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我才上完高中，城北和我同龄基本都成家了。我被表叔推荐来公社里面当会计，兼写些大字报和一些宣传工作。
去公社报道那天，表叔叫我晚上等他一起，要跟我回家给娘道喜，他怕娘不懂在公社当会计好不好，说是要给娘讲我这是出息了。
“阿嫂你在吗？”
我们走进屋里，饭菜放着，没见着娘。见肯定是见不到的，这个点她都不会在，除了大冬天她会特意等我回来煮些热菜，平日饭点都不在的。
“她没在的顺子叔，这个点她应该还在厂里。”
“你现在出息了，别让你娘那么累，叫他别去当工人了。”
“好的叔。”
我们等到夜静了下来，娘还没回来，表叔上前给阿爸他们上了根香：“阿哥，佑安出息了，你在下面可以安心去投胎了。”讲完他眼眶湿润，站在灵牌前好一会儿，就回去了。
阿爸瘫痪那会后，表叔基本不过来，偶尔来的几次都是在那和阿爸道歉：“阿哥，那会儿多亏了有你。”“阿哥我那会儿是真受不了，你别怪我。”之类的话。
他总是边哭边说，我听得不太清。我猜那会儿在牛棚里面应该发生了些什么，多半是阿爸替表叔挨打了，反正都过去很久了。这次去公社上班，大队能有名额推荐我，我知道这都是表叔忙前忙后疏通关系要来的。
我在屋里继续等着阿娘回来，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她一连好几天如此，和故意躲起来似的，让我找不到她。我回家的日子变多了，可是见到阿娘的时间却没多，在公社上班后，我感觉不到她的喜悦，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其实那时候在公社里面当临时工是很体面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比起参加集体劳动来得轻松多，而且挣的工分也比普通劳力高。
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怎么搭理我，我也是一头雾水，平日里要去公社上班，得闲时回家又不怎么看到她。虽然不怎么见过她人，可是夜里我睡觉总会被她咳嗦声吵醒，我怕厂里那环境给她落下病根，想着让她把田整好就行，平时参加点集体劳动，别在去当工人了。
那会儿的城北已经饿不死人了，况且原本家里是缺粮户，大半年内，家里已经有余粮了，一天我早起，堵着她出门，想着不管什么事总得说清楚，有什么想说的总不能憋着就是。
“你别去石头厂了，那粉尘大，你最近老咳嗽，我在公社挣的够花。”
“你那钱，我不花。”
“怎么不花？不偷不抢的，光荣钱。”
“你那钱不光荣。”
“怎么不光荣？”
“那天顺子和你来的吧，你这合同工是顺子给的吧？”
“不是顺子叔给的，他就推荐而已。”
“一个意思，他推荐的活，我嫌脏。”阿娘有点激动，她从来不这样的，我讲话也有点冲，我们话赶话了情绪都不好，我看她委屈得好像要哭出来，心一下软了，问她：“阿娘你别着急，怎么了这是，当会计不好是吗？”
“不是不好。”她给我说阿爸被关的那年，表叔带人来家里后也被关了，他俩都没什么文化，不太懂造反派问的那些问题，答不上，就被打，打几下倒也没事，主要不给睡觉。后面表叔撑不住，指着阿爸说他就是□□的，说他们戏班都是□□。他俩被关了两个月，直到他们班主招供了，直到阿爸残了，才把他们从“牛棚”里放出来。
阿娘说完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人趴在桌上，失声痛哭了起来，她压抑太久了，想哭。
我忙上前去抱着她：“这不怪表叔，表叔也不想这样的，过去了阿娘，咱们会越来越好的，这些都过去了。”
我们都知道，时代的问题，是不能归根在个人身上的，表叔和我们都一样，只是一位在城北想努力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阿娘不是想去责怪他，她哭只是因为想阿爸了，一直都在想。
她没有说话，就一个劲地哭，在我怀中。
那年二十岁，比阿娘高了一个半头，她依偎在我怀中像小孩子一样，哭得整个人在那发抖，好一会儿，她缓了过来问我：
“阿安你怎么不出城北？”
“出不去，出远门得先找生产队、大队、公社开三级证明，很难。”
“不是那种出去，是去外面谋生。”
“那也出不去。”
“怎么都读那么多书了还出不去，古代有读书的都能出去，现在怎么不行？”
“那得考试读大学。”
“你怎么不读大学？”
“现在没得读大学。”
“怎么没得读？”
“因为没有高考。”
她不问了，因为她不懂什么叫高考，她只是很沮丧的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本事，才没能让我走出去。其实不是的，那年代是能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太难了，我没好意思说点什么。她看我也沮丧，就忙着安慰说：“没关系，娘就一说，娘也舍不得你走出去。”讲完她摸着我的脸颊看着我，欣慰的又说：“阿安已经很优秀了，都读到高中了，也是个大人了，是时候娶妻生子了。”
我那时候，才明白阿娘为什么固执着让我读书，她就想我离开城北；和她在努力离开这个家一样，她想有个新生活，也想我离开这去过新生活。
她没有热爱这里，她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她老了还会在这，但她不希望我也在这。我想把她一起接出去，去一个看不到回忆的地方，我时常自责没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却在一个又一个的“只能如此”和“都是如此”下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不过有一件好事就是她辞去了石头厂的工作，回家继续务农，看了医生吃了些药，咳嗽得到很大的好转。
那会儿日子过得很惬意，我们按部就班的活着，事情都朝着美好那一面走去，阿娘帮我去谈亲，说她在我这岁数，她已经生三个孩子了。亲没相到，一晃又过去两年，21岁的那个秋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新闻，这个新闻打破了我们惬意的生活。
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从知道恢复高考到距离考试只剩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很激动，我算回乡知识青年，符合报考条件，急匆匆地回到公社高中报了名，报名费五角，又补交三张免冠一寸照片。
那时候没有考试大纲什么的书籍，加上高考已经停办了十年，突然恢复高考，也不知道会考什么，更不知从何处开始复习，那会儿在社工当会计，能复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只能放手一搏，挤时间的复习。
考试是十一月举行的，考点设在县里。
天还没亮，我就从城北出发，一路走，一路回想着我学过的所有知识，那天秋风瑟瑟，校门口架设了机关枪，说是为了保证考试安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那是我头一次看到那么多人，我穿一件短袖挤在人群中却感受不到一丝凉意，我很紧张，又很激动，脑子一片空白。
在后面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想不起来那几天发生的事，比如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天数，我都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人很多，还有就是我身边有个女的也是城北过来的，她是我邻座，和我差不多大，我记得那会儿她已经结婚了，好像才生完孩子，应该还在坐月子，也来参加这次考试。
那年的录取率只有4.0%，百万雄师过大江，我肯定是到不了江对岸的那一位。名落孙山后，我没敢和阿娘说，我怕她对我失望，变得郁郁寡欢。后来我发高烧了，少有胃口，和公社告了一个月病假，想着回城北休息了一段时间。
于其说休息，不如说躺一段时间。
那一个月格外的漫长，我有时躺得腰酸，就起身去外面走走。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黄泥地上，看到地上有着几条熟悉的推土车车胎印，望向远方又看到田间有着一家四口在那操劳，他们欢声笑语，不知疲惫。
“阿安这时间怎么没在公社待着呢？”一个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紧接着又传来不同的声音：“阿安你得去找媳妇了，都这把年级了。”“阿安你去高考了吗？考上了吗？”那个月里，只要有出门，不管遇到个谁，总会问一些关于“成家”“高考”之类的问题，铺天盖地向我袭来，城北小，乡里乡外都认识，他们嘴巴都碎，我可听不了这个。
一连三天，忍不住腰酸想出门，出门又扛不住人问。但凡遇到有人问，我就转身走回家去继续躺着，每每这个时候，阿娘就悄悄地站在门边，她好像尾随着我进屋一样，就在那等着我，见我没那么烦躁了，便溜了地进来，摇了摇我肩膀说：“起来吃饭吧，没事的，他们嘴巴都碎。”
我好奇着问：“什么嘴巴都碎？”
她不讲话，就冲着我笑笑。
“你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她还是没讲话，好像什么都知道，关于我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她知道我去参加高考了，“高考”那两字她托人打听过，见我回家丧着脸，她心理有数，那时候我真想从她那得到一些批评和贬低，这样或许心里还能舒服点，可我告假的那一个月里，她什么都不过问，只是忙着照顾我。
我躺在那，等不到责备的话，却等来她讲出“没事”“没关系”。她老是这样，从小到大，在我没原谅自己之前就已经原谅了我，任何事。我不忍她一直站在那，便起身说着：“我饿了娘。”
她站在我身边，听我说饿了，高兴得马上跑去端粥进来，看筷子忘记拿，又着急忙慌地出去拿筷子，又是拿小菜，又是拿汤勺，忘东忘西的，来回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坐在身边看着我吃饭，很是满意地说着：“不吃饭怎么行，得多吃饭，身体才好。”
我看着她傻笑着，没有说话。
“能到高中已经很厉害了，他们话多，咱不搭理他们。”她很骄傲地说的，脸上挂着笑，我还是没回她，只是简单的吃起了饭。
“老师从小就夸阿安很聪明，不就是一次高考……”她突然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没了，板着脸，一脸严肃，像是很后悔跟我提了高考一样，起身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那段时间，她小心翼翼地和我交流，那些学习有关的话她都不说。
假期到了，我接着回公社去，几个月后我周末回城北，阿娘突然和我说：“公社那边不然别去了。”
“怎么？”
“家里不缺粮，别去了。”
“谁家还嫌粮多？”
“就别去了，好不好。”
“不好。”
“你去高考，上大学，怎么不好？”
我没想到她讲了那么多不合实际的铺垫，竟是想让我继续读下去。我不知道怎么回她，我没那个能力考上其实，又很怕直接拒绝会让她伤心，我沉默地站着，见她跑去灶台边，捧起三五个地瓜走到我面前，又说：“你看，不缺粮，饿不死，你去读书。”
说完又指了指灶台边上的芥菜，她目光如炬，不像在征求我意见，像是命令，很是坚定。我知道这个时候是劝不动她的，我心中也有一些不甘，就答应了下来：“好，我考大学！”
她听我答应了，放下手中的地瓜，没了刚刚的坚定，神情变得满意起来。
“我还有点钱，够复读。”
“傻孩子，娘有，这不用你操心。”
简单和公社做了告别，表叔说位置给我留着，让我放心往前冲。我继续回到学校去，开始了我的复读之路。
后面的时间，阿娘想着法子为我多挣点生活费，又回去那个石头厂做起了小工。
我一个月回家一次，她都算好日子，准备好多吃的等着我回家，然后把生活费拿给我，她给我的钱很多，那会儿我是班里最瘦、鞋子裤子最破的，但生活费却是最多的人，我怕她自己吃不饱饭，她说工头看她干活勤快，每个月都会多给她一笔钱当奖金，自己花不完，就多给我点。
她老毛病在那会儿又犯了，讲两句话就伴着一声咳嗽。
那年高考定在了七月，那次的复读只有四个月的时间给我做准备，现实生活里很难孕育出童话故事，那年，还是落榜。
那年她让我别有任何的沮丧，坚持要我考大学。
那年她让我什么都别管，坚持继续往前冲。
那年她让我钱别省着好好花，坚持再去城北的餐馆里做帮厨。
白天务农，紧接着去厂里，晚上又去饭店打杂，人手不够时还得颠勺下厨。阿娘每天四点一线，半夜才能回家，她是真的累，牲口都不带这样被使唤的。我在公社存下来的钱也见底了，她不让我插手任何事，就让我好好读书，和十年前一样，我还是劝不过她。
她拿命去换着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那钱又变成了三份；我有时候会问她图什么，她总是笑着说为了“希望”，说完就进屋休息了。我复读时常感到不解，“希望”是什么？为了这个难以实现的“希望”，她这样累死累死的，真的值得吗？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很快”是对我来说。
对阿娘来说，这一年应该是很漫长和折磨的。
临近七月高考，那会儿学校已经停课了，老师让我们回家自己准备准备。我住家，半夜经常能被阿娘的咳嗽声吵醒，我悄悄地走去她房间看她，她发现我站在门口，很不好意思地说：“是不是吵到你睡觉了？”
“不是，我还没睡呢。”
“要考试了都，快点去睡觉。”
“你没事吧阿娘，看你这样我担心。”
“没事，我去院子躺，你快点去睡。”
“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用，喉咙有点干，喝口水就好了。”说完阿娘就拿着草席走到院子去，还叮嘱着我快点休息，我看着阿娘躺下的身影，瞬间湿了眼眶：“阿娘，不用这样。”阿娘执意如此：“这里凉快。”我犟不过她，回了房间，心想着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考上。
从那天之后，我晚上睡觉再也就没听过阿娘咳嗽了，她好像每晚都跑去院子边去睡。
那年是幸运的。
揭榜那天，我带着阿娘一起来到学校看成绩。那天的记忆很模糊了已经，书上说人成功的时候像个傻子，因为太激动了，大脑供血不足，会有短暂性的失忆，说白了就是没脑子，我应该就是那样，只记得那天我一直哭，阿娘挽着我的手一直说没事，说来年再来。我说考上了，她就抱着和我一起哭。那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因为好事而哭，我才是知道原来真有喜极而泣这东西。
我报了师范大学，我就想教书育人，阿娘是我的第一个学生，以后我会有更多的学生。我也想教那些因为世俗观念、家庭贫瘠等原因而上不了学的人读书识字。
学校在省城里，阿娘说那是大城市，有洋楼、有汽车、有西餐厅、有电影院、有足球场……
半个月后的一个晌午，一个声音打破了那年的平静。
“有人吗？吴佑安家是住这里吗？”
“是。”
“吴佑安的。”是邮差，她说完便将信封递给了阿娘，转身就离开了。
我冲出门外，拿起信封拆开看，那是一张被装在小号牛皮信封里的入学通知书，上面用白纸黑字简洁明了地写着：请“城北中学革委会转吴佑安同志：经批准你被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录取，请于十月十一日报到。”落款是高校的名称，后头还有“革委会”的字样。那张黑白通知书一直在我的行李里，因为它非常的珍贵，后面的几年，我不论去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上。
天道酬勤吧算是，我终于考上了。马上，我考上大学的事在城北炸开了锅。
“那可是省城大学，以后阿安是城里人了。”
“这在古代可是状元了，以后去城里当大官。”
“佑安娘你这下半辈子不得天天在家翘脚过了。”
“……”
那两个月“城北新闻”，基本都是围绕我展开的，恨不得把我考上大学的小事写进大字报里。乡里传得一个比一个夸张，还有说我是能当上皇帝的人，阿娘一听笑着说：“对对对。”笑完立马反应过来，一脸严肃：“这可不能瞎说。”
那时家里常挤满了人，乡里外有闻讯好奇赶过来看我的录取通知的、有领着孩子来这吸收我“灵气”的、有大队和石头厂来慰问的、也有来请教如何学习的，各种称赞声不绝于耳，绕梁三日。
那俩月，娘停了工作，也不去务农了，每天早上敞开着大门等着别人来“溜须拍马”，她自己不说，等着别人开口，她就很享受地听着。
家里堆了好些邻里送来的东西，有鲜菜和鸡蛋，也有一些干货，学校给了我一些奖学金，表叔拉着大伙儿一起给我凑了好多钱，表叔那会儿挨家挨户去说：“你不出钱？这去的可是省城，以后阿安赚大钱，回乡建设可没你好处。”他们听得直掏钱，毕竟我是城北那会儿的“天之骄子”，他们现在小钱都不出，以后容易亏本了。
那时候上大学不用学费，表叔帮忙筹的钱很丰厚，够我一年生活用。
这些种种，让阿娘更加坚定的觉得自己做的那些都是值得的，她那会儿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她给我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也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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