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同志，你的想法，决定不了我的未来”
历史背景为中苏交恶，与上文没有联系
1959年的北京已经有了秋意，梧桐叶卷着风掠过外交部招待所的窗棂，瓷把刚译好的电报稿放在桌上，指腹还残留着钢笔墨水的凉意。门外传来皮鞋踏过走廊的声响，规律得像节拍器——是苏来了。
他推门时带来了西伯利亚的寒气，军大衣领口沾着未化的霜，扫过桌上摊开的地图，那里用红笔圈着珍宝岛的位置。“你的工业计划太保守了，”苏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拍在桌上，金属钢笔在文件夹上磕出轻响，“按照我的方案，三年内就能建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看看，怎么样”
瓷垂眸看着那份计划书，纸张边缘被苏的手指摩挲得发卷。“可是您的方案里，所有的矿产资源都要优先供给苏联，”他轻声说，指尖在“合作”两个字上停顿，“我们需要自己的轻工业，需要让老百姓能穿上暖衣，吃上饱饭。”
苏挑了下眉，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话。他走到窗边，望着院子里那棵从莫斯科移栽来的白桦树，树皮上还留着去年冬天刻下的五角星。“别忘了是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送来的机床和专家，”他转过身，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该学会服从，这对你没有坏处”
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中苏边境的雪下了三天三夜，雪落的无声，瓷收到消息时，正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调试新到的轧钢机，机器的轰鸣声盖过了通讯员的喊声，直到一张加急电报递到他手里——苏联撤回了所有在华专家，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什么！？这个混蛋……”瓷的声音里满是愤怒，隐隐藏着不安，没人听出来他声音里的颤抖，轧钢机的齿轮还在转动，发出沉闷的声响，瓷的手指捏着电报，纸角被冻得发硬。他想起几个月前，苏站在这片厂房里，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会永远站在一起”，那时阳光透过天窗洒下来，在苏的军装上镀了层金边，那时的他像向日葵那般热烈灿烂，可瓷忘了，向日葵是会枯萎的，人总是会烂的。
开春后，瓷去了趟珍宝岛。江面上的冰刚化，泛着青灰色的浪，他踩着泥泞的江岸往前走，看见对岸的岗哨换了新的旗帜。一个戴皮帽的苏联士兵隔着江朝他喊话，语气里满是警惕，瓷没听清他的话，却看懂了他举起的枪，那是苏对他的威胁，警告。
回到北京时，外交部的会议室里堆满了文件，都是苏发来的照会，要求偿还所有援助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时的军火款项。苏的特使坐在对面，手指敲着桌子“要么按我们的要求做，要么承担所有后果。”轻蔑的语气，眼神中带着不屑，瓷知道，这是苏的态度
瓷看着窗外抽芽的梧桐，想起小时候苏教他写第一个俄文字母的情景，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痕迹，像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疤“我们会偿还所有债务”他说，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江面，“但我们不会用国家的主权做交易。”
特使走的那天，又下起了雪。瓷站在城楼上，看着苏联的专列驶离站台，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雪地里拖出长长的影子。他裹紧了身上的棉衣，那是去年苏送他的礼物，里衬绣着镰刀锤头的图案，现在摸起来，只剩下冰冷的布料，那是被苏遗忘的初心
1969年的夏天，珍宝岛的冲突爆发了，瓷在作战地图前站了整整一夜，眼睛里满是红血丝，红蓝铅笔在江面上画了无数条线。参谋进来报告时，他正望着墙上那幅已经泛黄的中苏友好宣传画，画里的两个身影肩并肩，笑得灿烂，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不知何时他们的情感埋葬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中
“苏方要求谈判，”参谋递上电报，“他们说……希望我们能认清自己的位置……希望我们好自为之”
瓷接过电报，上面的俄文依旧遒劲有力，和苏当年写给的他的信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温馨的木屋里，苏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他肩上，说“寒冷总会过去的”。那时的炉火很旺，墙上映出了两人的影子，他们挨得很近，就像有了彼此，从此便不再惧怕严寒，谈判在边境的小木屋里进行，苏穿着的还是那件军大衣，胸前挂满了勋章。他看着对面穿着中山装的瓷，忽然笑了“你真以为凭你自己能走到今天？没有我的帮助，你连像样的工厂都建不起来。”
瓷的指尖在桌上轻轻敲着，节奏沉稳。他想起这十年里，工人们在零下三十度的工地上建起的炼油厂，想起农民在盐碱地里种出的棉花，想起那些用算盘算出原子弹数据的科研人员。阳光从木窗的缝隙里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他知道他曾经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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