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深没有去苏黎世。
那本伪造的护照，那张头等舱机票，那份数字长得像一个陌生电话号码的信托文件，他都留在了那座玻璃城里。它们被整齐地放在玄关的矮柜上，像上一位房客遗落的物品，与他毫不相干。他只带走了自己来时那个半旧的背包，和他这几年在“暗涌”不动声色积攒下的一些积蓄。
他是在婚礼那天的清晨离开申城的。天还没有完全亮，城市东边，天际线被染上了一层鱼肚白，那种颜色像长久不见天日的病人脸上泛起的潮红。他坐了最早的一班火车。火车开得很慢，铁轨发出单调而催眠的“哐当”声。他靠在冰凉的车窗上，看着窗外，看着那座他生活了数年的城市，在他眼前一点一点地缩小，模糊，最终变成一片遥远的灰色剪影。他没有回头。
火车的终点在一个没人认识他的海边小城。他戒了酒，开了一家小小的甜品店，每天和面粉、奶油打交道。
那座海边小城，与申城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里的空气永远是潮湿的，带着咸腥的海风味道。房子都不高，墙壁被海风侵蚀得露出斑驳的底色。时间在这里，仿佛也因为沾染了湿气，而变得缓慢、沉重，懒洋洋地，不愿意往前走。
言深的甜品店，开在一条通往码头的老街上。店面不大，只在靠窗的地方摆着三两张褪了色的木头桌子。他每天起得很早，在后厨那个温暖的小小空间里，和面粉、黄油、鸡蛋与糖打交道。他不再需要去记忆那些复杂而精确的酒谱，不再需要用摇酒壶，用层次丰富的液体制造幻觉。他只是用手，去感受面团的温度与韧性，用鼻子，去分辨黄油在烤箱里融化时散发出带着**的甜腻气息。
从调制苦涩复杂的鸡尾酒，到制作温暖甜蜜的甜品，这不仅仅是职业的转换。这更像是一种仪式，他亲手将过去那个在浮华与谎言中借壳求生的言深，一点一点地，埋葬在了面粉与糖霜洁白的寂静里。
他外表依然是开朗的，会和来买面包的、满身鱼腥味的渔民说笑，会多送一块小饼干给放学路过的小孩。镇上的人都喜欢这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年轻人，只当他是某个厌倦了大城市、来此地寻找清净的过客。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也没有人关心。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做甜品的店主。
只是偶尔，在午后阳光最好的时候，店里没有客人，他会搬一张藤椅坐在门口。海风吹来，带着阳光晒在柏油马路上的味道。他会微微地眯起眼睛，看着街上缓慢行走的路人，看着光线在空气中投下浮尘舞动的轨迹。在那样安静的、被阳光浸泡着的时刻，他会有一瞬间的失神。他的目光会变得很远，仿佛穿透了眼前这条狭窄的街道，穿透了那片蔚蓝色的海，看到了另一座城市，另一段时光。但他从不让那种失神持续太久。也许是街角传来的一声汽车喇叭，也许是店里烤箱“叮”的一声脆响，他会立刻回过神来，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恰到好处的温和微笑，仿佛刚才那个遥远的眼神，不过是阳光过于刺眼，造成了一个无伤大雅的错觉。
一年后。
纪靖淮与苏晚晴的婚姻貌合神离。那场被全城瞩目的婚礼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锣鼓喧天地开场，然后在帷幕落下后，只剩下一片无人收拾的凌乱后台。他们的结合稳固了两大家族的商业联盟，却无法在一个屋檐下制造出丝毫家的暖意。
终于在某一天，纪靖淮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去寻找言深。他查遍了全国的出入境记录，调查了所有与言深有过关联的银行账户。他几乎把整个申城翻了一遍。然而一无所获。言深没有用那本护照，没有动那笔钱。他就这样，用最原始、也最彻底的方式，从纪靖淮的世界里蒸发了。
他像一阵风吹过了他的世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痕迹。那座空荡荡的玻璃城，成了纪靖淮一个人的牢笼。有时候，他会在深夜里，独自一人站在那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那片璀璨而沉默的灯火，一看就是一整夜。他不知道，在那千万盏灯火之外，在某个他永远也找不到的、被海风吹拂着的角落，有一盏属于甜品店的昏黄灯光，正在安静地亮着。
又或者，他知道。但他，永远也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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