东部林堡省的城市，后来才搬到了亨克。
毕竟这里有全国最好、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
蒂博已经下定决心要从事职业足球运动员的道路，虽然这异常艰辛，即便是门将位置也竞争激烈，他甚至不是球队一门，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六门、替补中的替补。
但这个年轻的男孩已经做好了准备。
由于未来方向选择不同，所以尽管安妮和蒂博念的是同一所中学，但二者在班级分配上却略有差别。
她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所有人都在说荷兰语的环境。
排斥感恰恰由此产生，如果说安妮在新家庭中接触到的都是友善、美好的一面，那么她在学校中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同学的恶意。
亨克的繁华肯定不能与布鲁塞尔相提并论。
前者甚至不是林堡省的省会城市，只是一个略有煤炭、天然气资源的工业区。
但布鲁塞尔却是比利时的首都，它甚至是全欧洲的首都，是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北约总部驻地，每天都有上百个国际行政中心、官方组织团体在这座城市举行会议。
所以很难想象在亨克这样一个偏僻、遥远的东北部城市，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会对说法语的瓦隆人产生多大恶意。
安妮与同学格格不入。
她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外来者。
由于一只耳朵聋掉，在日常生活中，她总要佩戴着助听器，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玩意儿，非常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她不上体育课，这是经由学校批准的，因为她半年前出车祸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透，准确来说，是连走路都成问题，但安妮还是不肯用拐杖。
不过轻薄的夏季校服还是让她小腿上的伤疤无从掩饰。
同学们会盯着她的疤痕窃窃私语。
有一次她甚至听到这群人在议论“丑陋（Le laid）”。
这是一个法语单词。
他们特意学了法语来骂她。
坦白来说，安妮·克利福德的确与这个学校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同。
她有着一头非常漂亮、耀眼的金色长发。
她的衣衫总是整洁而明净，发辫也打理得一丝不苟，无论何时，她都是一副冷静、理智的模样慢步行走于校园的林荫小道上。
你很难在她身上看到青少年所特有的莽撞与不知轻重。
她的人生似乎被按下了加速键。
她与那些一脸稚气、整日嘻嘻哈哈的同龄女生一点也不一样。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被解释为装模作样。
同学们觉得安妮有些高傲。
她的荷兰语也说得不好。
所以到底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呢？
来自神秘的布鲁塞尔，如今却转学到亨克读书，年初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父母迄今为止没有露过一次面，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小组作业也没有人愿意和她组队——
所以到底在高傲什么？
又在清高什么呢？
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
学生们展露“恶意”的方式通常也更原始、更直白。
这份直白让安妮无所适从。
他们对她的家庭很感兴趣，尤其当表弟蒂博还是学校里的名人。
有一次这群人直接问到了她的面前：
关于转学，关于姓氏，关于她的助听器、伤疤，还有父母。
如果说前面的话题，安妮都可以当成没听见，转而不去和这些陌生人计较，那么“父母”两个字就是她的禁忌。
虽然距离那场下雪天发生的车祸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这仍是安妮心中未愈合的伤口。
她只是努力让自己忘记。
却从未有一刻真正忘记。
独自一人时，她甚至会发疯地思念着布鲁塞尔，思念着过去那些和父亲、母亲一起度过的日子。
后来安妮想：
她对蒂博·库尔图瓦态度的好转可能正是源自于这件事。
因为他为她揍了那些说闲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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