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年 3 月的崇流吉安委，四楼会议室的长桌上摊着《大华治保 DRG 分组试点工作指南》，蓝色封面的文件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陆拾坐在主位，指尖在 “分组权重确定原则” 那页划了道红痕，这行字下面藏着她今年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调整疾病分组权重，把治保资金引向她的 “利益圈”。
“陆处，DRG 分组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命根子，尤其是咱们市的三A医院，要是权重定低了，明年的治保报销都不够付耗材钱。” 市治保中心的老周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焦虑。他刚从医院调研回来，三胜医院神经外科的温乐已经找过他三次，暗示 “脑胶质瘤的权重不能低于 2.0”，而儿童医院的院长则天天打电话，担心儿科常见病的权重被砍。
陆拾没接话，而是翻开桌上的《崇流医疗机构诊疗成本统计表》，目光停在 “脑胶质瘤平均住院费用 4.8 万元”“儿科急性支气管炎平均住院费用 0.9 万元” 这两组数据上。她拿起笔，在脑胶质瘤数据旁写了个 “3.5 万耗材”，又在儿科数据旁画了个向下的箭头 —— 这是她早就和温乐、李姐商量好的 “调整方向”：把脑胶质瘤的权重拉高，既能让三胜医院多拿治保报销，还能让合作的私立医院分一杯羹；至于儿科，“成本低、流程简单” 是最好的借口，就算权重降了，也没人能说她违规。
“下周成立 DRG 分组专家委员会，名单我已经拟好了，你们看看。” 陆拾把一份打印好的名单推到桌前，上面的名字像一串精心编排的密码：三胜医院治保科主任赵刚（去年帮她伪造过 “脑胶质瘤科研经费报表”）、康泰医院院长张磊（李姐的核心客户）、肥瑞药企医学顾问马克（负责提供 “国际诊疗成本参考数据”）、崇流医疗成本监测中心主任秦佩（她的研究生同学，当年毕业论文是她指导的），只有两个名额给了非关联机构，还是刚入职的年轻医生，根本没话语权。
老周扫了眼名单，眉头皱了起来：“陆处，这里面私立医院和药企的人是不是太多了？而且没给儿童医院留名额，他们肯定有意见。”
“专家委员会要兼顾‘临床、治保、社会办医’，私立医院是社会办医的代表，药企能提供国际经验，很合理。” 陆拾的语气不容置疑，“儿童医院的问题，后续会单独开座谈会，现在先集中精力定分组框架。” 她心里清楚，给儿童医院名额，只会阻碍她的计划，不如先把权重定下来，生米煮成熟饭。
4 月 10 日，DRG 分组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吉安委召开。会议室里，赵刚坐在陆拾左手边，手里拿着厚厚的 “脑胶质瘤诊疗成本报告”，封面上盖着三胜医院的红色公章；张磊则带了个计算器，时不时按几下，嘴里念叨着 “要是权重能到 2.5，咱们医院每年能多拿 200 万报销”；马克坐在角落，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米国的脑胶质瘤 DRG 权重是 2.8，崇流的医疗水平和米国接近，权重应该向国际看齐。”
轮到讨论脑胶质瘤分组时，赵刚第一个发言：“根据我们医院的统计，脑胶质瘤（WHO III 级）的平均手术耗材费用是 3.5 万元，住院天数 21 天，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0%，主要是因为我们用了 3D 打印导航模板、术中 MRI 这些高端设备，诊疗成本确实高，权重应该调到 2.5，才能覆盖成本。” 他一边说，一边把成本明细推到桌上，上面的 “3.5 万耗材”“21 天住院” 用加粗字体标得格外醒目。
没人注意到，陆拾的指尖在桌下轻轻敲了三下 ，这是她和赵刚约定的信号，确认数据 “没问题”。果然，张磊立刻附和：“我们医院接收的脑胶质瘤转诊患者，术后并发症率比其他疾病高 15%，后续治疗成本也高，权重 2.5 很合理。” 马克也点头：“国际数据支持这个权重，既能保证医疗质量，又能体现崇流的诊疗水平。”
只有市一院的年轻医生小李提出疑问：“我之前查过全国 DRG 试点数据，脑胶质瘤的平均权重是 2.0，咱们一下子调到 2.5，会不会太高了？而且 3.5 万的耗材费用，比我们医院高了 1.5 万，是不是有点夸张？”
陆拾立刻接过话：“小李医生，市一院的脑胶质瘤手术量每年才 50 例，三胜医院有 150 例，康泰医院有 80 例，他们的数据更有代表性。而且崇流的患者病情更复杂，比如合并脑血管畸形的比例比全国高 10%，诊疗成本自然更高，权重高一点是合理的。” 她顿了顿，语气带着暗示，“后续分组方案会纳入专家意见，年轻医生多听多学，以后有的是机会发表意见。”
小李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低下头。他刚入职，不想因为质疑得罪领导，更不想影响以后的职称晋升。
接下来讨论儿科急性支气管炎分组时，气氛明显冷淡。陆拾拿出儿童医院的诊疗数据：“儿科急性支气管炎的平均住院天数 5 天，耗材费用 0.2 万元，诊疗流程简单，主要是对症治疗，权重从 0.8 调到 0.6 就行，既能控制治保支出，又能倒逼儿科提高效率。”
“陆处，这不行！” 老周忍不住反驳，“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本来就缺，要是权重再降，治保报销不够，他们连常用药都买不起了！上个月我去调研，他们的阿莫西林已经断货一周了！”
“老周，DRG 改革的核心是‘优化资源配置’，” 陆拾的语气冷了下来，“儿科要学会控制成本，比如多用国产药，缩短平均住院日，而不是依赖高权重。而且市里会给儿科专项补助，不会影响基本诊疗。” 她心里清楚，所谓的 “专项补助” 不过是空头支票，就算有，也会被她挪到其他地方。
最终，脑胶质瘤的权重定在 2.5，儿科急性支气管炎降到 0.6，其他疾病的分组也或多或少向关联机构倾斜。会议结束后，陆拾把秦佩叫到办公室，把脑胶质瘤的成本报告递给她：“林主任，麻烦你在报告上盖个‘崇流医疗成本监测中心’的公章，证明数据的真实性，后续审计要用。”
秦佩犹豫了一下 ，她知道这份报告的数据有水分，三胜医院的实际耗材费用只有 2 万元，住院天数也只有 14 天，但她欠陆拾人情，当年要是没有陆拾指导毕业论文，她根本评不上中级职称。“陆老师，这样会不会有风险？要是审计查出来……”
“放心，数据都是三胜医院提供的，我们只是‘确认监测’，出了问题也找不到我们头上。” 陆拾拍了拍她的肩膀，“以后你想评副高，我还能帮你推荐，这点小事，不会让你为难的。”
秦佩咬了咬嘴唇，最终还是拿出公章，在报告上盖了章。红色的印泥落在 “3.5 万耗材” 旁边，像一个刺眼的句号。
7 月，《崇流治保 DRG 分组实施方案》正式发布。三胜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们第一时间算了笔账：按权重 2.5 计算，每例脑胶质瘤手术的治保报销能多拿 8000 元，每年 150 例手术，就是 120 万元；加上其他神经科疾病的权重调整，全年治保报销额至少能增加 100 万元。温乐特意给陆拾打了电话，语气里满是兴奋：“陆处，您真是我们的贵人！有了这笔钱，咱们明年能再引进一台术中 CT，精准手术量还能再涨 20%！”
合作的 5 家私立医院也尝到了甜头。康泰医院每月接收 20 例脑胶质瘤转诊患者，按权重 2.5 报销，每月能多拿 16 万元，全年就是 192 万元；其他 4 家医院加起来，治保报销额同比增加了 800 万元。张磊特意请陆拾和李姐吃饭，饭桌上，他递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陆处，这是我们医院的一点心意，感谢您对社会办医的支持。” 陆拾假意推辞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 这是她应得的 “回报”。
而儿童医院和儿科医院，却陷入了困境。DRG 试点后，儿科急性支气管炎的治保报销每例少了 1200 元，加上其他儿科疾病的权重下调，全年治保报销额减少了 1200 万元。9 月，儿童医院的药房里，阿莫西林、头孢克洛等常用药都断了货，家长们抱着发烧的孩子，在药房门口哭着闹事：“我们交了治保，为什么连药都拿不到？医院是不是把钱贪污了？”
儿科主任老郑找到陆拾的办公室，声音带着沙哑：“陆处，再不给我们拨治保补充资金，我们连基本诊疗都没法开展了！昨天有个肺炎患儿，因为缺头孢曲松，差点转去外地医院！”
陆拾却很平静，翻开桌上的《治保资金使用报表》：“郑主任，DRG 改革后，全市治保资金总支出减少了 5%，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结果。你们要学会控制成本，比如多用国产药，缩短住院日，而不是总想着要补助。” 她顿了顿，补充道，“市里的儿科专项补助要明年才能批下来，你们先克服一下，实在不行，就从其他科室调剂点资金。”
老郑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调剂资金？其他科室也缺资金！陆处，你是不是把治保资金都偏向神经科和私立医院了？你对得起这些孩子吗？”
“郑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辞！” 陆拾的语气冷了下来，“DRG 分组是专家委员会共同制定的，经得起审计。你要是再无理取闹，我会上报人事科，说你‘不配合治改工作’。”
老郑气得浑身发抖，却没再说话，陆拾手里握着人事调整的权力，要是被上报，他这个儿科主任就当不成了。他转身离开办公室，走廊里的灯光照在他身上，像一层冰冷的霜。
118 年 3 月，大华治保局的审计组进驻崇流，重点检查 DRG 分组的合理性和治保资金的使用情况。审计组刚到，就发现了问题：“崇流脑胶质瘤的 DRG 权重是 2.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0%，而且诊疗成本数据和其他城市差距太大，需要详细核查。”
陆拾接到消息时，正在参加 “医疗经略制定专家” 的评审会。她立刻借口 “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会场，给赵刚打了电话：“审计组发现脑胶质瘤的权重有问题，你赶紧补录 100 例‘脑胶质瘤合并复杂并发症’的病例，比如术后感染、神经功能障碍，病例时间要分散在 117 年全年，诊疗费用要和之前的成本报告匹配。”
“陆处，这么短的时间，补录 100 例病例，会不会太假了？” 赵刚的声音带着慌乱。
“假不了！” 陆拾的语气很坚定，“让临床医生根据真实病例修改，把‘术后恢复良好’改成‘术后出现颅内感染，延长住院 7 天’，再补开一些抗生素和康复治疗的医嘱，费用自然就上去了。秦佩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她会让成本监测中心‘确认’这些病例的真实性。”
挂了电话，陆拾又联系了李姐，让她准备 5 万元的崇流本地特产 —— 丝绸、茶叶、海鲜礼盒，包装成 “地方特色纪念品”，送给审计组的成员。“审计组的王组长喜欢喝茶，你把最好的明前龙井放进去，再附一张‘感谢指导工作’的卡片，别写名字。” 陆拾叮嘱道，“一定要做得隐蔽，不能让人发现。”
接下来的一周，陆拾陪着审计组 “加班加点” 核查数据。她一边给审计组递茶水，一边 “解释”：“崇流的脑胶质瘤患者，合并脑血管畸形、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比例比其他城市高，术后并发症率自然也高，诊疗成本和住院天数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权重 2.5 是合理的。” 她一边说，一边把补录的 100 例并发症病例推到桌上，“这些都是真实病例，有完整的诊疗记录和费用明细，成本监测中心也确认过，您可以随便查。”
审计组的王组长翻着病例，又喝了口陆拾送的龙井，语气缓和了不少：“陆处长，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病例记录也很完整。不过以后要注意，数据要及时上报，避免和其他城市差距太大，引起误解。”
陆拾连忙点头：“谢谢王组长指导！以后我们会加强数据监测，及时调整分组权重，确保 DRG 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4 月，审计组出具了 “合格通过” 的审计报告，只在报告里提了句 “建议加强数据动态监测，优化部分疾病分组权重”，没有追究脑胶质瘤权重的问题。陆拾松了口气，立刻给吴森打了电话：“吴主任，审计顺利通过了！以后 DRG 分组的调整，我们更有经验了。”
吴森的声音里满是满意：“陆处，你做得很好！明年大华 DRG 试点总结会，我推荐你去发言，好好准备一下。”
挂了电话，陆拾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市行政中心大楼，心里满是得意 ，她又一次赢了。
桌上放着一封匿名信，是儿童医院的护士写的，里面说 “因为药品短缺，有个肺炎患儿没能及时用药，转到外地医院时已经出现呼吸衰竭”，信的最后写着 “陆处长，你也是从医生做起的，为什么不救救这些孩子？”
陆拾拿起信，看了一眼，就扔进了垃圾桶。她打开电脑，调出 “118 年治保资金分配表”，在三胜医院神经外科的 “预计报销额” 后面加了个 “ 500 万”，又在合作私立医院的 “补助资金” 后面加了个 “ 300 万”。至于儿童医院的 “药品短缺”，她在备注里写了四个字：“自行解决”。
窗外的阳光照在电脑屏幕上，“2.5” 的权重数字泛着冷光，像一个无声的嘲讽，这是她权力的勋章，也是无数患儿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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