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年的春天，地区市一中的梧桐树刚长出新叶，就被一场倒春寒冻得蔫了大半。校门口的公告栏贴了张黄纸，用毛笔写着 “期中考试安排”，初三的学长们围着看，讨论着 “重点高中推荐名额”，初一（1）班的窗户开着，能听见里面翻课本的 “哗啦” 声 ，距离期中考试只剩一周，教室里的空气比往常更紧绷，连平时爱打闹的男生，都把课本摊在桌上，假装看题。
陆拾的数学课本失踪那天，是周三的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她想把几何证明题的辅助线再画一遍，伸手去书包里摸课本，却只摸到了皱巴巴的练习册。书包里的夹层、桌肚的角落、甚至教室后面的储物柜，她都翻了个遍，课本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是不是落在家里了？” 陈雪凑过来，小声问。她的手指在练习册上勾着重点，铅笔头断了，用小刀削得尖尖的。
陆拾摇了摇头。前一天下午，王芳借过她的课本 ，当时王芳拿着自己的错题本，说 “陆拾，你的课本上标了辅助线的画法，借我看十分钟”，陆拾犹豫了一下，还是递了过去。王芳坐在第一排，背对着她，翻课本的动作很快，还时不时回头看她一眼，当时陆拾没在意，现在想来，那眼神里藏着不对劲。
“我去问问她们。” 陈雪指了指王芳身边的女生，那些人平时总围着王芳转，说不定知道什么。她起身走过去，假装借橡皮，耳朵却往王芳那边凑，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嘴唇贴着陆拾的耳朵说：“是王芳藏的，她跟李梅说，把课本藏在学校的柴火房里，还说‘让陆拾找不到课本，考不好数学’。”
陆拾的手指捏着练习册的边角，把纸都捏皱了。柴火房在学校西北角，是个低矮的砖房，平时堆着冬天取暖用的煤块和柴火，只有后勤的张师傅有钥匙，王芳怎么进去的？她想起王芳上周跟后勤老师说 “帮爸爸拿学校的文件”，说不定是那时候配了钥匙。
“要不要告诉李老师？” 陈雪问。李老师是班主任，平时虽然偏向王芳，但课本被藏，总归是王芳的错。
陆拾却摇了摇头。她想起上次数学竞赛名额的事，老师明明知道她的成绩更好，还是选了王芳，“告诉老师没用，” 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们自己想办法。”
那天放学，陆拾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绕到了柴火房附近。柴火房的门虚掩着，里面飘出一股潮湿的煤烟味。她趴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堆着半人高的柴火，捆得整整齐齐，墙角的架子上放着几个旧水桶，她的数学课本就压在最上面的水桶底下，露出一小截蓝色的封面。
她没进去拿。如果现在把课本拿回来，王芳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比如藏她的练习册，或者在考试时故意打扰她。陆拾想的是，要一次解决问题 。王芳最在意的是班长的位置和父亲的面子，只要抓住她的把柄，让她失去这些，以后就不会再找她麻烦了。
回到家时，母亲张兰正在厨房蒸馒头，蒸笼里冒出的白汽模糊了窗户。陆建国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台黑色的相机，正在擦镜头。那是台 1970 年代产的海鸥牌相机，机身有点重，镜头上有一道浅划痕，是去年父亲给一位摄影师做了阑尾炎手术，摄影师送的谢礼。平时陆建国很少用，就放在衣柜的最上面，用红布包着。
“爸，这相机怎么用？” 陆拾走到父亲身边，指着相机问。
陆建国愣了一下，放下镜头布：“你问这个干什么？这相机是胶卷的，拍错了就浪费了。”
“学校要办黑板报，想拍几张照片贴上去，” 陆拾编了个借口，眼睛盯着相机，“您教我用一下吧，就拍几张。”
陆建国想了想，还是把相机递给了她：“装胶卷的时候要小心，别漏光；快门按钮在右边，按的时候要稳，不然照片会糊；拍完要卷胶卷，听到‘咔嗒’声才算好。” 他一边说，一边教陆拾装胶卷，手指划过相机的金属机身，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一件宝贝。
陆拾学得很认真。她在院子里试拍了几张，拍母亲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拍弟弟陆阳玩的弹珠，拍煤棚里的煤块。晚上等父母睡了，她又偷偷把相机拿出来，在房间里练习。她把台灯调暗，模拟考场的光线，用课本当道具，练习怎么从斜前方拍到课本上的字，怎么按下快门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相机的快门声很轻，“咔嚓” 一声，像风吹过树叶，她觉得，注意点，应该没人会注意。
接下来的三天，陆拾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观察王芳的作弊规律。她发现，每次数学考试，王芳都会和后排的男生赵磊传纸条，赵磊的数学成绩在班里排第三，尤其是代数题，做得又快又对。考试前，王芳会把橡皮切成两半，掏空中间，把写好答案的小纸条塞进去，再用胶水粘好；考试时，她会假装掉橡皮，弯腰捡的时候，把橡皮递给赵磊，赵磊写完答案后，再用同样的方式递回来。
陆拾把这些都记在观察本上：“王芳，作弊搭档赵磊，工具：掏空的橡皮（上面有米老鼠图案），时间：考试中途，动作：假装掉橡皮。” 她还特意观察了王芳的橡皮 ，是块粉色的，上面印着米老鼠，边角有点磨损，是县城百货大楼里卖的那种，比普通橡皮贵一倍。
考试前一天，陆拾去县城的照相馆买了一卷黑白胶卷。胶卷是 “乐凯” 牌的，要 3 毛钱一卷，她还问老板 “洗一张照片要多少钱”，老板说 “5 分钱一张，隔天取”。她把母亲平时给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一共 8 毛钱，揣在口袋里，这些钱，够买一卷胶卷，洗十张照片。
期中考试那天，天刚亮就下起了小雨。陆拾背着书包，里面装着相机，相机用毛巾裹着，怕碰坏，还有铅笔、橡皮，还有一本空白的练习册。走进教室时，王芳已经坐在第一排了，正在跟赵磊使眼色，赵磊点了点头，把一块粉色的橡皮放在桌角，正是那块印着米老鼠的橡皮。
陆拾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把相机放在桌肚的最里面，镜头对着王芳的方向。监考老师是隔壁班的张老师，手里拿着一摞试卷，走进教室说：“把课本、练习册都收起来，桌上只能放铅笔和橡皮，作弊的按零分处理。”
试卷发下来后，陆拾先看了一遍，大部分题她都复习过，尤其是最后一道几何证明题，她在练习册上做过三次，辅助线的画法记得很清楚。她没急着写，而是假装整理铅笔，用余光看王芳。王芳正皱着眉头看第一页的选择题，手里转着那支印着 “上海” 字样的钢笔，明显不会做。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王芳开始行动了。她故意把橡皮碰掉在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手在赵磊的桌角碰了一下，赵磊赶紧把自己的橡皮递过去 ，那是块普通的白色橡皮，里面应该藏着答案。王芳接过橡皮，坐直身体，假装擦错题，其实在偷偷抠橡皮里的纸条。
就是现在。陆拾的手慢慢伸到桌肚，握住相机，调整好角度，镜头对准王芳的手和橡皮。她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快门 ，“咔嚓” 一声，很轻，被窗外的雨声和张老师的脚步声盖了过去。王芳没注意，赵磊也没注意，只有坐在旁边的陈雪，偷偷看了她一眼，陆拾摇了摇头，让她别说话。
接下来的时间，陆拾很快就把试卷做完了。她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题，然后把试卷放在桌上，假装睡觉，其实在等王芳第二次传纸条 ，她要多拍几张，确保证据足够。
果然，快交卷的时候，王芳又掉了一次橡皮，这次她把写好的纸条传给了赵磊。陆拾又按下了快门，这次张老师正好走到王芳身边，她赶紧把相机藏好，假装抬头看黑板，张老师没发现异常，转身走了。
交卷后，王芳走到陆拾身边，笑着说：“陆拾，这次的题好像有点难，你都会做吗？” 她的眼神里带着挑衅，好像笃定陆拾没了课本，考不好。
陆拾点了点头：“还行，大部分都会。”
王芳的笑容僵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转身跟赵磊一起走了。
下午放学后，陆拾直接去了县城的照相馆。老板正在暗房里洗照片，看到她来，问：“拍好了？胶卷拿来我看看。” 陆拾把相机递过去，老板取出胶卷，放进洗照片的药水里，说：“明天下午来取，记得带钱。”
第二天下午，陆拾拿到了照片。一共拍了两张，都很清晰：第一张拍的是王芳手里拿着粉色橡皮，纸条的一角露在外面；第二张拍的是王芳弯腰递橡皮，赵磊的手伸过来接。照片是黑白的，王芳的脸有点模糊，但那块印着米老鼠的橡皮很清楚，能看清上面的图案。
陆拾把照片剪成了小块，只留下王芳和橡皮的部分，其他的都撕掉了。她不想把赵磊牵扯进来，主要目标是王芳。她从母亲的针线篮里找了个旧信封，上面印着 “地区医院” 的字样，她用钢笔把医院的名字涂掉，然后把照片放进去，封好口，没写收件人 ，她知道，教务处的老师看到照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陆拾等到晚自习结束，校园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悄悄走到教务处的门口。教务处的门虚掩着，里面没开灯，只有走廊的路灯照进来一点光。她把信封从门缝里塞进去，听到 “啪嗒” 一声，信封落在地上，然后转身就跑，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心里又紧张又兴奋。
第二天早上，教务处就开始调查了。张老师把王芳叫到办公室，问她是不是作弊了，王芳一开始不承认，说 “我没有，是别人陷害我”。直到张老师拿出照片，王芳的脸瞬间白了，眼泪掉了下来，说 “是赵磊逼我的，他让我传纸条，我不同意，他就威胁我”。
赵磊也被叫到了办公室，他一开始还想狡辩，但看到照片，也承认了 ，是王芳找他，说 “考完试给你两块钱，帮我传纸条”。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王芳和赵磊的数学考试按零分处理，王芳被记过一次，班长的职位被撤掉；因为陆拾的数学成绩是满分，又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老师让她接任班长。
宣布结果的时候，教室里很安静。王芳趴在桌上哭，她身边的女生没人敢安慰她；赵磊低着头，脸很红；其他同学都看着陆拾，眼神里有惊讶，有佩服，还有点害怕。陈雪凑过来，小声说：“你真厉害。”
陆拾没说话，只是接过老师递过来的班长袖标。红色的，上面绣着 “班长” 两个字，有点旧，是王芳之前戴的。她把袖标戴在左臂上，感觉沉甸甸的 ，这不是因为袖标重，而是因为她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证据” 比 “哭闹” 有用，比 “父亲的权力” 有用。
接任班长后，陆拾有了很多以前没有的资源。她可以优先借阅图书馆里的稀缺资料，比如那本《初中数学竞赛题集》，之前只有王芳能借；她可以参加学校的学习小组，和初三的学长一起讨论难题；老师还把班里的黑板报交给她负责，能自己决定写什么内容，用什么颜色的粉笔。
有一次，王芳的父亲 ，教育局的王副局长，来学校视察，看到陆拾在组织同学打扫卫生，问老师 “这是谁啊”，老师说 “是我们班的新班长，数学成绩很好”。王副局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陆拾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有点不高兴 ，他肯定知道，是陆拾把他女儿的班长职位弄没了。
但陆拾不怕。她在观察本上写：“84 年 4 月 15 日，接任班长，获图书馆借阅权、学习小组资格。证据> 权力，能力 > 背景。” 旁边画了一个相机，还有一个红色的袖标，袖标上打了个勾。
那天放学，陆拾路过校门口的宣传栏，看到上面贴了张新的名单 ，王芳的名字也在上面，排在最后，后面写着 “记过一次”。
陆拾站在宣传栏前，看了很久。春风吹过，梧桐叶沙沙作响，她想起去年秋天刚入学的时候，王芳戴着上海手表，抢占第一排的座位，而她只能坐在角落，吃着咸菜馒头。现在不一样了，她有了班长的袖标，有了别人没有的资源 ，这些不是靠父亲，不是靠哭闹，而是靠她自己的观察和计划，靠那些清晰的黑白照片。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观察本，封面的红色塑料皮被磨得有点亮。里面记着她从 7 岁开始的所有观察。这些不是没用的笔记，而是她一步步走到现在的阶梯。
回到家，陆拾把相机还给了父亲。父亲问她 “学校的黑板报拍好了吗”，她点了点头，说 “拍好了，效果很好，老师还表扬我了”。父亲笑了，说 “下次再用，跟我说一声”。
陆拾没告诉父亲真相。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她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数学课本，已经从柴火房拿回来了，封面有点脏，她用橡皮擦干净，翻开第一页，开始预习下学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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