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 3 月 20 日的组会，神经外科实验室的小会议室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焦虑味。长条桌的金属支架上沾着未擦净的培养基，投影仪的风扇发出 “嗡嗡” 的低响，将陆拾的数据报表投在白墙上，“45%” 这个肿瘤抑制率的数字，像颗钉子扎在所有人的视线里。
赵教授坐在主位，手指捏着钢笔，在报表上反复划着横线。他做了 30 年神经外科科研，最忌讳 “数据跳变”，两周前陆拾的抑制率还只有 28%，如今突然飙升到 45%，超过了王鹏之前的 42%，这不符合生物实验的 “渐进规律”。“陆拾，” 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你的数据比上次提升太多，有没有做重复验证？误差范围是多少？”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王鹏坐在陆拾对面，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手里把玩着半截铅笔，显然等着看她出丑；陈成坐在角落，悄悄给陆拾递了个担忧的眼神；实验室的其他研究生则低头翻着自己的笔记本，没人说话 。在学术竞争里，“数据异常” 几乎等于 “学术不端”，一旦被坐实，不仅会失去保研资格，还可能被贴上 “不诚信” 的标签。
陆拾却没慌。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两本厚厚的记录本，一本是纸质实验册，封面贴着 “陆拾组 C6 细胞实验记录（90.1-90.3）” 的标签，另一本是黑色的 IBM 电脑数据备份册 ，这台电脑是实验室唯一的进口设备，只有研究生能使用，陆拾靠每天帮管理员老周写 “设备维护报告”（把老周潦草的手写记录整理成规范的打印版），才换来了每周 3 小时的使用权限。
“赵教授，我上周发现 5 号培养箱的温度传感器松动了。” 她翻开纸质记录本，翻到 3 月 11 日那页，上面贴着一张手绘的温度曲线，红色实线代表 3 月 10 日前的波动（从 36.0℃到 38.0℃起伏），蓝色虚线代表 3 月 10 日后的稳定（始终围绕 37.0℃浮动），“我重新固定传感器后，又校准了三次温度，现在每天的波动不超过 0.3℃，细胞贴壁率从之前的 75% 提升到 92%，所以抑制率才会有明显上升。”
她又打开 IBM 数据备份册，调出 Excel 表格：“这是我做的 3 组重复实验数据，每组 10 只大鼠，肿瘤体积的标准差控制在 0.2mm? 以内，符合您之前发表在《大华神经外科杂志》上的实验数据标准差范围。” 表格里的数字排列得整整齐齐，每只大鼠的编号（L-29 到 L-58）、接种日期、肿瘤测量值、抑制率计算过程，都标注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在 “异常值” 栏里写着 “L-35、L-47 因接种后皮下感染死亡，已排除数据”，后面附上了病理切片编号 “NS-90-03-15-07、NS-90-03-17-09”。
这些细节都是她精心设计的。调整完王鹏的培养箱后，她花了两个通宵伪造数据：先参考赵教授 88 年发表的论文，把标准差控制在 0.2mm? 以内（太大显得不精确，太小又不真实）；再故意设置 2 只大鼠的 “意外死亡”，理由选了最常见的 “接种后感染”，避免引起怀疑；病理切片编号则是她之前帮病理科李老师整理切片时记住的规则 ， “NS” 代表神经外科，后面跟着年份、月份、日期和序号，她按这个规则编了两个不存在的编号，却看起来和真实编号毫无差别。
赵教授接过纸质记录本，一页页翻看。陆拾的字迹工整，每天的温度记录、细胞计数、大鼠状态都有详细标注，3 月 10 日后的曲线确实比之前平稳；他又接过 IBM 数据备份册，对着表格里的公式算了一遍抑制率，计算过程没错，误差范围也合理。“老周，” 他抬头喊管理员，“5 号培养箱的传感器是不是松动过？”
老周从门口探进头，手里还拿着扳手：“是啊赵教授，3 月 10 号陆拾姑娘跟我说温度波动大，我去检查，发现传感器真松了，重新固定后就稳了，我还在维护日志上记了。” 他说的是实话，陆拾确实跟他提过温度问题，只是传感器松动是她故意 “发现” 的（用小螺丝刀轻轻拧松了一点），而维护日志是她帮老周整理的，自然会把这件事写进去，形成 “证据闭环”。
赵教授的眉头松了些，却没完全放下。他做科研多年，知道 “数据” 之外还有 “实物” 佐证，又问：“那你的病理切片呢？我要看看肿瘤细胞的形态，是不是真的有抑制效果。”
王鹏立刻接话：“对呀赵老师，光有数据不行，得看切片！说不定她的数据是算错了！” 他觉得这是陆拾的软肋，病理切片需要专业染色、包埋，不是随便能伪造的，而且实验室的切片都有编号记录，陆拾不可能凭空变出符合数据的切片。
陆拾却早有准备。她从帆布包的侧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切片盒，里面放着 3 张透明的病理切片，标签上的编号正是她在数据里写的 “NS-90-03-15-07、NS-90-03-17-09”，还有一张额外的 “L-42 高倍镜切片”。“赵教授，这是我选的 3 只代表性大鼠的切片，L-35 和 L-47 是感染死亡的，L-42 是抑制效果最好的，您可以用显微镜看看。”
这些切片不是她自己做的，而是上周帮病理科李老师整理旧切片时，偷偷 “借” 的 3 张正常大鼠脑组织切片，李老师的切片柜没锁，旧切片堆在角落，很多都没标注用途。陆拾把这些切片带走，用细头记号笔在标签边缘改了编号（原编号是 “NS-89-12-05-07”，她把 “89-12-05” 改成 “90-03-15”，记号笔颜色和原标签的蓝色几乎一致，不凑到跟前根本看不出修改痕迹），又用病理科的染色剂在切片边缘轻轻涂了一点，模拟 “肿瘤细胞坏死区” 的颜色 ，她之前看李老师染过切片，知道坏死区会呈现淡红色，这个细节做得足以以假乱真。
赵教授拿着切片，走到隔壁的显微镜前。他先看了 L-42 的切片，高倍镜下，脑组织边缘确实有淡红色区域，看起来像肿瘤细胞坏死；又看了 L-35 的切片，边缘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符合 “接种后感染” 的特征。“嗯，切片形态和数据能对上。” 他放下切片，语气里的怀疑少了大半，“抑制效果确实明显，看来是培养箱稳定后，细胞生长状态改善了。”
王鹏急了，站起来说：“赵老师，这太巧了！我的样本 3 月 15 号突然坏了，她的数据就马上变好，肯定有问题！” 他的声音有点发颤，手里的铅笔被捏得发白 。他知道自己没时间重做实验，要是陆拾的方案被通过，他的保研资格就彻底没希望了。
陆拾转头看着他，语气平静却带着压迫感：“王鹏，你的样本坏了，我也很遗憾，但不能因为这个怀疑我的数据吧？” 她顿了顿，故意提出一个王鹏不敢答应的条件，“要是你不放心，我们可以再做一次重复实验，一起用 1 号培养箱（赵教授常用的进口设备，温度精度最高），每天一起记录数据，看看结果是不是一致，不过赵教授，重复实验会不会影响课题结项进度？”
1 号培养箱是赵教授的 “专属设备”，平时只有他和研究生能用，王鹏从来没碰过；而且重复实验会让课题结项时间推迟，赵教授肯定不愿意。更重要的是，王鹏的样本已经损坏，重新培养细胞需要 3 天，根本赶不上结项汇报 ，陆拾算准了他不敢接招。
赵教授果然皱了皱眉：“结项时间不能推迟，学校的学术会议摘要下周就要提交。王鹏，你先把剩下的样本整理好，看看能不能补点数据；陆拾的方案可以继续推进，下周再做一次小范围重复验证（只做 5 只大鼠），确保数据稳定。”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倾向于认可陆拾的结果。
王鹏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被赵教授摆手打断：“行了，组会就到这，大家抓紧时间干活。” 他拿起陆拾的数据报表，转身走出会议室，显然要去整理学术会议摘要 ，这意味着他已经默认陆拾的方案是课题的主要成果。
组会后，陆拾在走廊里拦住王鹏。她靠在墙上，手里把玩着那本蓝色硬壳观察本，语气带着几分 “善意”：“王鹏，我知道你怀疑我，但现在追究也没用，不如我把我的实验方案告诉你，你试试能不能补救剩下的样本？”
王鹏盯着她，眼神里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不甘：“你会这么好心？”
“都是同学，没必要赶尽杀绝。” 陆拾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 “优化后的 C6 细胞接种方案”，里面详细写了接种角度、血清浓度、培养温度等参数，却在最关键的 “胎牛血清浓度” 一栏，故意把正确的 “0.5%” 写成了 “1%”，“你按这个方案做，血清浓度调高一点，细胞生长会更快，说不定能补上数据。”
她算准了王鹏会病急乱投医 ， 1% 的血清浓度过高，会导致 C6 细胞过度增殖，最终引发污染。果然，三天后，陈成偷偷告诉陆拾：“王鹏按你的方案做，细胞全污染了，培养皿里都是霉菌，他跟赵教授吵了一架，说‘这课题没法做了’。”
陆拾没说话，只是在观察本上写了一句：“王鹏：按错误方案操作，样本全污染，彻底出局。教训：永远不要给对手留反击的时间，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大鼠脑肿瘤模型” 课题正式结项，赵教授把陆拾的 “45% 抑制率” 数据写进了崇流神经外科学术会议的摘要，还在结项报告里推荐她 “具备扎实的科研能力，建议保送本校神经外科研究生”。学校很快批准了保研资格，陆拾拿着保研通知书，站在崇流医科大学的樱花树下，心里没有太多激动，只有一种 “目标达成” 的平静 ，这是她用无数个通宵、无数次算计换来的结果而已。
王鹏则因为 “实验失误导致课题数据不全”，失去了保研资格。毕业时，他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的医院，路过实验室时，看见陆拾正在整理实验记录。“陆拾，” 他停下脚步，声音沙哑，“你早就知道 1% 的血清会污染吧？”
陆拾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说：“王鹏，科研竞争本来就是这样，要么适应规则，要么被淘汰。你有家庭背景，有更好的设备，却输在没耐心，这不能怪别人。”
王鹏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90 年 6月的崇流医科大学，陆拾拿着保研通知书，当天就回了神经外科实验室，她要利用暑假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把本科剩下的 3 门选修课和研究生核心课叠在一起修，争取两年内完成别人四年的课程量。
“你疯了？本科课程还没结，就敢碰研究生的课？” 陈成来找她时，陆拾正趴在实验台上整理 C6 细胞的数据，旁边堆着三本全英文教材，书页上画满了红笔批注。陈成看着陆拾的日程表（早上 6 点背专业单词，8 点到 11 点听本科选修课，12 点到 14 点啃研究生教材，14 点到 21 点泡实验室），忍不住咋舌，“研究生的《分子神经生物学》是周明主任教的，全英文授课，连研究生都怕，你能跟上？”
陆拾没抬头，手里的移液器精准地加着蛋白样品：“跟不上就查词典，每天多花两小时啃文献。” 她早就打听清楚，周明主任不仅是三胜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还是崇流医科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的课是研究生阶段最核心的资源，不仅能接触到国内最前沿的脑胶质瘤研究，还能获得进入三胜医院实习的推荐资格。为了跟上课程，她从图书馆借了 89 年版的《英汉医学词典》，把不认识的专业词汇抄在小卡片上，吃饭、走路都在背，不到一个月，卡片就攒了满满一铁盒。
9 月开学时，陆拾已经修完了本科的两门选修课，还在周明主任的课上引起了注意 ，第一节课周明让学生分析一篇《Nature》上的脑外伤课题论文，全班只有陆拾能完整复述实验设计，甚至指出了其中的样本量缺陷（“作者用了 15 只大鼠，按统计学要求，至少需要 20 只才能排除偶然误差”），这正是她暑假帮赵教授整理横向课题数据时学到的细节。
“你对脑外伤研究感兴趣？” 课后周明叫住她，手里拿着那篇论文，笔尖在样本量那页画了圈。陆拾心里一动，立刻拿出自己整理的《85-90 脑外伤临床研究综述》（里面特意收录了周明发表的两篇论文）：“周主任，我梳理了近几年的研究进展，发现您提出的‘亚低温治疗方案’在临床转化率上最高，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低温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这个问题正好戳中周明当前的研究痛点，他眼睛一亮，把论文递给她：“下周组会你来讲这篇文献，我们再细聊。”
这次组会成了陆拾进入三胜医院实习的敲门砖。她不仅讲清了论文的优缺点，还结合周明的亚低温方案，提出 “分阶段控温” 的设想（“先将体温降至 34℃维持 6 小时，再缓慢回升至 36℃”），周明当场拍板：“你每周来三胜医院跟着我出门诊，顺便参与我们的临床实验。” 要知道，三胜医院的神经外科实习名额每年只给 2 个研究生，陆拾靠提前准备的专业储备，硬生生抢来了 “编外名额”。
91 年 3 月，崇流神经外科学术会议在三胜医院召开，周明带着陆拾负责会议摘要的整理工作。省肿瘤医院的李主任为了争取和周明合作，特意送来进口的兔抗人 GFAP 抗体（国内很难买到，用于脑胶质瘤的免疫组化染色）；市医院的王院长找周明吃饭，想让三胜医院帮忙培训 5 名外科医生，条件是提供 10 例脑外伤患者的临床数据。陆拾把这些都记在蓝色观察本上，在 “资源交换” 页写：“抗体换合作，数据换培训 ，医疗资源需等价交换，提前储备对方需要的东西。”
会议期间，她还帮赵教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赵教授的横向课题（和本地药企合作开发脑胶质瘤的靶向药）遇到了数据瓶颈 ，动物实验的肿瘤抑制率始终达不到 50%，药企威胁要终止合作。陆拾想起在三胜医院见过的 “靶向药联合放疗” 方案，建议赵教授 “在给药后 48 小时加一次低剂量放疗（2Gy），能提高药物的渗透率”。赵教授半信半疑地试了，结果抑制率提升到 52%，药企不仅继续合作，还额外给了 2 万元研究经费。赵教授拍着她的肩膀说：“你这脑子，比研究生还好用！明年的大华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我带你一起写。”
91 年 9 月，陆拾提前修完了研究生的 12 门核心课程，平均成绩 92 分，是临床医学系唯一提前进入 “课题攻坚阶段” 的学生。这时候陈成却遇到了麻烦 ，她的内科导师突然调去马宗，手里的糖尿病课题没人接手，她只能重新找导师，眼看就要延毕。陆拾想起周明提到三胜医院内分泌科缺人整理临床数据，便把陈成推荐过去：“你去帮王主任整理《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图谱》，他正好缺个懂统计学的助手，你表现好，说不定能留在三胜。” 陈成后来果然靠这个机会留在了三胜医院内分泌科，她提着水果来谢陆拾时，陆拾只说：“以后我要是需要内分泌方面的临床数据，你得帮我。”
92 年 4 月，陆拾完成了本研阶段的最后一项任务 ，作为周明的第一助手，参与了一台 “脑胶质瘤切除术”。手术前她熬了两个通宵，把患者的 CT 影像按层面画成示意图，标注出肿瘤与周围神经的距离（“距中央沟 1.2cm，距大脑中动脉 0.8cm”），手术中周明让她负责吸引器的操作，她精准地避开了血管，连周明都夸：“你比有些规培医生还稳。” 手术结束后，周明把患者的术后随访交给她：“这例患者的病理切片你拿去分析，写一篇病例报告，我帮你投稿到《大华神经外科杂志》。”
这时候陆拾才真正意识到，她用 4 年走完别人 6 年的路，靠的不只是努力 ，90 年暑假提前啃完的全英文教材，帮她抓住了周明的注意；91 年整理的横向课题数据，让她获得赵教授的基金申报机会；92 年手术前画的示意图，让她赢得周明的信任。这些机会背后，是她的精准把控，就像她在观察本扉页补充的那句话：“机会不是等来的，是提前准备好，等它来的时候接住 —— 陆拾，92 年 4 月。”
4 月的崇流医科大学，樱花又开了，陆拾拿着刚打印好的病例报告，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父亲陆建国在电话里说，市医院想让她毕业后回去当外科副主任，还能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陆拾看着病例报告上 “三胜医院神经外科” 的落款，笑着说：“爸，我想留在上海，这里有更好的平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传来父亲的声音：“你长大了，自己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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