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抬石头，忽然我舅舅来了，他当时已经是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了。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公社宣传干事刘波要我来通知你，叫你马上到公社文艺宣传队报到。这是大好事啊！”
舅舅知道我在水库工地抬石头很苦。
我问：“什么时候去？”
舅舅说：“现在就去，刘干事要我带你一起去，我帮你拿行李。”
我说：“我没什么行李要拿，你先回去吧，我回住处清理一下东西就去。”
舅舅自己回镇上了。
我当即回到住处收拾行李，夏天的行李太简单了，衣服用床单一包，把琴插在包里，网兜把吃饭的洗脸的刷牙的一装，就可以走了。
走的时候，一起在工地抬石头的一个人非要送我。
这个人是我在这水库工地上刚结识的一个朋友，我们很谈得来。
他姓周，名文，原是武汉某中专学校的学生，因在学校被打成□□，加上又出身于地主家庭，就被学校开除了。
周文已经三十多岁了，单身汉。晚上我俩就跑到村后面的山上聊天，有时还弹琴、唱歌。
他很喜爱音乐，是很不错的男中音。《花好月圆》、《莫斯科效外的晚上》和《 红梅花儿开》这递进歌，就是他当时教会我唱的。
我背着包袱，他帮我提着网兜。我们一边走一边聊。
他对我说：“你长得太漂亮了，会招女人喜欢。一定要注意和女人保持距离，不要轻易对女人动感情。”
他讲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谈到他的初恋，谈到他失败的婚姻，他总结说：
“我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啊！你千万别蹈我的覆辙！”
从水库工地到镇上，有十几里路。
走着聊着，走着聊着，不知不觉走了一大半路了。
我对他说：“不要再送了，谢谢你了！你说的话我一定牢记，就此别过，今后多联系。”
我走了好远，他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下午两点多，我就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的门口了。
我向门卫说明了情况，门卫的人告诉我刘干事的办公室。
刘干事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呢。
刘干事很热情，一见面就说：“听说你在文艺方面很不错，有人向我推荐你。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了，是全脱产的，基本队伍是“七建”的宣传队员。”
原来七建的总经理张吉庆调到红云山茶场当党委书记了，所以他搞的宣传队就改组成公社的宣传队了。
我一听“七建”二字，心里就想，真有意思，这不就是我本来要去没去成的那个宣传队吗？
于是心里马上有了疑虑，就对刘干事说：“我们大队同意吗？
刘干事笑着说：“成立这个宣传队，是公社党委决定的，招人不需要征求大队的意见。”
他又接着说：“手续问题不用你们操心，我都为你们安排好了。所有宣传队员的工作关系都分别转到公社的几家企业，工资由各企业发，工资标准按企业平均工资发。你马上去宣传队排练厅报到吧，宣传队排练厅就在公社大礼堂。他们都知道你要来，好几位你都认识，还有你的几个老同学呢。”
真是福从天降啊！我高兴极了，兴奋极了！
告别刘干事，我拿起行李就往宣传队排练厅快步走去，哪里是走，简直是一路小跑。
一到排练厅门口，一位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小姑娘就跑上来问：“你是古之华吧？我叫郝苹。”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又不认识你。”我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奇怪。
“你认识我爸爸吧？”她有点调皮的样子，歪着头说。
“不认识，你爸爸是谁？”我反问道。
她摸了模我插在包里琴，说：“我爸爸弹过你这把琴呢。”
“不会吧。”我记不起来了。
“我爸爸是郝军呀，他让我告诉你，你来了就到我家里去一趟。”说完她就跑开了。
我想起来了，郝军是我们公社党委副书记，曾经在我们大队蹲点。
去年我和他见过一面，当时他和大队的几个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路过我们家，我正在门口弹秦琴。
他很感兴趣地走过来，说：“弹得不错啊！把你的琴给我弹一下行么？”
我站起身，把琴递给他，没想到，他竟坐在我的椅子上弹起琴来。他弹得比我好。
我说：“您弹得真好！”
他弹了一曲，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只觉得很好听。
他一弹完，旁边的人都一起鼓起掌来。都说郝书记真是多才多艺。
他把琴还给我，从椅子上站起起身来，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还问我爱看些什么书。
就见过这一次面，郝书记还记得我？
我当时只想过，这个人记忆力真强！
别的都没想，更没想到，我的初恋就要开始了。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鹅蛋脸，皮肤很白，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一对辫子又长又粗又黑，穿着一身白色的练功服，一副既天真又有点调皮的样子。
忽然心头闪过几小时前周文对我说的话：
“我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啊！你千万别蹈我的覆辙！”
我还没回过神来，一群宣传队员就围上来了。
啊！这么多老熟人呀。
指导老师，就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蔡老师，他调到这里来了。
初中同班同学蔡先明、张如之，初中同级不同班的余光明，也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队员，我的老部下，还有原七建的工友王大友、于文学、熊春来等。
当时全国都在大唱样板戏，每个公社都有宣传队，除了唱样板戏，还排演各类文艺节目,歌舞、曲艺、话剧等都有。
我们公社的宣传队规模还不小，有6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城里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和本地的回乡知识青年，艺术素养都很不错，都曾经是学校里的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队里有一个很不错的乐队，小提琴、大提琴、小号、笛子、二胡、钢琴、扬琴，月琴等等，都不乏好手。
宣传队正在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从县文工团请来了一位指导老师协助总导演蔡老师。
主演是一位名叫余芳的武汉下乡女知青。角色已经都定好了，我被分到了乐队里。乐队的负责人是镇上高中的一位姓吴的语文老师，他的京胡拉得非常好。
同时，另一个剧组正在排练京剧《沙家浜》，主角郭建光的扮演者是通用机械厂开小车的周能。
这两个大剧组之外，就是一些小节目组了。当时正在排练的小型节目有《洗衣舞》、《草原英雄小姐妹》、《蝶恋花》等舞蹈节目和一些曲艺类节目。
我来了后，加排了两个节目。
一个是快板剧《一条标语》，剧中同学蔡先明演爸爸，一位从襄阳下放的知青李书珍在《沙家浜》剧组中扮演沙奶奶，同时又在我们这个剧组中演妈妈，我演哥哥，报幕员郝苹演妹妹。
另一个是我们四个男生演唱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个唱段“党叫儿做一个钢强铁汉”。
宣传队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每天早上集中练基本功，练声，吊嗓子，唱音阶。中午、下午、晚上都分组排练。
虽然有点累，但很充实，很快乐。
自从我到了宣传队，郝苹就一天到晚跟着我，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
排练节目时不用说，不排练了她也紧跟着我，就餐也非要和我同桌。
我对她说：“别老是跟着我啊。”
她说：“就是要跟着你！见不到你我就好难受。”
看到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我也不好说什么。
她还经常硬拉着我要教我跳舞，是她们女生跳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和《洗衣舞》。
我说，这是你们女生跳的，我不学。
有时，他要我站在一个地方，不准动，然后，她站在我对面，呆呆地看着我，看得我很不好意思。
她竟说：“真好看！你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在排练《一条标语》的时候，她叫我“哥哥”，还要拉我的手。
这与剧情不合，我不拉，她就撒娇。
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对男女之事还很懵懂，是很呆痴的。然而，见到她时，有时也会心慌心跳。
没几天功夫，我就感觉到有几个宣传队员看我的眼神有异样。当时有点莫名其妙。
原来在我来宣传队之前，就有三个人暗恋着郝苹，但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来了之后，郝苹一天到晚跟着我，他们三个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现在就更不高兴了。
老同学蔡先明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了，叫我尽量少和郝苹在一起。
于是我就经常想办法躲开郝苹。虽然我行动上总是在躲避她，但心里好像还是愿意和她在一起，说不清是个什么心态。
有一次，排练一结束，我趁郝苹不注意，就溜了出去，去找在化工机械食堂工作的老朋友，在他那里吃饭。
结果，郝苹端着碗到处找我，还边找边喊。没找到，就哭起来了。
这样一来就更糟糕了！
不少人开始说风凉话了，连蔡老师都偷偷问我：“你和郝苹倒底是怎么回呀？”
我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在一个节目组，接触多一点而已。”
“我听说，她找不到你还哭起来了，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年纪小。”我真不知怎么回答了。
当时，在我心里，她就是个还不大懂事的小姑娘，干部子女，有点娇气。
为了避嫌，我来镇上几个月，本来想去郝苹家里见见郝书记，表示感谢，一直都没有去，很是失理。
为此，郝苹很生我的气，但她生我的气也还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
这期间，也见过郝书记一次面，但不是在他家里。
那是一次开企业职工大会，我们宣传队也参加了，而且座位安排在听众席最前面。
入场了，宣传队员基本上都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了，我坐在第一排，别的座位都坐满了，而我身边的一个座位却没人来坐。
我几次拉人来坐，他们都不坐，都装出神秘的样子说：“这位子有人坐，我可不敢坐。”
领导入场了，郝苹才来，她大概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
她一来，就坐在我旁边的坐位上了，旁边的几个人都捂住嘴巴笑。
郝书记坐在主席台中央，他看到我了，笑着对我挥了挥手。
这次大会是他作报告。
会开完了，我也没敢上前去和郝书记说说话。
出会场时，郝苹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爸爸看见你了！”
我低着头没说话，总想着对不起郝书记，他帮我这么大忙，可说是把我救出苦海了，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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